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齡女工因傷截肢

2023年3月，時年已滿52周歲的四川籍女工廖女士入職常州市武進區某機械公司，從事一線操作工一職，每月5000元的工資是她和家庭的重要依靠。但天有不測風云，2023年11月，在操作壓機時，廖女士的左前臂被機器壓傷，后被診斷為毀損傷，必須截肢。
“公司說給我一筆錢就算了，可我以后怎么辦？”想到自己在公司并未參加任何保險，可能無法獲得工傷保險待遇，廖女士感到非常無助。她的憂慮也道出了部分超齡勞動者的煩惱。
2024年1月，廖女士被武進區人社局認定為工傷，同年6月，被鑒定為傷殘五級。公司支付了1.7萬元醫療費，并同意支付一筆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但雙方就長期保障問題無法達成一致。廖女士遂將該機械公司訴至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要求判賠工傷賠償金128萬元。
一審法院認為，按照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規定，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關系終止。廖女士在某機械公司所處崗位為一線操作工，該崗位女工的法定退休年齡為50周歲。雖然廖女士入職時已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但其受傷能否被認定為工傷，并不以與用人單位是否成立勞動合同關系為必要條件，故行政部門作出工傷認定。
一審法院在判決中支持了廖女士的部分訴訟請求，依照《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其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的費用由用人單位承擔，包括醫院開具的相關證明中載明的6個月停工留薪期工資3萬元，以及住院期間的伙食補助費、護理費等。
但因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廖女士無法享受按月發放的傷殘津貼，因此一審法院判決用人單位支付廖女士一次性賠償12.2萬余元。
對這一結果，廖女士感到難以接受，于是選擇上訴。

改判支持傷殘津貼

二審中，合議庭沒有沿用“超齡即非勞動關系”的傳統邏輯，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權益保障和實質公平上。
“工傷保障是超齡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不應因其年齡而被剝奪。”該案二審主審法官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介紹，合議庭著重考量了以下兩個關鍵點：
一是根據國家關于延遲退休的政策性文件精神，用人單位負有保障超齡勞動者工傷權益的基本責任；
二是如果廖女士選擇一般人身損害賠償路徑，其殘疾賠償金可達60余萬元，而在工傷賠償的路徑下，若不支持傷殘津貼，賠償額僅10余萬元，巨大的“救濟差價”有違公平正義。
最終，常州中院二審作出判決，撤銷了一審不支持傷殘津貼的判項，改判某機械公司自2024年6月28日起，按月向廖女士支付本人工資70%的傷殘津貼，即每月3500元，直至其領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為止，為她以后的生活提供了一份基本的保障。
法官表示，除了體現對超齡勞動者權益的正當保護外，判決用人單位按月支付傷殘津貼，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減輕用人單位的負擔。
“感謝法院的判決，讓我感受到了法律的溫度，也讓我有了繼續面對生活的勇氣。”拿到二審判決的廖女士重燃了對生活的希望。

建議統一裁判標準

“這既是對用人單位規范用工的警示，也是對超齡勞動者的一次堅實的司法支持。”該案主審法官表示，本案中，用人單位雖未為超齡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也不能免除其依法承擔工傷待遇的主體責任，體現了司法機關對超齡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重視，也與社會善良風俗相契合。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超齡勞動者用工爭議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如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依法保護超齡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已成為當前勞動司法實踐中面臨的重要課題。”常州大學史良法學院副教授高國梁表示。
高國梁解釋，本案二審判決認為雙方構成超齡用工關系，實質是采用了特殊勞動關系說，這樣定性有利于加強對超齡勞動者基本勞動權益的保護。
“在相關法律規定相對模糊的情況下，二審判決將傷殘津貼納入了超齡勞動者的工傷權益保護范圍，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能夠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應。”高國梁說。
同時，高國梁建議，可從立法和司法解釋層面統一和協調超齡勞動權益保障的制度規則，統一各地裁判機構的裁判標準，以適應我國老齡化社會的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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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之焰，律師

上海國獅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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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工商管理雙重背景。曾在上海市司法局以及上海市某區人民法院就職，從事審判工作六年以上，司法實踐經驗十年以上，知乎法律話題下優秀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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