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二疏圖贊》考釋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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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七年海州創作的精神鏡像及其文化譜系

文哲

摘要：蘇軾《二疏圖贊》作于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十一月海州景疏樓，是蘇軾外放途中觸景感懷、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本文以《文哲：探尋二疏及二疏文化承傳》（以下簡稱《二疏文化承傳》）所奠定的二疏文化研究框架為基準文獻，對該贊的文本、典故、創作背景及思想內涵進行重新考釋。研究發現：其一，蘇軾在贊文中“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之語，并非史實疏誤，而是洪邁所揭“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的創作特性使然，屬議論文字之立意優先；其二，蘇軾此贊與海州景疏樓、石延年二疏墓認定事件構成復雜的地域文化關聯，蘇軾對石延年之說非但不予辨正，反而通過詞作予以呼應，形成宋代二疏文化記憶由“承縣”向“海州”遷移的關鍵節點；其三，此贊體現了蘇軾在熙寧變法時期對“知止”哲學的深刻體認，與陶淵明《詠二疏》構成精神承傳，為其后黃州時期的思想轉型奠定基礎。本文修正了既有研究對蘇軾“史實錯誤”的簡單化判斷，揭示其以議論為贊、以意馭史的創作特征，并續論此贊在后世的接受脈絡及其在二疏文化傳播譜系中的獨特位置。

一、引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框架的建立

蘇軾《二疏圖贊》是北宋熙寧年間外放仕宦心態的重要文獻，長期受到宋代文史研究者的關注。然而，既有研究對此文的解讀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處：其一，多數學者依據洪邁《容齋隨筆》所論，指摘蘇軾混淆二疏去位與蓋、韓、楊三人被誅的時間順序，將其視為“史實錯誤”或“時間誤植”；其二，對于此贊與海州地域文化的關系，尤其是蘇軾如何看待石延年“二疏墓”認定之爭議，研究尚不充分；其三，此贊在蘇軾思想發展脈絡中的定位，以及在二疏文化千年承傳譜系中的意義，仍有待深掘。

《二疏文化承傳》作為系統梳理二疏生平、故里、遺跡及文化影響的集成性文獻，為上述問題的重新審視提供了堅實框架。《二疏文化承傳》不僅完整收錄《二疏圖贊》全文，詳注石延年建景疏樓、沈括辨證“二疏墓”乖誤之始末，更以“二疏文化承傳”為統攝，將歷代詠嘆納入千年人文脈絡——自西晉張協發軔、陶淵明定型“知止”，至李白、白居易、蘇軾、劉因、乾隆，一脈相貫。以此為參照，則蘇軾此贊不應孤立考其史實正誤，而須置于二疏文化“經典化”的歷史進程中加以理解。

本文以《二疏文化承傳》為基準文獻，結合洪邁《容齋隨筆》、沈括《夢溪筆談》、方志文獻及蘇軾詩文系年，對《二疏圖贊》進行文本勘正、典故考釋與思想重估，并續論其于后世之接受與回響。

二、文本勘正與典故考釋

（一）文本校勘與標點辨證

蘇軾《二疏圖贊》全文如下：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

于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

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

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此處尤須注意者，乃“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一句的句讀與釋義。既有論文將此句標點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并稱“蓋”為“大概”義，進而誤斷蘇軾將“蓋寬饒、韓延壽、楊惲”視為同時被殺，屬“歷史時間錯誤”。此解實誤。

按，“蓋韓楊”之“蓋”非“大概”義，而是復指“蓋寬饒”之姓氏，此乃古人行文慣例。然更關鍵者，“殺蓋韓楊”后之“蓋”字實為發語詞，用以領起論斷。《尚書·呂刑》有“蓋刑人有無”，《史記·伯夷列傳》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皆此類也。洪邁《容齋隨筆·卷二疏贊》引蘇軾此文作：“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此標點最為得之——前“蓋”為姓氏，后“蓋”為發語。蘇軾之意謂：孝宣殺蓋寬饒、韓延壽、楊惲，此三人者，皆良臣也。二疏憫之，故去位。無涉“大概”之疑。

