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作者：李政儒，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000字，預計閱讀時間14分鐘）

每個個體都被時代裹挾著前進，而歷史在不斷重演。

1955 年，美蘇兩國為爭奪航天實力的最高地位展開了長達 20 年的太空競賽。

從蘇聯的斯普特尼克 1 號（Sputnik 1）發射入軌，到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為首次進入太空的人類宇航員，再到美國阿波羅 11 號（Apollo 11）成功完成人類登月任務，這段太空競賽的歷史不僅僅反映了人們對宇宙深空探索的追求，更是反映出了大國競爭下的結構性趨勢。

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源于對主導世界秩序的渴求及其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擴張。更是在冷戰的結構性安全壓力下“被迫前行”。

而今天，相似的競爭，不同的挑戰者，中美兩國的競爭逐步升級。

2017 年特朗普政府頒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打破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標志著美方一改自克林頓政府以來的“接觸”政策，直接導致了中美關系進入全面競爭階段。

2020 年后，中美競爭的核心已從早期的“貿易逆差”轉向以技術堆棧（Technology stack）為戰場的全方位重構。在這一輪圍繞關鍵技術與產業的體系的重構之中，太空技術重新回到競爭前沿。

不同于冷戰時期圍繞“誰先登月”的象征性炫技較量，當下的太空競賽更加關注的是誰能夠以更低成本，更高頻率進入太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可回收火箭項目逐漸成為中美雙方競逐的關鍵節點。

▲ 中國朱雀三號火箭成功完成 10 公里級垂直起降飛行試驗

（圖源/搜狐網）

競爭目前在什么階段？

馬斯克的火箭回收項目由 SpaceX 主導，旨在通過全重復使用大幅降低太空探索成本。

截至 2026 年 2 月，單枚一級助推器已經實現最高 33 次飛行回收循環，其獵鷹九號（Falcon 9）是目前全球唯一實現高頻，大規模重復使用的軌道級火箭。

在獵鷹九號實現商業化回收時，星艦（Starship）目前正在研發全重復使用系統，目標是實現一級助推器和二級星艦飛船的全部回收。

根據 SpaceX 的更新，馬斯克宣布 SpaceX 的太空探索戰略將暫緩載人火星登陸計劃，將重點放在月球定居點的建設上，計劃建設一座具備“自我擴展能力”的月球城市。

2026 年 2 月 13 日，中國的長征十號運載火箭系統完成了低空演示驗證飛行并在海上安全濺落。并成功完成火箭一級箭體海上打撈回收任務。

▲ 長征十號海上回收系統（圖源/微博）

火箭回收技術的目標是什么？

火箭回收技術可以說是邁入“星空未來”的敲門磚。它能夠極大地降低火箭發射成本，能夠實現大量多次低成本的發射。

根據相關報道，獵鷹九號內部發射的邊際成本已經降至僅 1500 萬美元，發射成本為 6200 萬美元，相比之下競爭對手單次發射成本高達 4.5 億美元。

馬斯克在 2026 年的達沃斯論壇（Davos）中表示，星艦的全重復使用成功后將會將太空飛行的成本降低到如今的 1%。

根據統計，預計 SpaceX 2025 年的營收能夠達到 155 億美元，截止到 2025 年的第二季度，星鏈服務已經實現 21 億美元的凈現金流。

這代表著航空航天業的自助循環以及可持續投入。良性的經濟循環促進新技術的研發，新技術吸引投資，創造利潤，再投入新技術研發，并且逐漸演變為技術優勢和壟斷。

如今，馬斯克在達沃斯論壇上提出了更大膽的設想：通過火箭回收技術大幅降低發射成本，正在為開發“無限能源”打下基礎。

他指出，太空中的太陽能效率是地面的五倍，且不受天氣和季節影響，有望實現全天候高效發電。

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描繪了在太空建造 AI 數據中心的藍圖。由于太空極低溫環境可實現高效散熱，這類數據中心能極大降低能耗，他預測這一構想有望在三年內成為現實。

