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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家里養了一條金毛幼犬，滿了三個月后打算帶它外出長長見識。

誰知下樓走了沒幾步后發現，不得了！周圍幾條街道的流浪狗像是收到了信號，齊齊從四面八方合圍過來。

小奶狗不知天高地厚，一副躍躍欲試要干一架的樣子，看著周圍已經開始縮小包圍圈的四五條野狗，可把我緊張壞了。

小奶狗第一次出門

好在離家不到二十米就有公園，忙一邊用手里的棍子驅散野狗，一邊在它們的吠叫中逃往公園。

在公園里，遇到了四歲大的小型犬雷歐和它的主人，還有條半歲大的金毛和它的主人 —— 兩個小姑娘，聚在一起，聊了幾句后，園丁走過來說公園里不能遛狗。

我們紛紛指給他看那些滿草坪亂跑的野狗，園丁一臉茫然地說他管不了野狗，但公園有規定不能遛狗。

流浪狗在公園（圖片來源自網絡）

這就是印度特別奇特的一個怪事 —— 野狗享受著自由而家犬卻沒有空間。原來 “喪家之犬” 在印度不是自由和快樂的意思；而寵物狗卻常有 “惶惶” 之狀。

我們幾個狗主人只好帶狗狗離開公園。在此之后，我嘗試帶小奶狗出門溜溜，都以夾著尾巴逃跑收尾。

走著走著，就不知何時從不同方向，合圍而來好幾條野狗。這些野狗一般并不追咬行人，而是對于同類的出現非常敏感并充滿敵意。想到印度每年都有很多人死于狂犬病，覺得那點遛狗的樂趣也被恐懼代替了。

全印度報告的狗咬人事件每年高達 379 萬起，作為首都的新德里估計有上百萬條流浪狗。最大的受害者群體是看門人、小販、女傭和兒童。

流浪狗成為新德里街頭霸王（圖片來源自網絡）

2025 年 8 月 11 日，印度最高法院發布命令，要求新德里政府在 8 周內將所有流浪狗抓捕并送往新建的收容所，不得再放回街頭，以實現 “流浪狗清零” 的國際大都市風貌。聞此消息，我突然覺得新德里又有希望了。

然而，這一 “流浪狗清零” 的命令一經頒布，便引起了數百名動物保護人士強烈的反對，他們在德里門等地舉行抗議。

他們認為這是 “短視而不科學的”，違反了印度現行的《動物生育控制規則》，并且會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有甚者，抗議者甚至因不滿而襲擊了支持該命令的地方官員。

愛狗人士示威（圖片來源自網絡）

印度最高法院似乎剛剛意識到建設收容所、野狗的喂養和醫療的總成本可能高達 1500 億盧比，而且大規模、永久性收容如此多的野狗，是很難持續的工作。

8 月 22 日，印度最高法院竟然修改了命令。新規定是：流浪狗在完成絕育和疫苗接種后，可以放回原始社區，只有患有狂犬病或具有攻擊性的野狗，才需要被收容。

高法的朝令夕改令人難以置信且大跌眼鏡，但考慮到法律沖突、執行成本巨大和人道主義壓力等方面的因素，結合過去近二十年在印度的生活經歷，筆者完全可以將其理解為印度特色。

畢竟不能要求印度體會 “治大國如同烹小鮮” 的精髓，即治理偌大一個國家，需要謹慎，少干預，保持政策穩定，避免頻繁變動。

新德里的居民又是怎么看待這件事情的呢？

筆者的鄰居西瓦尼開了一家成衣定制店，她是個愛狗人士。

西瓦尼收養了一條野狗，給它起名字 “布朗尼”，并把它從小養大。

西瓦尼告訴我，在印度教的理念中，野狗或是任何其他原住動物，和我們人類一樣，擁有在這片土地生存的權利。印度憲法中也規定了公民具有同情生靈的義務。

流浪狗隨處可見（圖片來源自網絡）

但不是所有的愛狗人士都愿意把野狗領回家，他們更多的是在街區里投喂野狗，并自認為是一種善舉。

據朋友拉加普特說，風水師建議他養一條黑色的狗或是喂養一條黑色野狗用來擋災。

聽起來啼笑皆非，但仔細觀察后發現，真的很多人的寵物狗是純黑色的。

當然，也有一些愛狗誠意大些的居民，會自掏腰包為野狗做絕育手術或救助受傷的野狗。

“流浪狗清零” 命令頒布后，筆者發現家附近的野狗不但沒有變少，反而成倍增加了。原因是鄰居中的一些 “愛狗人士” 更為積極地為野狗提供食宿，容留附近社區在驅趕和捕捉中漏網的野狗。

筆者的一個領養了兩條流浪狗的朋友透露了最近野狗總是能逃脫抓捕的內幕。

原來是每次抓捕行動前，“愛狗人士” 就會接到內部眼線通知，提前把該街區的野狗轉移到臨近街區或是收容到地下室或樓頂。

逃過一劫的流浪狗有的干脆就在新的街區安家了。

捕捉流浪狗（圖片來源自網絡）

結果就是，筆者發現附近的野狗不減反增，特別是清晨投喂時段，這也正好是送孩子上學的時間。

街道拐角處總是逡巡著大群的流浪狗，閑來無事的狗子們有時候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追著路過的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狂吠。

與此同時，印度高法一退再讓，從 “清零” 改為捕捉 - 免疫 - 絕育 - 放歸（CNVR 模式），其核心內容已經被大幅修改。

目前新德里地區的策略已經轉向強調在社區層面進行科學管理和控制。后續的全印度統一管理和喂食規定的執行，只剩下挑戰。

看似高法針對流浪狗的命令無法執行的事件，其實折射出印度國家治理中一些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特點：

一、多元價值與利益的激烈碰撞，使得此類問題很難達成一致：事件體現了公共安全、動物福利、宗教文化及財政現實之間的激烈沖突。

二、司法能動主義與執行力之間的巨大落差：印度最高法院素有 “司法能動主義” 傳統，常通過判例介入社會管理。這次的野狗 “清零” 命令就是以一名女童被野狗咬傷并死于狂犬病的悲劇為導火索，引發了以家長為主體的群眾恐慌。但是法院的命令似乎嚴重脫離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與資源。

三、聯邦制下的政策協調難題：印度是聯邦制國家，中央（聯邦）政府制定的法律需要各邦政府具體執行。在流浪狗問題上，最高法院意識到要推動全國統一的政策，然而卻要協調地方政府動用人、財、物力配合，這本身就是一個漫長且困難重重的過程。

四、高等法院的權威受到質疑：法令的朝令夕改，其實是鼓勵了法令頒布后的利益受損群體，可以選擇不執行法令，而是通過極端手段迫使高法妥協。

總而言之，印度此次政策的快速調整，是其在應對復雜社會問題時，司法意圖、行政能力、民意分歧和法律框架之間劇烈摩擦后的一個現實結果。這反映了其治理體系在面對棘手社會難題時，司法受到現實束縛而表現出來的反復性。

2025 年，印度國內雖然發生了很多大事，比如莫迪政府在大選中重獲首都新德里的執政權、建國以來最大的稅務改革 GST2.0、克什米爾的恐怖襲擊、印度航空空難和航班墜機事件、抗衡歐拉和優步的電動出租車大鱷藍智的傾覆、大壺節踩踏死亡事件等等。

然而，在筆者看來，印度社會內部復雜且棘手的流浪狗問題，和這些 “個例” 比起來，更加 “陳舊和棘手”。

因為它是一個由深厚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因素層層疊加而形成的系統性頑疾，而不是一個可以簡單通過行政命令解決的孤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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