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俠讀書|“重新定義一切的經濟學家”，卡洛塔·佩雷斯如何預言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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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

作者：【英】卡洛塔·佩雷斯

翻譯：田方萌等

出版社：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湛廬出品

2月28日，中東戰火再燃。美以聯手空襲伊朗，霍爾木茲海峽驟然停擺。

這是中東產油國的原油出口必經之路，影響著全球20%的原油運輸。

3月1日，布倫特原油應聲大漲，直逼82美元。

3月2日，A股油氣板塊集體暴漲，“三桶油”（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海油）歷史上首現集體漲停。

頃刻之間，所有的邏輯又要撕掉重寫。

這些劇變，跟我們今天讀的《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有什么關系？

其實，這本書的緣起，恰恰就是石油。

01

作者卡洛塔·佩雷斯，全球技術革命領域的領軍思想家之一，她對技術革命研究的探索，正是起步于石油。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佩雷斯進入委內瑞拉中央大學，研究石油經濟學。

當時，她的團隊正在研究一個反�，F象：石油價格從每桶約2美元，暴漲到7.5美元，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幅度。

所有人都知道，這是石油公司在背后“操控”，目的是為了覆蓋北海、阿拉斯加的高昂開采成本。

但佩雷斯不滿足這個解釋。她想知道：“背后有沒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于是，她開始研究，自汽車普及、電力進入家庭以來的每一次技術變革。

結果讓她震驚：當時的世界，幾乎所有東西，從制造業、交通到農業、日用品，要么依賴石油，要么依賴電力，要么是石化合成材料制成。

石油一旦變貴，整個經濟都會遭遇重創，也就是“油震”的本質。

但佩雷斯沒有停留在“焦慮”中，她開始思考：“如果石油越來越貴，技術又會走向哪里？”

就在這時，她發現了微電子的潛力：當時微電子的成本正在快速下降，而其應用場景幾乎無處不在。

那一刻，她突然頓悟：廉價的微電子產品，將取代廉價石油，成為下一輪創新的核心驅動力。

這次頓悟，不僅讓她將“技術革命”作為研究核心，更讓她意識到：技術的變革，從來不是孤立的，而是與金融、制度、社會緊密綁定的，這也是她所有理論的核心底色。

02

但佩雷斯本人，走上這條研究之路，本身就是一個意外。

1939年，佩雷斯出生于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是五個孩子中的長女。

她的父親知識淵博，興趣廣泛。不僅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土木工程師，也是一位國際象棋棋手，可以同時下二十盤棋，包括盲棋，智力超群。

他在地理、建設項目等方面也頗有建樹，曾經設計過一套根據潮汐確定確切海岸線的系統，還申請了專利。

母親對佩雷斯的影響更加深遠。她是一位畫家，性格堅定勇敢，曾經在九十高齡的時候學會了開車和上網。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孩子們都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作為長女的佩雷斯，更是展示出了極高的天賦，三歲上幼兒園的時候就已經能讀會寫，因為父親工作的原因，從小走遍全國，小學換過5所學校。11歲時父母離異，佩雷斯便跟著母親遷往阿根廷，后來又前往美國紐約的天主教寄宿學校求學。

這樣的家庭環境，讓她很早就擁有了獨立的思維，和探索的勇氣。

她最初的理想，是當傳教士。

后來去了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學建筑學，這所學校是包豪斯運動在美國的中心。包豪斯的核心思想，叫做“系統與結構”。

這個思想，后來也融入到了她的理論架構中。從建筑的結構，到技術的結構，再到經濟社會的結構，她的一生，都在尋找事物之間的“連接方式”。

1970年代，佩雷斯進入委內瑞拉外貿研究所，研究國際技術轉移，聚焦委內瑞拉能源危機的結構性原因，第一次真正將“技術”與“經濟”結合起來研究。

到了1980年代，她出任委內瑞拉工業部技術發展局首任局長，做了兩件當時極為超前的事：一是推動創新政策落地，二是創辦了該國首個風險投資基金。

這是她第一次將“技術創新”與“金融支持”結合起來，也讓她深刻意識到，金融在技術擴散中，既是“助推器”，也可能是“絆腳石”。

后來，她前往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深造，逐步構建起著名的“技術-經濟范式”理論：每次技術革命都會經歷“技術突破-金融狂熱-泡沫破裂-制度重構-黃金時代-技術耗竭”的完整周期。

