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某知名學者商榷，產能過剩并不能帶來所謂的經濟安全

“內卷式”競爭，作為一種低效率的不公平競爭，讓不少行業、企業深受其害，也影響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各層面都正在展開治理。

內卷的來源之一，當然是供大于求。不過有知名學者認為，中國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種結構性冗余。中國經濟因為有“高冗余”而更加安全，還可用這些冗余的產能規模，去獲得更多的技術路徑，產生更多的技術經驗，更多的技術創新。這位學者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波音飛機上有多套安全系統，這種冗余是安全的保障。

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企業內部，或一套設備內部的安全冗余措施，是不能和經濟系統的過剩產能相提并論的。

這就像企業內部的經營必然有計劃，這種計劃是必然的。但這不意味著整個經濟體系，用計劃來調配資源也是高效的。所以，不能用企業內部的計劃來作為計劃經濟合理性的證據。這里發生質變的關鍵一躍是科斯的產權定理。不同的信息透明度、交易成本，決定了必須采取不同的方式來交流信息、調配資源。所以，簡單地從飛機、企業，外推到整個經濟系統，在邏輯上是不合格的。

對于一架大型飛機，當然需要冗余的安全系統。因為這個系統在短期，在發生危險的那一刻，是剛性的、不可變的，所以必須配備完整的備份，平時閑置，然后在需要的“那一瞬間”接替失效的系統。所以，對于一架飛機來說，冗余就是安全。

但是，對于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并不存在這樣的“一瞬間”。經濟體面對的變化都是緩慢的，并不存在一瞬間的崩潰，也無需一瞬間的轉向。經濟政策，從來也不需要一瞬間的補位。

當經濟體因為市場需求，需要在某些行業加大投入的時候，行業利潤升高，資金、勞動力、技術自然會投向這個行業。這必然是一個以數年計的過程，市場有足夠時間反應。即便經濟體出于一些非市場的因素，需要在某些行業加大投入，這也必然是一個較長的過程。行政也有足夠的時間去調配資源。所以，經濟系統并不需要一個完全閑置的備份。

在此時刻之前，這些勞動力、資金，完全可以放在一個更加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去創造財富，并在高效運行中，進行技術創新。這些財富和技術創新，在整個產業轉向的時候，也能發揮作用。

相反，如果將這些要素，放在過剩的產業中，處于冗余狀態，必然是低效運行。這會損失財富，拉低經濟增長，最終，不僅不利于所謂的進行生產力備份的過剩產業，對于整個經濟來說，也會因為過度的、無效的投資，形成風險。

這種備份也不會帶來額外的創新，因為只有在運行中的勞動力、技術、資金，才能實現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來源在于循環，而非規模。一個停止的規模，是無法產生創新的，只有銷售——利潤——研發——再銷售，才能產生創新。是一個倒閉的公司能產生更多技術創新，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公司能產生更多技術創新呢？答案不言而喻。這就像失業不能刺激產業升級，給技術人員少發獎金，讓他們處于半失業狀態，并不能刺激他們創新一樣直白。

所以，不難發現，出現這種荒謬結論，是因為這種觀點混淆了冗余和規模。規模效應，是經濟學上明確的現象，但這并不能用來論證，也從來沒有所謂的“冗余效應”

所謂冗余，就是在給定同一經濟規模的前提下，一部分要素，處于低效運行狀態，沒有發揮本該發揮的作用。這在機會成本上是不劃算的。

產業政策也有機會成本。產業政策的機會成本，本質是資源稀缺性下的取舍代價——政府將有限的財政、土地、信貸、行政資源定向投入某一產業、企業或領域時，所放棄的把這些資源投向其他備選領域（其他產業、市場自主配置、民生公共服務等）所能獲得的最大潛在收益。

強干預型產業政策（如直接補貼、行政準入限制）會扭曲市場信號，擠占市場自主篩選、優勝劣汰的空間，損失“市場最優配置收益”。比如，當政府兜底某新能源車企虧損，讓本該被市場淘汰的低效企業存活，擠占了優質車企的市場份額和資源，導致產業整體效率低下——市場本可通過競爭篩選出最具創新力的企業，這部分效率損失就是機會成本。而且，也會損失，這部分要素在其他行業所能創造的財富，所獲得的技術創新。

這就是為什么領導人會說：“上項目，一說就是幾樣：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車，是不是全國各省份都要往這些方向去發展產業？”因為人工智能、新能源車上的冗余產能，并不能促使這些行業獲得更多的技術路徑，獲得更多的技術創新，反而會損害其他行業的發展機會，進而在整體上損害經濟發展。

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如果一國可以實現90%的就業率，但故意保持45%的就業率。這種冗余，并不能實現勞動力備份。這些勞動力是被完全閑置了的，并沒有在經濟系統中發揮“生產—收入—消費”的作用。

如果把這些勞動力投入到其他產業中，而不是冗余下來，對整個經濟肯定是更好的。45%的就業人口，平時完全可以市場化的配置到各個行業，高效地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作用，在“生產—收入——消費”中常創造財富。

說得更具體一些，本來應該在旅游業、服務業、制造摩托車、制造電瓶車行業的工人，全部都投入到了光伏、新能源車行業，拿著半失業的狀態的工資。不如讓這些工人，就在旅游業、服務員、摩托車行業，拿全部工資。這不但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而且能反過來刺激消費，最終，反而是有利于光伏和新能源汽車行業的。

所以，所謂冗余帶來安全和創新，會得到一個荒謬的結論：失業帶來發展和創新。

哪怕推到極致，在最危急的時候，需要這45%的人，立刻從其他行業脫離，投入到急需的行業。這也不意味著，在平時就應該讓這45%的人處于失業狀態。對于勞動力要素是如此，對于資本要素也是如此。

比如，中國需要為疫情備份一套為十億人生產口罩、呼吸機、ICU病床的系統嗎？并不需要。也沒有任何國家會這么做。一旦需要，發揮市場的力量，就可以在一兩個月內，把那些生產機床的、化工原料的生產線，全部投入到生產口罩中。

實際上，在所有的國際政治經濟、地緣政治變化中，大規模疫情，已經是最迅速的變化：即在完全沒有意料的情況下，在一個月內發展成為影響全局的狀態。如果疫情都不需要如此準備，還有什么其他情況，需要通過閑置生產力來備份呢？

這種產業冗余有利于安全，有利于創新的觀點，為地方政府過度投資，一哄而上然后不斷投入救助，提供了理論背書，無助于治理內卷，既不能提高安全，也不能刺激創新。

（此系列還有第二篇，敬請關注）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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