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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東在“新春第一會”上提出了“永爭第一、不為人后”的目標，明確未來10年，經濟總量相比2022年實現倍增、達25.8萬億元左右。

這一目標的提出，透露出“經濟第一大省”正面臨的追兵壓力。

2025年，廣東GDP達14.58萬億元，連續37年蟬聯全國第一；緊隨其后的是GDP達14.23萬億元的江蘇，兩省差距縮小至3495億元，為近九年最低。

從增速來看，2025年，廣東GDP增速同比增長3.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江蘇為5.3%，高出廣東1.4個百分點。事實上，自2020年起，江蘇的經濟增速已連續六年超過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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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蘇之爭是互聯網上經久不衰的話題。事實上，這種競爭是良性的，兩省各有長短，也各自面臨不同的發展課題。

追趕

江蘇的追趕，遠不止于經濟總量。從細分數據來看，2025年江蘇在多個經濟指標上的表現都優于廣東。

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方面，廣東增長3%，而江蘇則實現了6.5%的增長。增速差異的背后是兩省經濟增長動能的差異。2025年，廣東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1%，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江蘇在先進制造業上的優勢更加明顯，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8%，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4.6%；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數字產品核心制造業同比增長11.9%和10.2%。

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執行院長胡小武認為，江蘇追趕廣東的一大支點是制造業的“國家級”成色。目前，江蘇是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數量最多的省份，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達14個，實現設區市全覆蓋。比如，蘇南的蘇州、無錫分別擁有6個、5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位列全省第一、第二；南京擁有軟件和信息服務、特鋼材料、大飛機等4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南通、泰州、揚州共同組成海工裝備和高技術船舶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徐州則以工程機械制造躋身“國家隊”。可以說，從蘇南到蘇中蘇北，每個設區市都有自己的“國家級”產業名片。

暨南大學教授胡剛表示，江蘇憑借在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的先發布局和完整產業鏈，“跑”出了強勁的“加速度”。而廣東，雖然擁有深圳這樣的科創高地，但全省傳統制造業占比仍較高，轉型周期較長，拖累了整體增速。

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方面，2025年江蘇達4.6萬億元，位居全國首位，同比增長3.3%，同時江蘇也是首次超過廣東成為第一消費大省。而廣東的社零總額同比增長2.8%，低于江蘇0.5個百分點。

胡小武認為，這得益于江蘇萬億級城市群的消費場域優勢。 江蘇擁有5座萬億級GDP城市，這些城市本身社零總額基數高，且消費場景極具競爭力。以南京為例，2025年德基廣場超越北京SKP，穩坐全國最賺錢商場寶座。放眼江蘇全省，從高端商業綜合體到首發經濟、首店經濟，江蘇各地的新業態、新場景層出不窮，有效激發了城市消費的活力。

在區域發展模式方面，2025年廣東GDP的增長主要靠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惠州五座城市，其經濟總量在全省占比超七成，排名靠后的云浮、河源、潮州、汕尾等粵西和粵北城市GDP均不足2000億元。相比之下，江蘇的城市發展更為均衡，排名靠后的連云港2025年GDP也有近5000億元，這一體量在廣東躋身第六位。

胡小武認為，這種均衡確實為江蘇帶來經濟紅利。江蘇全省基本都處在較快發展的賽道上，即便是蘇北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城市稅收能力、民生保障底線也相對夯實，其與蘇南的落差遠小于廣東珠三角與粵東西北的差距。這種全域均衡發展的結構也托底了居民的消費能力，消費潛力不只在南京、蘇州等頭部城市釋放，而是在全省8000多萬人口中全面開花，也為社零總量提供了支撐。

在胡剛看來，蘇粵兩省的區域發展差異，不僅體現在內部格局上，也受到外部核心城市輻射能級的影響。

上海近年在高科技產業和國際功能上持續強化，對江蘇的輻射帶動作用非常顯著。依托長三角一體化的地緣優勢，江蘇得以承接上海外溢的高端資源，加速產業升級。反觀廣東，大灣區雖擁有香港、深圳雙核，但香港傳統產業弱化、科創轉型較慢，帶動作用減弱。深圳雖快速崛起，但短期內尚難完全替代香港國際高端服務功能。在未來區域發展模式上，廣東應聚焦大灣區、做強增長極，不必強求追求全域拉平。

差距

在GDP逼近的表象之下，廣東在人口維度的優勢卻比江蘇更勝一籌。胡小武認為，人口是經濟增長的基礎變量，增量放緩勢必影響消費、住房、公共服務等長尾需求，進而制約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張。

截至2025年末，廣東常住人口1285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9萬人。在出生人口方面，廣東全年出生人口達100.3萬人，已連續6年成為全國唯一出生人口超百萬的省份，且連續8年蟬聯“第一生育大省”。反觀江蘇，截至2024年末，江蘇常住人口為8526萬人，出生人口為42.6萬人。

更關鍵的是人口結構的差異。當江蘇各地持續老齡化的同時，廣東人口結構卻呈現出年輕化特征。2024年，江蘇60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占常住總人口的25.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5個百分點；而廣東這一比例為14.86%，比全國低了7.14個百分點。

在“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這一維度上，江蘇與廣東也存在明顯差距。根據七普數據，外省流入廣東人口規模達2962萬，占常住人口比重為23.5%；而江蘇這一數字僅為1031萬，占比12.2%。當自然人口增速放緩，外來人口又難以持續增長，江蘇的人口增長動力便面臨雙重壓力。

但胡小武認為，江蘇老齡化程度雖然較高，但也意味著銀發經濟的市場容量大、需求層次豐富。從養老設施投資到老年文旅、健康醫療、適老化改造，銀發經濟兼具投資和消費的雙重拉動作用。如果能率先構建起完善的銀發經濟產業體系，江蘇有可能將“老齡化負擔”轉化為“銀發經濟增量”。

區域創新能力的高低是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因素，代表一個地區將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服務的能力。就區域創新能力而言，廣東依然保持著對江蘇的明顯領先優勢。由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2025年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顯示，廣東區域創新能力已連續9年位居全國第一，江蘇緊隨其后，排名第二。

創新能力的領先要落到創新成果上。2024年，廣東全省專利授權量69.26萬件，其中發明專利授權量16.9萬件；同期江蘇專利授權量45.1萬件，發明專利授權量13.6萬件。這兩項核心指標，廣東均大幅領先。

這種創新產出能力的差距，與企業形態的差異密切相關。粵蘇兩省的企業發展模式呈現出“集中與均衡”的鮮明分野：廣東擁有華為、騰訊、比亞迪等眾多世界500強超級頭部企業，幾乎清一色是科技型、研發驅動型；而江蘇的頭部企業如恒力、盛虹、沙鋼，仍以傳統制造業為主，盡管實力雄厚，但在科技含量、研發強度上與廣東存在明顯差距。“大而強”的超級頭部企業無論在創新需求、資金投入還是研發人才的集聚能力上，都擁有難以比擬的優勢。

胡小武認為，作為科教大省，江蘇擁有密集的985/211高校。過去，這種科教資源優勢并未有效轉化為產業優勢，因此在“產學研一體化”上明顯落后于廣東珠三角。但近年來，江蘇對標學習粵港澳大灣區，全省各地密集推出產學研貫通機制與激勵政策，正在推動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轉化。

在胡剛看來，若按當前趨勢，江蘇制造業優勢或使其在“十五五”期間超越廣東成為GDP第一大省，但廣東若能推動大灣區高新技術產業進一步集聚、輻射全省制造業，競爭格局仍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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