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

世界在我面前

新東方CEO周成剛老師2025年的全新力作《從此，世界在我面前》，書中收錄了30個打破常規、向光而行的成長故事。

我們將在公眾號持續分享，與您一起見證那些向光而行的生命軌跡。本期，帶您認識這位愛開“地獄笑話”、肱二頭肌發達的寶藏男孩。曾在ICU里擔心作業的他，如今努力幫他人獲取“新生”。

蔡文博

2000 年出生，湖北人

本科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

碩士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

目前在武漢從事社會服務相關工作

通過短暫的幫助，確實可以緩解他們在現實層面的困境，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打破內心的限制。

——蔡文博

助人自助

聊天的時候，蔡文博把電腦放在了雙腿上，帶著我在電腦這頭遠程 “參觀” 了他的家。他的家和普通的家庭并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在家具的選擇上都會略矮一些。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蔡文博遭遇了一場意外，此后他的人生都需要在輪椅上度過，“當時我進了 ICU，我心里在想，完了，我作業沒做完，收假回去老師會不會罵我。” 蔡文博一邊說一邊咯咯笑。

俊朗的外表，長期使用輪椅練就的強壯的肱二頭肌，以及偶爾帶著 “地獄” 色彩的幽默，是蔡文博給我留下的印象。

直到大四下學期，蔡文博才下定決心要去香港攻讀碩士學位。

“我對社會工作專業比較感興趣，大學期間也學了很多理論知識，但都說香港的社會工作比較成熟，所以想親自去看看。”

社會工作，這是一個比較小眾的專業。蔡文博剛剛接觸到和它有關的職業時，甚至連這個專業的名字都沒聽過。高中二年級時，爸爸經人推薦，給他報名了當地殘聯組織的生活重建訓練營，他才知道原來有那么多有關殘障人士的工作可以做。

訓練營請到了很多受傷多年的同儕訓練師來講課，培訓內容幾乎涵蓋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從輪椅的使用技巧，到類似乘坐地鐵的日常經驗，還有集體出動的 “都市探險”。

“就是安排你在某一天集體活動，比如一起去某個大型超市完成購買任務，主要是為了鍛煉我們的社交能力，讓我們有勇氣和外面的人交談，接觸社會。”

這種類似線下聚會的活動，對于殘障人士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與身體上的困境相比，無法自如使用身體所帶來的心理困境更難戰勝。” 很多人受傷后，會因為種種原因刻意躲在家里，減少社交。但這種應對方式通常只會讓人更加消極。而生活重建訓練營中諸如 “都市探險” 這一類的活動，就是在幫助人們走出困境，融入社會，重新建立自信。

在四年級受傷之后，雖然蔡文博從此離不開輪椅，不過由于他初高中一直在普通學校正常讀書，所以他在社交方面基本沒遇到什么障礙或者困難。但即使如此，他依舊覺得自己收獲很多，“參加完這個訓練營之后，就感覺自己的自理能力變強了好多，思想上也有一些轉變。”

但并不是所有參與訓練營的人，都能讓生活在短短十幾天內獲得轉變。一些人受到訓練營環境和氛圍的影響，在活動期間變得更加積極和外向，但回到家后又重新把自己封閉起來。“一方面可能是時間短了，另一方面可能就是需要進一步去鞏固他們的想法”，蔡文博補充道。“我身邊認識的幾個傷友肯定是走出來了，但我聽他們討論，也有那種在困境里出不來的，最后得抑郁癥自殺了。”

他說的沒錯，我查閱了 2022 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的數據，在殘疾人群體中，輕度以上抑郁的占比達到了 51%，這一數據遠高于普通人群，而自卑和孤獨正是誘發他們抑郁癥的主要原因。比如有些人因為住在樓上，又沒有電梯，不得不縮小自己的社交圈，還有一些人因為是在中年時期受傷，社會地位等等都因此發生改變，在受到很大的打擊后就會選擇封閉自己，將自己困住。

“通過短暫的幫助，確實可以緩解他們在現實層面的一些困境，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打破內心的限制。” 因此，在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蔡文博選擇了社會工作專業，“因為它有個理念叫‘助人自助’，和當初殘聯舉辦的生活重建訓練營的初衷是一致的。”

