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最初的十來年里，外國教會在中國曾發起過一場建筑領域的“中國傳統復興”運動：無論是教堂、醫院還是學校，其建筑都流行起戴上琉璃瓦大屋頂的“中國帽子”，將過往在西方人眼中早已跌落神壇的中國傳統建筑風格重新變成時尚。而其中教會大學的建設，更是把這一“中國復興”潮流溢出宗教場域之外，發展成一場在全國范圍內深遠影響的建筑風格復古運動。

其中，對建立和發展教會大學最為熱心的是美國基督教會。國民政府時期在中國教育部注冊備案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學和學院，全部為美國教會創辦或主導。這些大學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多數都放棄了原先的舊有校舍，另外購買土地營建新校園，且大都不約而同地在新校舍建筑風格上，選擇采用中式復古風格。這場大規模的新校舍營建運動，也成為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第一次傳統建筑復興運動的高潮。

辛亥革命（1911）后，專業建筑師逐漸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美國人茂飛（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建筑師。茂飛1899年畢業于耶魯大學建筑系，曾在紐約的數家事務所當過繪圖員。1906年，他和搭檔丹納（Dana）在紐約掛牌成立自己的事務所，隨后數年間在美國承接了一些小型的設計業務。直到這時，茂飛還未表現出對中國建筑的興趣，也沒有設計過任何一個中式“大屋頂”建筑。他與中國建筑產生交集，是因為其母校耶魯大學。1901年，耶魯海外布道會成立，后改稱“雅禮會”（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在隨后數年間，雅禮會先后在湖南省會長沙建立了雅禮學堂和雅禮醫院。1914年，雅禮學堂開始招收大學本科生，并決定在長沙城北門外麻園嶺建新校舍和新醫院大樓。正是雅禮會的這一建設計劃，促使茂飛開始了中國之旅。

1914年春天，茂飛在參觀了北京紫禁城后，盛贊其是“世界上最完美建筑群……其莊嚴與華美，在其他任何國家的任何城市里都沒有一組建筑群能與之相比”，并說自己參觀紫禁城所留下的記憶和感受，比參觀羅馬圣彼得大教堂還要生動和令人難忘。姑且不論這些仿佛回到了馬可·波羅時代一般的溢美之辭，究竟是發自內心的情感流露，還是基于商業頭腦的文宣包裝，紫禁城的建筑對于茂飛日后演繹“中國建筑文藝復興”的影響無疑是極為深遠的。他隨后在中國所做的一個又一個中式大學校園設計，從某種角度上看正是愈加忠實地摹寫故宮的殿堂。在他心目中，這個被推崇為“無與倫比的莊嚴華美”“世界上最完美建筑群”的昔日中華帝國的舊宮，便是“中國建筑”的最高范式和正統代表。

在完成雅禮大學設計后的1918年，茂飛在上海幸運地獲得了他的耶魯同級校友李登輝擔任校長的復旦大學江灣新校的設計項目。而校方在與他見面商討的一開始，便確立了要采用“純正地道中國風格”的設計基調。大約在這年底，他已完成了復旦新校園的設計，并繪制出了效果圖，刊發在了次年復旦的校刊上。

茂飛設計的復旦大學校園鳥瞰圖（復旦大學檔案館藏）

這是一個經典的美國“草陌”式校園，主要校舍合圍中央的運動場，其中一端的攢尖頂大禮堂構成校園中心建筑，而大部分主要校舍則為歇山頂的矩形平面大樓。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歇山頂的樣式雖然也呈現出不同于上海本地建筑的較為官式的造型，但茂飛仍普遍在屋面上開有整排的老虎窗。這種在大屋頂屋面上開窗的做法，曾被茂飛廣泛運用于雅禮大學的設計中，是從實用的角度，為了避免高聳的大屋頂下空間的浪費而為之。不過，這顯然破壞了中國傳統大屋頂的整體性，最重要的是讓整個大屋頂看起來頗為滑稽，全然不夠“中國”了。

長沙雅禮大學理學院（George Grantham Bain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但也正是在1918年的上海復旦大學設計中，茂飛開始走上他在華設計生涯的高光時段。在當年12月18日他寫給丹納的信中，提到復旦大學建筑的立面圖和鳥瞰圖正在繪制當中，并頗為自得地寫道：“我們正努力讓它們的設計比以往任何人做的改良式中國建筑都更為徹底地中國化（并且我認為也更加端莊和好看）。”這一既更端莊好看又更中國化的設計，相信便包括了1920年冬天開工建設的復旦江灣校園最早的建筑：奕住堂和簡公堂。從老照片看，實際落成的奕住堂和簡公堂，在屋頂造型上已與1918年鳥瞰圖中的校舍有了明顯改進，大屋頂的屋面保持完整而不再開窗，整體風格上已與不久之后的金陵女大校舍頗為一致。

