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1992年第三、四、五期連載了“上校監聽員”王正元的《為蔣介石專線接話十二年》，該文開頭就是編者對王正元的簡介：“王正元，在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中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侍從室電話監聽員，‘陸總’、‘總統府’軍務局上校電話監察官等職，專門負責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機關的電話接轉、監聽等工作。現為民革成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員。本文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因為是王正元的親身經歷，所以那篇文章不但翔實可信，而且妙趣橫生，從王正元的回憶中，我們還能看到蔣介石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即使權勢熏天如老蔣，在電話接線員和接聽員耳朵里，也根本就沒有秘密可言。

王正元講了很多老蔣打電話的趣事和糗事，他不會用撥號電話可以理解，因為那在當年也屬于“新鮮事物”，但他為什么討厭女接線員，這里面就有點說道兒了。

我們在很多電視劇和電影里，都能看到演老蔣的那個人拿起電話撥號，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的——老蔣那個時代雖然有了撥號電話，但老蔣確實不會用，而且他親自撥號，不但“麻煩”，而且顯不出他的“威嚴”。

提起手搖電話，絕大多數讀者可能只在影視劇中見過，筆者小時候倒是見過，但沒有敢去動那個“搖把子”，后來“搖把子”取消了，拿起電話敲打幾下扣電話的那個凸起彈簧片（筆者想不起它叫什么），電話那頭接線員就會問“你要哪里”。

筆者上班之后，家里裝的電話先是轉盤撥號，后是按鍵，別說有了點年紀的老蔣，就是筆者年輕的時候，撥動轉盤也經常出錯，有時候不得不扣上電話再拿起來重撥一次。

據王正元回憶，老蔣剛用撥號電話的時候，經常“打不通”：“據侍從室的蔣孝鎮說，蔣介石一拿起話筒就撥號碼，可總是打不通。本來，使用自動電話說明上清楚地說，先要聽一下有無‘蟬鳴聲’，如果有，說明線路沒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撥。那時，蔣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漢口的電話，必須通過過江的‘中繼線’，如果只撥一個數字就有‘拉’聲，就說明過江的中繼線不空。蔣介石根本就不管這些，連續撥不通時，就暴跳如雷。”

看起來當年的撥號電話也不是很方便，那么多說道兒，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也未必有耐心研究明白，就更別說性格暴躁的老蔣了。

老蔣電話“打不通”，手下可忙壞了，他命令隨身副官蔣孝鎮把武漢電話局局長黃如祖叫來“查故障”，結果湖北電政管理局局長朱一成和黃如祖親自出馬，還從王正元那里拿到了老蔣的撥號記錄，查了半天才發現不是線路問題，而是老蔣操作失誤，但當年誰敢說老蔣弄錯了？于是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的電話專家黃如祖直接為蔣介石的自動電話升級，直接給他弄了一條專線，這樣就不會受“電路擁塞”限制。

沒有了“占線”之憂，老蔣的自動電話還是有問題：“武漢電話是五位制，蔣介石往往只撥了四位，就不撥了，比較大的數字，如9、8，他還沒有撥到位就放手了。這樣打，當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錯了；還有遇到對方正在通話，他只要連續幾次撥不通，就氣惱地把聽筒使勁一摜。據蔣孝鎮說，蔣介石從沒有一次順順當當把自動電話打通的。后來，蔣介石索性下令把辦公桌上的自動電話拆除了事。”

拆了自動電話，那就只能恢復到用手搖電話機，但那時候的手搖電話，已經跟傳統的不一樣了，老蔣這邊一手搖，王正元等人在控制臺就能看到信號燈亮起，馬上拿起電話問他要哪里，這邊替老蔣要通、老蔣要找的人拿起電話之后，這才通知老蔣“某某來了”：“他無論打給任何人的電話，長途也好，市內電話也好，都是別人先拿著聽筒等他。以后，蔣介石不論市內、長途都使用這條長途專線和這部機子，確實方便多了。在這條專線上，大家都十分小心謹慎，好多年從來未發生過差錯。”

老蔣是方便了，但王正元等人卻要二十四小時值班，而且我們從王正元的“職務”中，還能看出他有“監聽”之責，王正元在回憶文章中，也確實透露了很多秘密。

王正元的“監聽”是完全的職務行為，老蔣應該也知道自己打電話的時候還有第三人或第四人旁聽，因為這事林蔚親自安排的：“茲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為本會（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電話監聽員。”

老蔣兩次給王正元發獎金（一次一百五十元，一次五十元），那是因為王正元對他來說相當重要，王正元回憶：“凡是蔣介石早晨的散步時間、做禱告的時間、午睡時間，以及偕同宋美齡出游的時間，我們都掌握了，甚至他正在會客，或者馬上要換住郊區官邸，出發前的時間，我們也掌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主動多了，凡是每次隨蔣出巡外地，只有我一人隨往，這幾位副官也照樣隨時和我聯系。”