（二）“二疏去位”與“三良臣被誅”時序重考

洪邁《容齋隨筆·卷四·二疏贊》詳考其事：

“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

據此，二疏于元康三年（前63年）致仕，蓋寬饒誅于神爵元年（前61年），韓延壽誅于五鳳元年（前57年），楊惲誅于五鳳四年（前54年），相距二疏去位二至九年不等。以嚴格史家標準衡之，蘇軾確將前后之事并置一聯，未循時序。

然洪邁并未以此苛責蘇軾，反為之回護曰：“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此評極中肯綮。“文如傾河”四字，正道出蘇軾創作的根本特征：以立意統馭史料，以氣勢驅遣故實，非不能考，不為也。陶淵明《詠二疏》亦未細考二疏行年，李白“東門有二疏”亦不拘于官秩品階——此乃詠史詩、贊體文之通例，非史傳也。若執史法以繩詩贊，則無異于以镈鏵割發。

故所謂蘇軾“犯歷史時間錯誤”者，實屬誤解文體、苛責前賢。應修正為：蘇軾此贊以議論為體，將二疏去位與三良臣被誅并置對照，意在揭示宣帝“以法馭人”之政治氛圍與士人出處抉擇的緊迫性，屬立意先行的創作策略，非史實疏失。

三、創作背景與海州文化語境的重構

（一）熙寧七年：政治轉折與心緒映射

熙寧七年（1074年）九月，蘇軾杭州通判任滿，本可依例回朝，卻自請調任密州。是年，王安石首次罷相，新法推行遭遇阻力，朝中黨爭日熾。蘇軾雖不在權力中心，卻早已因《上神宗皇帝書》等文字與變法派構隙。十月，舟次楚州，作《更漏子·送孫巨源》送別友人孫洙（巨源）回朝任職；十一月，途經海州，登景疏樓，觀二疏圖，作《二疏圖贊》。

孫洙此時被召還朝，任起居注知制誥，正是仕途騰達之際。蘇軾送別詞中“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云云，既寫海州風物，亦暗藏仕途浮沉之嘆。而不過旬日，即于景疏樓作贊，將“殺三良臣”與“振袂脫屣”并置對照——這絕非偶然。二疏去位之時，蓋、韓、楊三人尚在朝堂，然蘇軾筆下直以“憐之”為辭，正因其于歷史脈絡中洞見宿命：在“以法馭人”之世，知止者得全，戀棧者罹禍。此非史筆，而是心史。

（二）海州景疏樓：記憶遷移與文化再造

海州景疏樓的建立，本源于一次地理誤判。《二疏文化承傳》詳引沈括《夢溪筆談·卷四·辨證二》：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志》謂之‘黃兒墓’。……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圖經》。余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延年不講地志，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為乖誤。”

石延年（曼卿，994-1041）以詩人氣質斷墓，沈括以學者精神辨誤，此為宋代學術之一公案。然蘇軾對待此案的態度頗堪玩味。其在海州所作《更漏子》徑云：“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以海州為二疏鄉里，分明呼應石延年之說。另有《次韻孫巨源》詩自注：“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亦不加辨正。

有學者據此主張“海州乃二疏出生地”或“宋代二疏文化記憶主要在海州”。此說雖無直接文獻支撐，卻揭示一更重要事實：至北宋中期，二疏文化已然經歷從“歷史本事”到“人文記憶”的遷移過程。承縣有其墓，海州有其樓；墓為地理之實，樓為精神之寄。蘇軾登樓作贊，其意不在考古，而在“神交冥漠”——歷史真實讓位于心靈真實，此即文化承傳之奧秘。

（三）“蘇文頂”與蘇軾海州行跡之補證

《嘉慶海州直隸州志》及《海州文獻》載：景疏樓附近有山，因蘇軾曾登，后人名之曰“蘇文頂”，為北云臺山第二高峰。此細節雖微，卻足證蘇軾海州之行非匆匆過驛，而有登臨覽勝、淹留盤桓之跡。“蘇文頂”之得名，與“景疏樓”之建置，恰成呼應——石延年以樓系二疏，蘇軾以山系己名，兩代文士于同一片土地上完成跨時空的精神對話。

