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從福柯式的“規(guī)訓社會”轉向韓炳哲所描述的“功績社會”，個體成為自我驅動又自我剝削的主體。這種過度積極催生了抑郁與倦怠，也瓦解了我們深度專注與沉思的能力。而我們避之不及的“無聊”，曾是創(chuàng)造與精神真正自由的搖籃。

福柯的規(guī)訓社會由醫(yī)院、瘋人院、監(jiān)獄、營房和工廠構成，已經(jīng)不再適用于描述當今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社會形態(tài)，由健身房、辦公樓、銀行、機場、購物中心和基因實驗室建構的社會。

21世紀的社會不再是一個規(guī)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其中的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他們成為自身的雇主。那些規(guī)訓機構的圍墻，過去用來分隔正常與異常的疆域，現(xiàn)在變成歷史的遺跡。福柯的權力理論無法闡釋從規(guī)訓社會轉向功績社會過程中發(fā)生的心理和形態(tài)上的變化。過去流行的概念“監(jiān)控社會”也不再適用于這一轉型，因為其中包含了過多的否定意義。

01

功績社會中，人們常自我剝削

規(guī)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各種否定性的禁令在其中占據(jù)主導。否定性的情態(tài)動詞——“不允許”控制著一切。“應當”中也附著否定性、強制性。功績社會越來越擺脫了否定性。不斷升級的去管制化進程取消了否定性。功績社會使用一種積極的情態(tài)動詞——打破界限的“能夠”。集體復合性的肯定句“是的，我們可以辦到！”恰當?shù)乇磉_了功績社會的積極屬性。禁令、戒律和法規(guī)失去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種種項目計劃、自發(fā)行動和內在動機。

規(guī)訓社會尚由否定主導，它的否定性制造出瘋人和罪犯。與之相反，功績社會則生產(chǎn)抑郁癥患者和厭世者。

從規(guī)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范式轉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延續(xù)性。將生產(chǎn)最大化的渴望顯然存在于社會集體無意識之中。當生產(chǎn)達到一定發(fā)展階段時，禁令的規(guī)訓法則，或者說其否定模式，便達到其極限。為了進一步擴大生產(chǎn)，規(guī)訓范式必須由功績范式，或曰“能夠”的肯定性模式來取代。因為當生產(chǎn)水平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禁令的否定性起到阻塞的效果，妨礙了繼續(xù)發(fā)展。肯定性的“能夠”比否定性的“應當”更有效率。因此社會集體無意識由“應當”轉向“能夠”。較之馴化的主體，功績主體更高效、多產(chǎn)。“能夠”并沒有撤銷“應當”。功績主體依然接受規(guī)訓。他已經(jīng)逾越了規(guī)訓階段。規(guī)訓法則，即“應當”式律令，保障了生產(chǎn)程序，“能夠”則進一步提高生產(chǎn)水平。就提高產(chǎn)量而言，“應當”和“能夠”之間不存在斷裂，反而展示了一貫性。

阿蘭·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將抑郁癥視作規(guī)訓社會向功績社會轉型期產(chǎn)生的并發(fā)癥狀：“當控制行為的規(guī)訓模式讓位于另一種規(guī)范時，換言之，過去通過權威和禁令分配社會階級和兩性角色，如今每個人必須自發(fā)地行動，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癥就在這時開始盛行。……抑郁癥患者沒有最大限度地發(fā)展自身，他在必須成就自身的努力中筋疲力盡。”阿蘭·埃亨伯格僅從自我管理的視角看待抑郁癥，這是成問題的。他認為，這一社交命令——人僅屬于自身——是導致抑郁癥的原因。

在他看來，當晚期現(xiàn)代的人類無法成就自身時，抑郁癥就是這一失敗的病理學表現(xiàn)。然而，正是人際關系的匱乏導致了抑郁癥，這種匱乏是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會的典型癥狀。埃亨伯格沒有注意到抑郁癥的這一面向。他也忽視了功績社會內部的系統(tǒng)性暴力，正是這種暴力導致了精神梗阻。因此，并非“人僅屬于自身”的社交命令，而是成就壓力造成了過勞式抑郁癥。由此可見，倦怠綜合征(Burn-out-Syndrom)不是表達了筋疲力盡的自我，而是表達了疲憊、燃盡的心靈。按照埃亨伯格的觀點，當規(guī)訓社會的規(guī)定和禁令讓位于主體自主承擔責任和自發(fā)行動時，抑郁癥便開始流行。但事實上，并非過多的責任和自主性導致疾病，而是作為晚期現(xiàn)代社會新戒律的效績命令。

阿蘭·埃亨伯格錯誤地把當下的人類等同于尼采的主權獨立的人：“主權獨立的人，不模仿任何人，尼采曾宣告他的降臨，如今此類型的人即將大量出現(xiàn)。沒有在他之上的權威告訴他，他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因為他宣稱自己只屬于自身。”恰恰相反，按照尼采的觀點，即將大量出現(xiàn)的不是主權獨立的超人，而是只會勞作的“末人”。這種新型的人類，毫無防御地陷入過度的積極性之中，沒有任何獨立自主性可言。抑郁的人是一種勞作動物，他在沒有任何外力壓迫的情況下，完全自愿地剝削自我。他同時是施暴者和受害者。自身嚴格來說是一個免疫學范疇。抑郁癥則徹底脫離了免疫學范式。當功績主體不再能夠（繼續(xù)工作）時，抑郁癥就在這一時刻爆發(fā)。它首先是一種對工作、“能夠”的倦怠感。只有在一種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中，才有抑郁癥病人發(fā)出哀嘆：“沒有什么是可能的。”不再能夠的能夠導向一種毀滅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功績主體和自身作戰(zhàn)。抑郁癥患者是這場內在戰(zhàn)爭中的傷殘者。一個社會苦于過度的積極性，因此患上了抑郁癥。它所反映的，是那種同自身作戰(zhàn)的人類。