在他的計劃里，畢業后的他也想參與到這樣的社會工作中，給更多同伴帶來幫助和服務。

社會的不同面

本科畢業后，抱著對香港社會工作的好奇，蔡文博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讀研。

這是蔡文博第一次離開武漢獨自生活。初到香港，他就被香港的氛圍和環境上了一課，用他的話來說，香港的平權和多元性 “掀翻了他的天靈蓋”。

“學校的宣傳標語里就會寫‘我們致力于多元性’，宿舍樓下也會有宣傳欄，寫著24 小時心理熱線，如果你覺得心理不舒服，可以給他們打電話，他們還可以提供六種語言的服務”。

課堂上的體驗也和在武漢完全不同，“本科學的比較偏理論，但在香港，我們隔三差五就要去外面參觀學習。” 而且蔡文博留意到，很多香港本地人會選擇一邊從事社會工作一邊讀這個專業，所以為了配合他們的上課時間，港中文的社會工作專業的課程基本都是在晚上進行。“社會工作是一定要實踐的，他們這種工作 + 學習的方式我覺得蠻不錯。”

在香港的學習和生活，讓他深度體驗了香港和內地針對特殊群體開展的工作的差異。從基礎設施建設上來說，以無障礙通道為例，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2017 年的百城調研數據顯示，國內無障礙設施整體普及率為 40.6%，其中還有很多不符合無障礙設施規范，比如坡度較大，通道過窄等等。

“可能還是缺乏一定的規范化”，蔡文博想到自己平時出行所看到的問題，“比如現在投入了很多無障礙公交，雖然有踏板，也可以從后面上去，但因為沒有給司機統一培訓，所以就好像形同虛設。”

比較起來，香港地區在這方面發展較早，所以各方面的設施和制度也更加完善。

“社工組織會定期到香港每一個區的公共場合走訪，看那邊的盲道、無障礙衛生間、升降電梯這些設施的情況，然后會出具報告說明哪些做得好，哪些做的不好，這個東西還是蠻有力量的。”

而且，不同于內地的是，香港的大部分社工組織都是民營企業，工作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而在內地，社工工作基本都是各地政府的責任范圍。“這種體系的不同其實就會帶來不同的結果，自下而上的方式，活力肯定會強很多。”

蔡文博的另一個觀察是，香港社會對于殘障人士的關懷觀念也和內地有所不同。讀研的時候，老師曾帶領他們到臺灣參觀學習，第一天到達時，學校找來的大巴沒有無障礙設施，有些出行不便的同學只能被抱上去，“當時的領隊老師和同學感覺十分難過，覺得是他們沒有考慮周到”。類似的事情在去便利店時也出現過一次，“里面的店員看到后就沖出來連連道歉，說是門口還沒有改造好，給大家造成了不便。”

“他們會覺得提供無障礙設施是應該做的，如果沒做到就會很自責。” 但如果再回頭看自己在老家時的經歷，非機動車道常常會被各種機動車占用，電梯上也不會有人主動避讓輪椅先行，甚至有時候自己動作慢了點都會被抱怨，聊到這些時，蔡文博總結說，“這可能就是大家理念上的不同”，但他也慎重地補充了一句，“但我所在的城市并不具有十分的代表性。”

聊起各地區對待殘障人士的方式和無障礙建筑設施等等的不同時，蔡文博仿佛有說不完的話。他知道內地與香港的差異來源于很多原因，比如體制、比如歷史遺留、比如經濟發展的前后階段、比如社會福利制度的健全。但作為一個從小成長在武漢的孩子，作為一個曾經受益于社會工作的人，在感受過各種不同態度和理念所帶來的差異之后，他更加堅定了自己想要做社會工作的決心。

輪椅、臺階，與人生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蔡文博用這句話解釋他所理解的 “助人自助”：幫助他人擁有自我幫助的能力。體現在社會工作上，就是通過為受助者鏈接各種社會資源，提升他們的能力，讓他們在離開幫助之后也能找到方法去解決困境。

“有個比我小一歲的男孩，他受傷后父母就離婚了，自己跟著爺爺住。剛來殘疾生活訓練營的時候什么都不懂，經過兩周后變化很大，自己還去上海學手藝，然后回廣州創業。”