此亦可見海州士人群體對蘇軾到訪的文化認同。樓以景疏名，山以文頂名，蘇軾之贊遂由一時感興升格為地方文脈的核心記憶。后來者登景疏樓，必讀東坡贊；讀東坡贊，必思二疏事。文化符號的層累與增殖，此其典型。

四、思想內涵的再審視：從“知止”到“歸去來”

（一）二疏精神的儒學底色與道家智慧

《漢書·疏廣傳》載疏廣訓子語：“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語出《老子》四十四章、九章，然二疏行事絕非純任道家。太子爭位之際，疏廣以“師友必于天下英俊”諫阻外戚干政，此為儒者風節；歸鄉散金，與族人故舊共饗，此為儒門“老安少懷”之推擴。《二疏文化承傳》引汪春泓論曰：“二疏之立身大節，出處裕如，卑亢有節，為解決古代士人人生之猶疑，具有極大的示范意義。”此論深中肯綮，可謂確評。

蘇軾此贊的核心，正在于抉發二疏“出處”抉擇中的雙重智慧：前四句贊其退，后四句哀其憫。“先生憐之，振袂脫屣”——憐者，憐三良臣之不能退也；振袂脫屣者，自明其退之決絕也。退非為己，實為不忍見同類之戮；憐非示高，實為士林共命之悲。

（二）蘇軾與陶淵明：二疏精神譜系的接續

陶淵明《詠二疏》開篇曰：“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將二疏歸隱升格為天道運行的必然節律。汪春泓論此詩以為“融合儒道，以更高遠開闊的視野觀照二疏生平”。蘇軾對陶淵明的追慕，固以晚年和陶詩為極致，然其熙寧七年海州作贊時，已顯見陶詩影響之跡。

試對照：

陶詩：“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余榮何足顧。”

蘇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陶以“余榮何足顧”寫二疏遺落浮名，蘇以“不足驕士”寫二疏藐視勢位。語異而旨同。陶以“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收束全篇，蘇以“此意莫陳，千載于今”繼之，皆以“久”“千載”綰合古今，完成精神對話。

《二疏文化承傳》指出：“陶淵明從出仕到歸隱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響的結果。”尹玉珊更深入論證：陶淵明“歸去來”人生模式的確立，實受二疏“先出仕、再歸隱”路徑的啟發，其突破在于取消了“功成”的前提，將歸隱建基于心靈解放而非功勛累積。此論極精。

以之觀蘇軾：熙寧七年，蘇軾三十九歲，尚未經烏臺之劫、黃州之貶，然已萌“知止”之思。贊文中“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八字，已將仕途浮名勘破。其后謫黃州，作“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謫惠州，作“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皆“不足驕士”四字之注腳也。蘇軾由海州至黃州，由《二疏圖贊》至《前赤壁賦》，其精神脈絡，正與陶淵明由《詠二疏》至《歸去來兮辭》遙相呼應。二疏文化之所以能夠跨越千年持續激活士人心靈，正在于它不斷被陶淵明、蘇軾這樣的大詩人“重新發現”與“當下詮釋”。

五、續論：《二疏圖贊》的后世接受與批評史意義

（一）洪邁“文如傾河”評的批評史價值

洪邁《容齋隨筆》對蘇軾此贊的處理，值得深味。他首先嚴格考出二疏去位與三良臣被誅的時差，可謂史家之嚴謹；繼而以“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為之開脫，可謂文家之通達。這一評語實含三重意涵：

其一，承認蘇軾于史實有“不考”之處，此為客觀陳述。其二，將此“不考”歸因于創作個性，而非才學疏失，此為題旨定性。其三，以“文如傾河”為正面描述，潛臺詞是：文家之文與史家之文各有法度，不當以史法繩文法。洪邁本人精于史學（《容齋隨筆》考史精核），卻不為史學所囿，此正宋代文人學術的通達處。

