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龍山

三線廠“企業辦社會”，是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三線建設時期，我國軍工和重工業企業形成的獨特現象。簡單說，就是企業不只是搞生產，還要包攬職工及家屬“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所有的生活服務和管理。這種現象不是偶然出現的，是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國家戰略需求和現實困境共同造成的，不能簡單說它好或不好，要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客觀看它的歷史價值和時代局限，也能從它的轉型中得到一些啟示。本文就以鄂西小三線企業——國營第846廠（對外廠名國營衛東機械廠）為例，回顧三線廠“企業辦社會”的過往。

國營第846廠隸屬于湖北省國防科工辦，1964年始建，是三線建設時期湖北最早建成投產的小三線廠，主要生產手榴彈、槍榴彈等輕武器彈藥，在深山之中為國防建設筑牢屏障，廠區占地面積67公頃，分為生產區、生活區、西片區三個部分，鼎盛時期儼然一座功能完備的“軍工城”。和所有三線廠一樣，衛東廠建廠初期，首要解決的就是“三通一平”問題，而最突出的，就是職工的吃、住、行等基本生活難題。

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必然選擇

衛東廠“企業辦社會”的形成，和所有三線廠一樣，核心是“備戰優先”的戰略要求和“偏遠選址”的現實條件，再加上當時的制度和人員情況，讓企業不得不承擔起本該由政府和社會承擔的服務職能。

（圖為衛東廠大禮堂）

從戰略背景來說，三線建設的核心是應對復雜國際形勢，按照“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布局工業，衛東廠選址在鄂西北深山的孫家沖，遠離城市，周邊幾乎沒有任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更是一片空白。建廠初期，孫家沖只有兩口井，隨著工廠建成，職工及家屬增加到150多戶，井水根本不夠用，大家只能喝“孫沖湖”的山水。工廠后來在漢江邊建了水廠，可沒過多久，為了統籌調配資源，襄陽地區把水廠收回，供其他三線單位使用，這也是當時“全國一盤棋”的真實體現。

從制度和資源分配來看，當時三線企業實行“國家包干”，生產計劃、物資供應、盈虧都由國家負責，企業沒有自主經營權，卻要承擔穩定職工隊伍的責任。那時候國家的社會服務體系還不完善，政府沒法把學校、醫院等服務延伸到深山里的廠區，企業只能自己動手，填補這些空白。

從人員結構來看，衛東廠的職工是從武漢、天潛江沔、襄陽周邊及山西、陜西等西北老軍工廠援建的技術工人、工程師，還有后來的退伍轉業老兵，他們遠離家鄉，扎根深山搞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生活、教育、醫療等問題。為了留住人、讓大家安心生產，工廠只能一步步建起完整的生活服務體系，這也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三線精神的真實寫照。

二、特定時期的積極作用與貢獻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衛東廠“企業辦社會”的模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保障了軍工生產的順利推進，也讓深山里的職工有了安穩的生活，還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

一是保障了國防生產的順利開展。衛東廠的核心任務是生產軍工產品，直接供應部隊，為國防戰備提供保障。而完善的生活配套，解決了職工的后顧之憂，穩定了職工隊伍。從最初的330名職工，發展到1666名職工（不含家屬），大家能扎根深山、堅守崗位，離不開工廠提供的各類生活保障，也正是這樣，工廠才能圓滿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生產任務。

二是解決了職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完善了偏遠地區的公共服務。建廠初期，工廠建了簡易大食堂，后來規模擴大，又建了車間食堂、客餐食堂、高管食堂等，多次被評為省、市先進食堂。當時有明確規定，對雙職工不供應粉蒸肉、排骨湯、紅燒魚等硬菜，早餐不供應豆漿、豆腐腦和糊辣湯，只提供饅頭，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最大限度保障了職工的吃飯問題。

（圖為衛東職工新食堂）

住房方面，當時政府有嚴格規定，一戶一室不超過16平方米，一戶三室最多36平方米。建廠前5年，職工大多住“干打壘”和工棚，1970年進廠的退伍老兵，甚至和老鼠、蛇為伴近20年，才住進不足40平方米的樓房。廁所也有嚴格規定，不準建水沖廁所，辦公場所不能建室內廁所，只能建簡易旱廁，這都是當時“勤儉辦一切”的要求。

交通方面，建廠初期，工廠到襄陽城區只有一條小道和水渠土埂，10多里路全靠步行，后來才有自行車，工廠初期只有一輛卡車和一輛羅馬吉普車，能坐上的人寥寥無幾。直到1998年10月1日，工廠才有了自己的通勤車，后來又協調開通了公交，雖然還有不滿，但總算解決了職工出行難題。

（圖為1998年10月1日，衛東通勤車啟動儀式照片）

教育方面，這是衛東廠“企業辦社會”的重點。工廠有自己的幼兒園，初期和鄰近生產大隊合辦“育紅小學”，后來建起了完整的子弟學校，學前班到高中一應俱全，興旺時教職工36人，在校生600多人，還是襄陽市多年的紅旗學校；此外，工廠還辦了“7.21大學”、技工學校，后來還設立了高等教育教學站，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解決了職工子女上學和職工提升的需求。2003年，子弟校被劃歸地方教育局后停辦，給三線第三代上學帶來了困難。