但有分析指出，馬斯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更宏大的太空殖民。他計劃以極低成本的大規模運輸為前提，先在月球建立自給自足的科研與補給站，最終在火星打造一座可容納百萬人口、具備獨立生存能力的城市，從而讓人類成為跨行星物種。

▲ 火星殖民想象圖（圖源/百度）

然而，火箭回收的意義并不止于成本壓縮或商業成功。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Anarchic International System）中，進入太空的能力本身即構成戰略資源。

可回收技術所降低的，是進入太空的邊際成本；而邊際成本的下降，意味著規模能力的擴張。隨著發射門檻被持續壓低，衛星星座部署與軌道資源占據將不再受限于高昂費用，而成為可以快速復制的能力。

在這一背景下，競爭的焦點已不再是“誰能進入太空”，而是“誰能夠更快、更頻繁、更大規模地進入太空”。

技術優勢一旦轉化為規模優勢，便不再只是市場競爭的問題，而成為體系權力分配的重要變量。

▲ 一圖讀懂中美太空競爭（圖源/雪球）

火箭回收如何構筑戰略優勢？

軌道資源稀缺性，以及所謂“先到先得”的規則無疑正在重塑競爭門檻。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規定，衛星軌道位置和頻段遵循“先登先占“原則。

一旦某個高度被大規模星座（如星鏈）占據，后來者不僅面臨頻段干擾，還需避開密集的衛星網。同時因為優質軌道層有限，隨著衛星的數量飆升，碰撞風險和空間碎片問題使后來者的準入門檻大幅度提高。

2026 年 7 月，馬斯克宣布將 4400 顆星鏈衛星軌道從 550 公里降低至 480 公里以獲取更加優質的通訊條件。

中國的國網（GW）星座和千帆星座早已將核心軌道鎖定在這個高度。馬斯克憑借火箭回收帶來的低成本優勢直接圈走 480 公里“黃金頻段”的三分之一資源（總容量為 1.2 萬顆衛星）。

▲圖源/百度

同時，信息主導權也體現出低軌通信的性能與代際優勢。低軌衛星具有無法比擬的技術優勢，低軌衛星距離地面更近，信號往返延遲可降低至 27 毫秒，而高軌衛星則為 500 毫秒，這對于自動駕駛，遠程醫療以及實時軍事指揮至關重要。

并且由于低軌衛星壽命較短（僅 5 - 7 年），因此需頻繁更換。同時考慮到同一高度衛星數量的限制，可回收火箭項目的研發將會直接關系到能否在衛星通訊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此外，軍事與國家安全的應用，意味著作戰形態正在被重塑。低軌衛星星座具備極強的生存能力，擊落單顆衛星無法癱瘓整個網絡，這就使其成為現代國防（例如導彈預警，無人機操控）的基石。

例如導航衛星系統是美國太空優勢的一個典型案例，在軍用領域，人造衛星可用于偵察，監測，核查，預警，通訊，導航等軍事任務。這將會直接涉及到“通信主權”。

像如國家主權一樣，它具備排他性，資源有限性。對這些技術的使用將會直接關乎中美競爭的態勢。

這就形成了一個產業閉環——AI 與可回收火箭實際上是相互賦能的。在達沃斯論壇中，英偉達 CEO 黃仁勛將人工智能的技術棧比作“五層蛋糕”，并強調能源是 AI 的底層基礎。

結合馬斯克提出的，在外太空大規模運行 AI 系統的可能將會比在地球上更加經濟——取之不盡的太陽能與絕佳的散熱環境，未來在太空中部署 AI 或將極大地提高模型效率。

▲ 月球光伏基地想象圖（圖源/百度）

然而，同一片太陽能，目前正在照亮西半球戰場。

實戰檢驗：伊朗上空的“星盾”敲響警鐘

2026 年 2 月 28 日，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德黑蘭上空的硝煙時，一場更隱秘的戰爭正在距地表 550 公里的軌道上展開。

這一天，美國太空部隊首次以獨立軍種身份參與對伊朗的實戰打擊。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炸彈的落點，而是引導炸彈的那雙“眼睛”——馬斯克的“星盾”系統。

