大西洋月刊｜閱讀是一種惡習

瀕危滅絕的讀者

成為一名讀者，意味著培養一種與世界的關系；按照大多數標準來看，這種關系不僅毫無意義，甚至適得其反。

作者：" bdsfid="324">Adam Kirsch

編輯：阿K

如果你在2025年讀過一本書——哪怕只有一本——你就屬于瀕危物種了。就像蜜蜂和紅狼一樣，“美洲讀者”（Lector americanus）的數量幾十年來一直在持續萎縮。2022年發布的最新版《公眾藝術參與調查》（Surve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rts）顯示，在過去12個月里讀過哪怕一本書的美國人不足半數；只有38%的人讀過小說或短篇故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和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從2003年到2023年，每天為了樂趣而閱讀的美國人數量每年下降3%。

這種衰退正在加劇。過去十年間，美國學生的閱讀能力出現斷崖式下跌，閱讀習慣也隨之惡化。2023年，幾乎每天都為了樂趣而閱讀的13歲兒童僅占14%，低于十年前的27%。越來越多的高中生甚至大學生難以從頭到尾讀完一本書。

數十年來，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對這一趨勢感到焦慮，卻始終無力回天。如今，一些人開始嘗試新策略：如果人們不愿因為樂趣而讀書，也許可以勸說他們為了拯救民主而讀書。代表84個國家出版商的國際出版商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過去一年一直在推廣“民主取決于閱讀”的口號，聲稱“雄心勃勃、批判性和反思性的閱讀，仍是公民演練復雜思維、恢復注意力以及培養公共自由所需的內在自由的少數空間之一。”

這類論點的問題不在于其錯誤，而在于它們根本無法說服任何人多讀書，因為它們誤解了人們最初成為讀者的原因。告訴某人因為閱讀對社會有益而熱愛文學，就像告訴某人因為宗教對社會有益而信仰上帝一樣。這是一種針對本應是個人志趣的事物所作的功利主義論證。

與其將閱讀描述為一種公共義務，不如將其描述為一種私人樂趣，有時甚至是一種惡習（vice）。這不僅是吸引年輕人的更有效方式，而且恰好也是事實。當文學被視為離經叛道時，道德家們無法阻止人們購買和閱讀危險書籍；如今書籍被視為美德和教化的象征，道德家們卻無法勸說任何人拿起一本書。

我早期最深刻的閱讀記憶之一來自五年級。當時我沉迷于一本書，竟然完全沒注意到正在進行的拼寫測試。我記得這件事部分是因為當時害怕惹麻煩，但我認為它在40年后仍留在我記憶中的真正原因，是那種奇異感（uncanniness）。教室里流逝的時間并沒有在我身上流逝；在某種真實的意義上，我身處另一個世界，即書的世界。

成為一名讀者，意味著培養一種與世界的關系；按照大多數標準來看，這種關系不僅毫無意義，甚至適得其反。閱讀無利可圖；它不教授任何可遷移技能，也不提供任何拓展人脈的機會。相反，在最具體的意義上，它是一種反社交活動：要進行閱讀，你必須獨處，或者通過屏蔽他人來假裝獨處。閱讀教導你關注自己頭腦中的世界，而非現實世界。

任何童年癡迷讀書的人大概都能講出類似的故事。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他的史詩巨著《追憶似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第一卷《斯萬家那邊》（Swann’s Way）中就講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他寫到在鄉下的夏日午后讀書，聽不到教堂的鐘聲。

“有時甚至會發生這樣的情況：這一小時過得太快，鐘聲竟比上一小時多敲了兩下；那么必定有一小時我沒有聽到；發生過的事情對我來說并未發生；書本的魅力，一種如最深沉的睡眠般強效的魔力，堵住了我被施了魔法的耳朵，抹去了那金色的鐘聲在包圍著我的寂靜的蔚藍表面上發出的聲響�！�

在這段話中，如此深陷書本魔力的能力似乎是一種恩賜。但隨著小說的展開，普魯斯特的敘述者表明，他對書籍——以及后來的音樂和藝術——的敏感，正是導致他不適應生活和人際關系的同一特質的表現。他對地名的詩意如此敏感，以至于當他造訪實地時，總是感到失望。他對內心活動的過度關注使他成為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對他而言，他人的存在只是情感刺激的提供者，而非擁有自己思想和欲望的真實個體。

通常，如果你想尋找閱讀能讓你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的證據，你最不可能在偉大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他們對文學太了解了，以至于無法像教育家那樣將其理想化。事實上，一些最偉大的小說講的正是閱讀如何毀掉生活——首先就是常被視為第一部現代小說的《堂吉訶德》（Don Quixote）。塞萬提斯的這位喜劇英雄沉迷于“閱讀騎士小說”，直到“他的腦子里塞滿了他從書上讀到的東西：魔法、爭吵、戰斗、挑戰、創傷、求愛、愛情、痛苦以及各種荒誕不經之事”。他確信自己是小說中的人物——他當然是——于是踏上了一系列騎士冒險之旅，結果卻荒唐可笑、悲慘收場。

幾個世紀后，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女主人公犯了同樣的錯誤，后果更為悲劇性。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對閱讀上癮——福樓拜寫道，作為青少年，她“在舊借閱圖書館的書堆里弄臟了雙手”。當她結婚并發現自己并不像小說引導她預期的那樣愛丈夫時，她轉向婚外情，“試圖找出生活中‘幸福’、‘激情’、‘陶醉’這些詞的確切含義，這些詞在書中曾顯得如此美麗。”但書中的美好在現實生活中卻變得丑陋，愛瑪試圖過一種浪漫小說女主角的生活，最終以毀滅和自殺告終。

《包法利夫人》于1856年出版后，其對性道德淪喪的直露描寫導致福樓拜在巴黎因淫穢罪被起訴。他最終被無罪釋放，而審查這部小說的企圖只會讓它更受歡迎，正如20世紀《尤利西斯》（Ulysses）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所遭遇的那樣。如今，所有這些書都被視為經典，這意味著我們大多數人只會在教室里遇到它們，將其作為應盡的研習對象。

如果我們想避免閱讀走向滅絕，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告訴年輕人許多偉大作家坦承的事實：文學不會讓你成為更好的公民或更成功的人。對閱讀的熱愛甚至可能讓生活變得更加困難。你培養這種熱愛不是為了民主。你這樣做是為了那種深夜躲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筒看書的刺激感，那種欲罷不能、又唯恐被人發現的快感。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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