除此之外，工廠還建了職工醫院，實現“小病不出廠”；成立服務公司，開辦澡堂、理發店、百貨商店、煤店、郵電支局等，職工憑票打開水，男職工每月有一張理發票，女職工有理發補貼，基本能滿足職工及家屬的日常需求。

（圖為今日“孫沖水庫”）

三是凝聚了人心，形成了獨特的三線文化。衛東廠的職工及家屬長期生活在孫家沖，形成了緊密的生活共同體。工廠的文娛活動十分豐富，有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編排的《沙家浜》等節目在周邊轟動一時，還投入巨資添置樂器；有電影放映隊，能第一時間放映新電影，每周定期放映，讓其他廠礦十分羨慕；還有各類競技隊和圖書閱覽室，豐富了職工的業余生活。

（圖為衛東人自娛自樂的“釣蚌”和“劃旱船”）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時任廠革委會副主任的王勝輝帶領全體職工，自力更生修筑廠區“洋灰路”，沒有水泥就親自去武漢爭取批條，干部職工24小時三班倒，沒有加班費，只有一碗2毛5分錢的夜餐飯，苦戰近200天終于建成，這種“馬路精神”，至今還激勵著衛東人，后來這條主干道被命名為“勝輝路”。

（圖為第二次翻新鋪設的衛東大道）

這些配套設施和文化活動，不僅增強了職工的歸屬感和凝聚力，也填補了鄂西北深山公共服務的空白，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直到現在，衛東廠的老建筑上，還保留著當年的紅色標語，老職工們也珍藏著廠徽、工作證等物品，把孫家沖當成了第二故鄉。

（圖為保存完好的“紅色標語”）

三、市場經濟下的突出弊端與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推進，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衛東廠“企業辦社會”的模式，慢慢暴露出諸多問題，成了企業發展的負擔，阻礙了企業的轉型。

（圖為衛東廠大禮堂內部）

首先，加重了企業的經濟負擔，讓企業沒法專心搞生產。工廠要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維持學校、醫院、食堂、澡堂等各類設施的運轉，還要支付相關人員的工資，擠占了生產和研發資金。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三線建設的歷史使命逐漸轉變，軍工訂單減少，衛東廠開始轉向民品生產，但沉重的社會服務負擔，讓企業經濟效益不斷下降，發展舉步維艱，最終在2003年進行改制。

其次，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浪費。和其他三線廠一樣，衛東廠自建了一套完整的社會服務體系，而周邊其他三線廠也各建一套，缺乏統籌規劃，導致學校、醫院等資源重復建設，師資、醫療力量分散，沒法形成規模效應，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

最后，阻礙了企業的市場化轉型。長期承擔社會服務職能，讓企業形成了“等靠要”的計劃經濟思維，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和經營管理能力。而且，企業既要管生產，又要管職工的吃喝拉撒，精力分散，沒法適應市場經濟下“政企分開、權責清晰”的要求，轉型難度極大。就像衛東廠，雖然嘗試轉向民品生產，但最終還是因負擔過重，不得不進行改制，老廠區也逐漸沉寂。

四、從“企業辦社會”到“社會辦服務”的必然跨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衛東廠在內的三線企業，開始逐步搬遷、改制，剝離社會服務職能，“企業辦社會”模式慢慢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政企分開、社企分離”的改革方向，這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給新時代工業企業發展帶來了啟示。

衛東廠的轉型，就是三線企業轉型的一個縮影：2003年，工廠進行改制，子弟校無償劃歸地方教育局，職工醫院、食堂等社會服務設施也逐步移交地方或市場化運營，職工的社保、養老等也納入地方統籌，企業逐漸剝離非生產職能，嘗試聚焦主業、輕裝上陣。雖然轉型過程中遇到了諸多困難，比如子弟校停辦后職工子女上學難等問題，但總體上順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

這其中的核心啟示就是：企業的核心任務是生產經營，社會服務職能，本該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來承擔，“政企分開、社企分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三線廠“企業辦社會”，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無奈選擇，在當時保障了國防生產和職工生活，但隨著時代發展，必須及時調整，否則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負擔。同時，轉型過程中，也要兼顧歷史遺留問題，妥善安置職工、保護工業遺產、傳承三線精神，實現企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雙贏。

五、歷史的產物，時代的印記

以衛東廠為代表的三線廠“企業辦社會”現象，是三線建設時期“備戰優先”戰略和“偏遠區位”現實共同作用的歷史產物，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也有明顯的時代局限。

它的歷史價值，在于保障了國防戰備生產的順利推進，解決了深山里職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填補了偏遠地區的公共服務空白，凝聚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忠誠奉獻”的三線精神，也帶動了內陸地區的發展。而它的時代局限，在于加重了企業負擔，造成了資源浪費，阻礙了企業的市場化轉型，隨著時代發展，必然會被淘汰。

看待這一現象，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不能簡單否定或肯定。它是那個時代里，國家、企業和個人相互支撐、共同奮斗的縮影，見證了我國工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跨越。如今，“企業辦社會”已經成為歷史，但它留下的經驗和啟示依然有現實意義：企業要聚焦主業、輕裝上陣，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務、履行社會職能，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讓三線精神在新時代煥發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