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tǒng)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tǒng)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于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于自身。這正是他有別于規(guī)訓主體之處。但盡管擺脫了統(tǒng)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fā)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剝削者同時是被剝削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間不分彼此。這種自我指涉性產(chǎn)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于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便是這種悖論式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顯現(xiàn)。

02

我們不能容忍無聊，也失去了專注的能力

過度的積極性還可以呈現(xiàn)為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長的工作負擔要求一種特殊的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這反過來也影響了注意力的結構。作為一種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多工作業(yè)(Multitasking)，并不代表文明的進步。多工作業(yè)不是人類新掌握的技能，以便適應現(xiàn)代晚期信息社會的需求。更確切地說，它代表了一種倒退。當動物身處野外捕獵區(qū)時，普遍存在多任務處理。這種注意力的管理技術是荒野求生的必備技能。

一只正在進食的動物必須同時處理幾項其他的任務。例如，它必須阻止敵人靠近自己的捕獲物。它必須時刻小心，確保自己在進食的同時不被吃掉。它還要同時守護自己的后代和伴侶。在自然捕獵區(qū)，動物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活動中。因此它不能專心、沉浸于任何活動之中，無論是進食或交配。動物不能專注、沉湎于眼前的對象，因為它必須同時注意背景環(huán)境。除了多工作業(yè)，還有其他一些活動，例如電腦游戲也會形成一種寬廣但膚淺的注意力，同野生動物的情形相似。最近的社會發(fā)展以及注意力的結構轉變促使人類社會越來越類似于自然捕獵區(qū)。例如，職場霸凌如今已經(jīng)泛濫成災。過去人們關心如何擁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們則只考慮如何存活下去。

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于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huán)境中，才能產(chǎn)生文化。這種深度注意力卻日益邊緣化，讓位于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

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xiàn)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

由于這種注意力不能容忍一絲無聊，因此它也絕不接受一種深度無聊，而這種深度無聊恰恰對于創(chuàng)造活動具有重要意義。瓦爾特·本雅明把這種深度無聊稱作“夢之飛鳥，孵化經(jīng)驗之蛋”。如果說，睡眠是身體放松的最高形式，那么深度無聊則是精神放松的終極狀態(tài)。一味的忙碌不會產(chǎn)生新事物。它只會重復或加速業(yè)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嘆，由休息和時間構筑的夢之鳥的巢穴在現(xiàn)代社會日漸消失。再沒有“編織和結網(wǎng)”的活動。無聊是一塊“溫暖、灰暗的布，里面卻有耀眼奪目、五彩繽紛的內襯”，“當我們在做夢時，我們便包裹在其中”。我們置身于“它內襯上的阿拉伯式花紋上，感到熟悉而愜意”。沒有了放松和休息，我們便失去了“傾聽的能力”，也便不存在“傾聽的群體”。他們同我們這個過度積極的社會是直接對立的。“傾聽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專注力為基礎，而過度積極的主體無法抵達這一領域。

如果一個人在行走時感到無聊，又沒有辦法忍受無聊的話，他會焦慮、煩躁地轉來轉去，并且急切地尋找各式各樣的活動。而那些對無聊更有耐心的人，將在忍耐了片刻之后意識到，也許是這種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無聊。這促使他去發(fā)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并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則是全新的運動方式。只有人類能夠跳舞。也許他在行走時體會到一種深度的無聊，并在無聊的激發(fā)下，將行走步伐改為舞步。然而同線型、筆直的走路相比較，動作花哨的舞蹈顯得過于鋪張，完全不符合效績原則的要求。

我們在談論“沉思的生活”時，不應同時試圖召回那個最初產(chǎn)生這則格言的世界。那個世界和一種存在經(jīng)驗相連，按照這種經(jīng)驗，美和真理是永恒不變、遙不可及的，沒有人類有權獲得它們。其基調是一種對于事物之本質的驚奇，祛除任何塑造或加工。新時代的、笛卡爾式的懷疑消解了這種驚奇。然而沉思的能力并不必須和永恒不變的存在相連。恰恰相反，只有沉思的專注力才能解讀懸浮不定之物，隱蔽或飄忽即逝之物。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進入悠長、從容的狀態(tài)。持久的形式和狀態(tài)消除了一切過動癥狀。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是沉思專注方面的大師，他曾表示能夠觀看到事物的芬芳。將氣味轉化為視覺印象，這需要一種深度注意力。在沉思狀態(tài)中，人能夠從自身出離，將自己沉浸于事物之中。梅洛——龐蒂把塞尚對風景的深沉關注形容為一種“去物化”或“去內化”過程：“首先，他試圖清晰地勾勒出地表的形態(tài)。然后他紋絲不動地固定在一個位置，觀看（風景）一直到眼睛快從腦袋里蹦出來，如同塞尚夫人所言。……他曾說，風景在我體內思考，我是它的意識。”只有深度專注力才能約束“飄忽不定的雙眼”，由此產(chǎn)生一種“聚精會神”，在這種狀態(tài)下，“自然那好動的雙手安分地疊放在一起”。如果缺少這種聚精會神，目光將迷亂地四處張望，無法呈現(xiàn)出任何事物。然而藝術是一種“表達行為”。盡管尼采用意志取代了存在，但他也同樣認為，如果把一切悠閑沉思從人類生活中去除，那么人類將終結于一種致命的超積極性之中。

“由于缺少安寧，我們的文明將逐漸終結于一種新的野蠻狀態(tài)。行動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因此，人們應當對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閑冥想的成分。”

杰克?韋爾奇說：“你可以拒絕學習，但你的競爭對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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