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由商業航天公司構建的低軌衛星星座，在實戰中承擔起完整的殺傷鏈閉環：從天基情報偵察、目標定位，到通信中繼、導彈預警，直至打擊導引。

▲ 圖源/Google

伊朗法爾斯通訊社（Fars News Agency）報道了導彈擊中德黑蘭市中心目標的慘狀，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那些讓伊朗防空系統形同虛設的精確打擊能力，本質上源于美國在可回收火箭技術上積累的規模優勢。

可回收技術降低的邊際成本，正在逐漸轉化為衛星星座的快速部署能力；而星座的規模優勢，最終演變為戰場上的不對稱優勢。

SpaceX 憑借獵鷹九號（Falcon 9）的重復使用，將單次發射成本壓縮至 6200 萬美元，得以在 550 公里軌道上部署超過 6000 顆星鏈衛星；其軍用版本“星盾”則直接服務于五角大樓的全球打擊需求。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美軍對伊朗動武的同一周，伊朗航天局局長哈桑·薩拉里耶宣布，將在年底前發射“沙赫德·蘇萊曼尼”（Shahid Soleimani）衛星星座的原型。

這個以被美軍刺殺的將領命名的星座，試圖依靠本土運載火箭，在制裁的夾縫中爭奪一絲太空存在感。而它瞄準的軌道高度—— 480 公里，正是中美早已短兵相接的“黃金頻段”。

伊朗的困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沒有自主可控的低成本進入太空能力，就沒有軌道資源的分配權；而沒有軌道資源，在下一場戰爭中，你將暴露在敵人的每一顆衛星之下，卻無力回擊。

據媒體報道，美軍此次行動中，天基系統（Space-based system）實現了對伊朗目標的“降維打擊”。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雙重的：一方面，必須加快以可回收火箭為支撐的低軌星座建設，防止在太空基礎設施上被美國拉開代差；另一方面，商業航天力量與國防體系的深度綁定（如 SpaceX 與五角大樓的合作模式），正在成為大國太空博弈的新常態。

當國際電信聯盟“先到先得”的規則遭遇軍事需求的倒逼，太空競爭的殘酷性已遠超技術層面。

大國競爭新維度：技術堆棧與秩序重塑

在當今全球秩序深度調整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正呈現出結構性升級的趨勢。

以可回收火箭為例，這不僅是航天技術的突破，更標志著兩國圍繞太空基礎設施、軌道資源及未來產業規則展開的深層次博弈。

在經濟與科技日益被“武器化”（Weaponization）的國際格局中，美國長期借助金融霸權、技術封鎖與供應鏈管控，將全球關鍵節點的資源優勢轉化為戰略杠桿。

這種對“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武器化運用，逐漸被中國所認知。所謂的“卡脖子”困境，使中方愈發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地緣政治力量，不再源于可被替代的產品供給，而在于對核心技術的自主掌控。

由此，以關鍵技術為支點的“技術主權”（Techno-sovereignty）競爭，正成為大國博弈的主要形態。

中美間系統性挑戰，在結構邏輯上幾乎是必然的。正如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在《注定失敗：自由國際秩序的興衰》（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所警示的：冷戰后，西方精英曾致力于將中國嵌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寄望于經濟繁榮能帶來政治趨同。

然而，他們低估了一個關鍵變量——經濟崛起本身便意味著權力再分配。

▲ 約翰·米爾斯海默（圖源/Google）

當單極格局逐漸松動，中國的高速增長便不再僅僅是經濟現象，而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結構的力量。隨之而來的，是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國家定位的搖擺與保護主義回潮，這進一步激化了全球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競爭。

在這一結構性壓力下，中美兩國均難以在太空競賽中單方面退出。以火箭回收技術為代表的軌道資源爭奪，不僅關乎通信主導權，更牽涉軍事部署能力與未來產業標準。

面對潛在的結構性壓力，雙方都不得不在新一輪太空博弈中爭取先發優勢。

撰稿：李政儒

編務：單驍睿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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