后世論蘇軾此贊者，多沿洪邁之說，而未察其微妙。或徑指為“錯誤”，或籠統稱為“疏失”，皆失洪氏本意。實則蘇軾此贊在“議論文字”一體中開一新境：以贊為議，以議為史評，以史評為心靈獨白。金代詩人黨懷英《景疏樓》詩云：“景疏樓下無邊水，暫濯塵纓可自由。”即從蘇軾贊中“區區不足驕士”化出，可見其流澤深遠。

（二）從“景疏樓”到“散金臺”：二疏文化空間的雙線敘事

《二疏文化承傳》詳考二疏故里與遺跡：承縣（今棗莊東南）有二疏城、散金臺，墓在其南里許；海州有景疏樓、二疏祠，山有蘇文頂。二疏文化由此形成兩條并行不悖的記憶脈絡：

一曰“實地之根”：以承縣蘭陵為籍貫地，以散金臺、二疏墓為物質遺存，此為歷史地理學意義上的真實。

二曰“精神之所”：以海州景疏樓為憑吊空間，以蘇軾贊、陶淵明詩為文化符號，此為文學記憶意義上的真實。

二者非但不構成對立，反而共同支撐起二疏文化的千年承傳。《二疏文化承傳》著者為“城前村人”——此村因在二疏城之南而得名，正是散金臺腳下。《二疏文化承傳》考二疏故里，辨海州之誤，而仍以大篇幅述景疏樓、錄蘇軾贊，且以“二疏與古海州的文化淵源”為題專論，正見其史家求真與文家涵容的兩全之境。

蘇軾《二疏圖贊》在雙線敘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他認同海州為“二疏鄉里”雖與史實有出入，卻使景疏樓從此擁有重量級文學經典，二疏文化亦因此得以從魯南一隅播散至海右東海。劉因《詠二疏》云：“目睹霍將軍，功高擅恩顧。一朝產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幸及年，安肯嬰世務。”以霍光之貪權戀棧反襯二疏之知止，正是蘇軾贊“殺三良臣”對照法的千年回響。

六、結語

蘇軾《二疏圖贊》凡十六句，九十六字，刻于海州景疏樓壁。九百五十年后，樓圮碑佚，而贊文存。其所以傳者，非僅以蘇軾文名之重，更以此贊觸及士人政治中永恒的困境——何時進，何時退；何為功，何為身。

本文以《二疏文化承傳》為基準框架，對此贊進行了系統的修正與續論。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關于文本歧解。所謂“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后“蓋”為發語詞，非“大概”義；蘇軾將二疏去位與三人被誅并置，非史實疏失，而是“文如傾河”的議論策略。此一誤解應予修正。

第二，關于創作背景。蘇軾熙寧七年十一月經海州登景疏樓，正值仕途外放、友朋還朝之際，“振袂脫屣”之贊實為心緒投射。其對石延年二疏墓認定之呼應，標志著二疏文化記憶由“承縣實地”向“海州精神”的遷移，此為宋代文化地理學的重要案例。

第三，關于思想譜系。蘇軾此贊與陶淵明《詠二疏》構成精神承傳，同以“知止”為核心，同以“古今共鳴”為結穴。陶淵明“歸去來”人生模式啟發了蘇軾的出處抉擇，而蘇軾在黃州時期的精神涅槃，又可在海州時期的《二疏圖贊》中尋得先聲。

第四，關于接受史。洪邁“文如傾河”評語兼具史家之核與文家之容，后世論者不可執其一端。此贊在二疏文化千年承傳中，與張協、陶淵明、李白、白居易、劉因、乾隆諸家詠嘆共同構成“詩詞詠嘆譜系”，其獨特貢獻在于以議論為贊、以史論為心靈自傳，拓展了二疏題材的表現范式。

昔陶淵明《詠二疏》結句曰：“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蘇軾觀二疏圖而“涕下沾襟”，其所以動情者，非獨二疏之往事，實乃古今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千載之下，吾人重讀此贊，猶見東坡立于景疏樓頭，東望蒼梧，西眺汴京，將一身進退臧否，托付于九十六字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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