2002年，她把這套理論寫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更成功預測了互聯網泡沫的破裂。

這讓她一躍成為學界與業界的權威，這本書也被奉為該領域的“圣經”。

被稱為“全球成長股獵手”的柏基投資，受到佩雷斯理論的啟發，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后的廢墟里，布局了一大批未來的巨頭，包括亞馬遜、英偉達、特斯拉、阿斯麥、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等。

聯合國、世界銀行、歐盟等機構也將佩雷斯的研究作為分析技術與經濟關系的核心參考，在互聯網泡沫、全球金融危機及AI資本熱潮等討論中，其理論常被用于解讀技術泡沫與發展機遇。

卡洛塔·佩雷斯也因此被看作破解“技術革命與經濟周期”的關鍵人物，被《福布斯》稱為“5位重新定義一切的經濟學家”之一。

03

她到底重新定義了什么呢？

佩雷斯認為，過去的經濟學，都存在盲點。

凱恩斯看到了國家的作用，卻忽視了技術；

熊彼特看到了技術的作用，卻忽視了國家；

弗里德曼則信任市場，忽視了兩者。

而她在做的事情，就是研究技術、經濟、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厘清“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本”的區別。

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本質不是“政府無能”，而是大規模生產范式的“成熟與疲憊”。

比如，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本質是金融資本脫離生產資本，陷入“狂熱投機”的結果。

要讓技術革命從泡沫走向黃金時代，需要國家的“主動回歸”：既要促進技術實驗，也要保護被技術變革傷害的人；既要規范金融，也要引導資本流向對社會有益的領域。

04

那人工智能呢？是新的革命嗎？

在佩雷斯看來，一套技術能成為“革命”，必須滿足3個條件：

一是能大幅提升生產力、降低成本；

二是技術之間有強烈的協同效應（比如微電子、計算機、互聯網之間的聯動）；

三是能提供新的基礎設施（比如鐵路、互聯網）。

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為一場新革命的開始，也將深刻影響我們的未來。

但佩雷斯緊接著加了一個“但是”：

如果AI的發展，發生在一個金融市場不受監管、與實體經濟脫鉤的系統里，那它不會帶我們走向更可持續的未來。

技術本身，并不承諾美好。

05

年輕人該怎么辦？

這是所有人都在問的問題。AI焦慮，失業焦慮，被時代甩下的焦慮。

佩雷斯給了這樣一個答案：“你可以改變世界，但你需要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

她坦言，自己年輕時也憤怒過、絕望過，也想過推倒一切重來。后來才明白，真正的進步，不是“推翻一切”，而是“理解系統，然后優化系統”。

當下的年輕人，被金融壟斷、貧困、不平等壓得喘不過氣，但絕望解決不了問題——關鍵是找到“可行的突破口”。

比如，關注制度創新，推動企業與社會、人類與地球的“雙贏”；比如，識別技術革命中的“機會窗口”，提升自己的能力，抓住機遇。

她強調：“進步不會是完美的，但一旦實現，就能惠及數百萬人。這一代人的主要挑戰，就是建立一個‘正向循環’的體系——讓技術服務于人，讓金融服務于生產，讓發展兼顧公平與可持續�！�

06

佩雷斯告訴我們：技術革命從來不會“自動帶來繁榮”，AI再厲害，若沒有金融的理性支持、制度的合理適配，也只會陷入“泡沫狂歡”。

在此時深讀佩雷斯，其實也是在幫我們理解這個時代。

技術革命的本質，應該是對“更好世界”的期待，它的終極意義，從來不是技術本身，而是“讓世界變得更公平、更可持續、更適合人類生存”——這，就是佩雷斯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也是我們當下最該追求的方向。

參考資料：

《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

Carlota Perez – Her Biography and the Origins of her Ide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nversation with Carlota Perez: A Life of Revolutions，Amir Lebdioui ，Director of the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sation for Development (TIDE)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柏基投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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