影視劇中宋美齡不管身邊有沒有人，都管老蔣叫“達令”，那顯然不符合史實，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下叫“親愛的”，不符合這對夫妻的身份地位，小宋管老蔣叫什么，王正元最清楚：“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是因人而異，就是視其親信與否而有所區別。蔣介石對宋美齡是用‘Mrs’（夫人）來稱呼的。宋美齡對蔣介石是用‘介兄’來稱呼的。蔣介石在電話中的自稱，一般都說‘我是委員長’，對李濟深、程潛、孔祥熙等極少數人，他就自稱：‘我是介石啊！’如蔣介石兩次和程潛通長途電話時，因程潛有重聽毛病，蔣介石就在電話中使勁地叫：‘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老蔣畢竟也是留過學、看過《曾文正公集》的，在起碼的禮儀上，還是說得過去的，他陳誠、薛岳、張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辭修、伯陵、文白、蔚文，對孔祥熙時稱“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孔祥熙稱呼蔣介石為“介弟”。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等人，則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鄰兄、岳軍兄、啟予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則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頌云先生。

據王正元回憶，老蔣對高級將領的態度都比較客氣，有時候還有意套近乎，但對白崇禧是個例外，既不稱其為健生兄，也直呼其名，而是直接叫官職，如白副總長、白部長、白司令，那意思很明顯：我跟你只是工作關系，私下里是半點友情都沒有的。

要論老蔣打心底討厭的高級將領，白崇禧自認第二，估計就沒有人能認第一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或者用過手搖電話的人，對老蔣討厭白崇禧和不喜歡撥號電話可能會表示理解，但老蔣還討厭女接線員，這就有意思了：“蔣介石打電話，最反對女性為他接續，在‘八一三’滬戰時，因女性話務員聽不清他的寧波官話，因而總要向他多問幾句，再加上屢有錯接和拖延，蔣介石十分惱火。以后凡在電話中聽到有女話務員為之接話時，他立即一句話不說，即把電話掛斷，還命副官打電話查詢原因。”

老蔣的親信們都知道他這個怪脾氣，卻不知道為什么，只有王正元知道內情，有兩次他有事離開接線、監聽臺，每次都是讓女話務班長頂替一下，但好巧不巧或王正元合該倒霉：王正元兩次離開，老蔣兩次往外打電話，那位女班長是重慶姑娘，重慶人開口說話的口頭禪就是“啥子嗎？”：“蔣介石聽到這一句就光火。電話掛斷后，蔣孝鎮打電話來叫我立即到官邸去……以后，我們三個男子漢輪流值班，片刻也不離開。這幾次以后，我們就和蔣的隨從副官蔣孝鎮、蔣恒祥以及幾個侍衛官約好，凡蔣介石離開辦公室時，就隨時通知我們。”

老蔣與女接線員“結怨”，是在1935年，當時“首都電話局總工程師”汪啟堃招了一批十六七歲的高小、初中畢業的女性來替換所有男話務員，經過短時間訓練就全部替換掉了男接線員。

汪啟堃有啥愛好，男接線員下崗后去哪里，這都跟本文無關，重要的是老蔣開始頭痛了：老蔣命名有專線，但新上崗的接線姑娘還是按常規詢問老蔣姓甚名誰，電話要打給誰，這已經夠讓老蔣窩火了，更重要的是這些接線員都是從南京本地招募的，根本就聽不懂老蔣的“寧波官話”。

要是和平時期，這些有點后臺的南京姑娘傲嬌一點沒什么，但戰爭年代，那可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接線員聽不懂老蔣的話，反復重復詢問后還多次接錯，最后終于出了大事：“在戰爭最激烈之時，電話局長途臺的女話務員們，并未因戰爭而減免手續，依然照章辦事。即使是蔣介石叫接電話，話務員照例是不厭其煩地問：‘你要普通還是加急？’有一天晚9時許，蔣介石對長途臺話務員說：‘要顧總司令（即顧祝同）電話。’接通時，卻是朱總司令（即朱紹良）。蔣質問：‘我要蘇州顧總司令，怎么……’‘你講沒講蘇州？’”

從王正元的回憶中，我們似乎能看到小接線眼牙尖嘴利，也能看到老蔣被氣得抓狂，后來以為一位姓施的侍從對王正元說了這件事的經過：“這次委員長有一項重要軍令沒有及時下達給顧祝同，氣得把聽筒砸壞，躺在長藤椅上，咆哮著呼喚侍衛官：‘請錢主任。’”

事后那個女接線員有沒有受到處罰，王正元沒有寫，但當時可把時任交通部長俞飛鵬的嚇壞了，他馬上召見“電政司幫辦”陶鳳山、首都電話局局長朱一成，研究決定選派干練電務人員專管，于是白堉、徐士元、王正元就開始了一天二十四小時三人輪流值班，至于累次得獎、晉升的王正元究竟掌握了老蔣多少秘密，那估計只有他本人知道了，筆者只有一點比較奇怪：王正元是“上校監聽員”，肯定不是普通電話局官員，那么他究竟是屬于軍統，還是屬于中統？或者哪“統”都管不著他，他直接對老蔣的“侍從室”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