類似這種成功案例總是可以讓蔡文博看到社會工作的意義。

很多人在受傷后，是沒有自助能力的。這并不是說客觀條件或者外界環境不允許他們幫助自己，而是人們在腦海中已經形成了慣性依賴，“覺得我就坐在輪椅上，所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就習慣性向別人求助，讓別人幫助自己。” 但其實他們完全有自助能力，只是沒意識到而已，蔡文博想要做的，就是讓更多和他一樣的殘障人士意識到，自己能做的事情遠比他們想象的更多。

但光是幫助殘障人士融入普通人的社會生活是不夠的，在蔡文博看來，還要幫助普通人了解殘障人士的真實需求。比如在武漢馬拉松上，每年都會有很多輪友報名。“輪友” 是他們圈子里特有的稱呼，因為大家都要靠輪椅出行，所以就取了這個名字。蔡文博的一個朋友就是參與武漢馬拉松的輪友之一。

“他第一年的時候，每次跑一點就會有個人來推著他往前跑，然后他回頭說‘不用了，謝謝’，結果沒過兩分鐘，換了個人又來繼續幫忙。”

蔡文博笑著說，這種時候總讓人感覺欣慰又無奈，所以第二年再去參加的時候，這位輪友就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謝謝，請勿擅自幫助。

這讓我想起了視障學子張煒軍的經歷，作為視障人士，每次過馬路時，他都會用他們的特殊技巧來記路，但總會有人熱心腸地來把他拉過去，導致他腦海里記的路全亂掉了，當時張煒軍也提到，“除非我們主動請求幫助，其他情況下都不用幫助我們。”

他還聊到了大家對殘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大家都會覺得我們‘不能參與運動’、‘需要很多幫助’、‘要對所有與身體有關的避而不談’。” 但蔡文博更希望大家能夠平等地對待他們就好。

“前段時間我的一個同學搬新家，我和另外幾個朋友一起去玩，那個同學就給他們拿鞋套，另一個朋友就開玩笑說讓他也給我拿一個。”

蔡文博講起來樂得不行，我也受他影響開懷大笑。我想起了史鐵生在《扶輪問路》中最廣為流傳的那個 “地獄笑話”：“自從我殘廢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華，帶著我去踢足球，還讓我當守門員，他不僅沒把我當成廢人，還沒當成人！” 真正的平等或許就是如此，蔡文博和他的朋友們也是這樣。

采訪的那天下午，他和我分享了他打羽毛球的經驗 ——“普通打一下沒問題，但你想扣殺的時候就不行啊！你跳不起來啊！” 他提到了自己的 “戰績”——“有時候我早上會去公園滑個五公里、十公里，如果有人一起比賽，我甚至可以滑進五分鐘！” 他的語氣里，全是洋洋得意。

“其實有很多事是我們自己就能做的。” 他樂完之后，這樣說著，然后輕松地轉動自己的輪椅，向我展示了他的翹輪技巧，這是他在 2016 年參加訓練營的時候學到的，“之前一些小坎都上不去，上下車還要我爸抱我，現在 20 厘米以下的臺階我如履平地。” 不知道為什么，這句話給我的感覺，好像不是在說輪椅與臺階，而是在說許許多多像他一樣的人和他們所面對的人生。

2024 年碩士畢業后，蔡文博回到了武漢。他考了一個社會工作的編制，負責老年人群體。在我們對話的時候，他淺淺地吐槽了一下，“感覺接待的領導比來的老年人都多。” 半年后，我和蔡文博又一次聊了起來，他發給我一張圖片，上面是 “國家輔助器具華中區域中心”，蔡文博說，他在年后終于離職了，他的新工作是給殘障人士提供培訓服務，就像他 16 歲時所參與的那樣，他說他終于能干點真正幫助傷友們的事了。

看著我們的聊天記錄，我的眼睛定格在了蔡文博的頭像上，那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表情包，里面的貓咪表情復雜，我不太看得懂年輕人的流行，但能大概知道他應該在搞笑，這符合他一直以來的人設。我很感嘆，他在那么年少的時候失去雙腿，卻依然保持著幽默與樂觀。

“命運不是用來被打敗的，而是用來被認識的。”

史鐵生在《病隙碎筆》中如此寫下，我在想，蔡文博應該也有著同樣的理解，就像輪椅困不住史鐵生向往星空的眼睛，就像臺階攔不住蔡文博渴望攀登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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