復旦大學奕住堂舊影（王啟元：《巍巍學府：復旦·上醫與近代中國（1905—1949）》）

復旦大學簡公堂舊影（復旦大學檔案館藏）

1918年的復旦大學沒有給茂飛完全施展的機會，且由于歷史原因，茂飛留給復旦的設計——無論建筑實體還是設計資料——都近乎湮滅，這使得在后來人們的一般印象中，復旦這一案例在茂飛的設計生涯中似乎并不突出。但事實上，這處校園堪稱是茂飛的在華設計生涯中的一個頗為關鍵的轉折點。正是在從事復旦校舍設計的過程中，他逐漸探索出了一套日臻成熟的茂飛版“中國式建筑法則”，并在接下來的南京金陵女大校園規劃設計中進一步發展完善和付諸實施。

概括而言，這套“茂飛法則”主要包括：推崇清代北方官式建筑的造型并以之為“中國風格”的唯一范式；建筑整體形制盡量模仿完整、嚴謹的清代官式殿堂，不再隨意變形和夸張，建筑平面多呈單一的矩形；屋頂以清代官式歇山頂為主要形制，兼用廡殿頂、攢尖頂等；注重屋檐下斗栱的模仿以解決中式屋頂和建筑墻體間的視覺銜接；以中式圓柱和傳統彩繪圖案裝飾建筑外墻，等等。

金陵女子大學校園鳥瞰效果圖（Meng Collection, Mansfield Freema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leyan University）

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茂飛演繹“中國建筑”的能力也愈加成熟和“地道”。到完成燕京大學的設計時，這座“代表著近代教會大學建筑最高藝術成就”的大學校園，已奠定了茂飛在教會主導的這場中國建筑復興運動中的旗手地位。由此，在隨后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茂飛被聘為建筑顧問，深度參與了《首都計劃》的規劃，并主持設計了靈谷寺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墓及紀念塔。茂飛也因此成為一位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為接下來由國民政府發起和主導的近代中國建筑史上第二次民族形式復興運動——“中國固有之形式”奠定了基礎。

“中國固有之形式”運動公認的起點，是南京中山陵工程，其建筑師是曾經在美國跟隨茂飛參與在華教會大學設計的呂彥直。此后的《首都計劃》，更是全面闡述了“固有形式”的話語邏輯，茂飛亦作為顧問深度參與了該計劃。

這陣由國民黨官方強力主導的建筑民族主義風潮，在上海仍是在非官方的營建活動中首先表現出其影響。早在1926年，其時中山陵工程尚在建設之中，上海的私立光華大學便在上海西郊建起了同樣為宮殿式風格的新校舍。光華大學是此前一年，由一批自圣約翰大學脫離出來的師生所組建的一所新的私立大學。不久之后，他們在距離圣約翰校園不遠的大西路開始建設新校園。影響光華大學校園建筑風格基調的，除了中山陵建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公共建筑領域日益高漲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外，圣約翰大學校園古香古色的中式建筑也是大學主事者心目中某種難以割舍的情感底色。

光華大學校方“在他們開始建筑校舍的時候，曾經聲言他們的建筑計劃，是完全仿照了北京協和醫院辦法，起成了皇宮的格式的……但可惜，光華當局因為經濟的關系，便沒有能夠完全達到他們計劃中的目的。”盡管財力有限，這所私立大學還是盡力完成了新校園建設，并在最重要的核心建筑上充分體現了其“宮殿式”的建筑特色。位于校園核心區東西相對的兩座主教學樓，分別作為大學本部和附中的教學樓與辦公樓，二者皆由上海凱泰建筑公司著名建筑師楊錫镠設計。當時滬上報章曾刊載了楊錫镠手繪的效果圖，并附有一段洋溢著濃烈民族主義情感的建筑評論，將光華大學新校舍與中山陵相并論：

教室圖樣一紙，系由該公司建筑師楊錫镠君所計劃，原該校為國爭光之本意，所有建筑，屏絕西式，采取純粹之吾國宮殿形式，參以最新建筑學理，成此巨構，莊嚴宏麗，兼而有之。查吾國建筑，素以嚴肅見稱于世，惜乎晚近，歐風囂張，群尚西式，反使華胄典型，瞠乎人后，有識之士，每引為深憂。年來建筑界有鑒于此，故時有華式新建筑之創作。該校校舍及呂彥直君之孫中山陵墓，同為去年華式新建筑中之杰構。

楊錫镠畢業于上海南洋大學，是中國本土培養的著名建筑師。光華大學校舍，是他設計中式復古風格的早期代表作品，其中也奠定了日后他做類似建筑設計的某些基調。

光華大學教學樓舊影（《良友》第105期，1935年7月）

1929年開始，官方主導終于登上上海這個大舞臺，大張旗鼓地參與到“中國固有之形式”的上海實踐中來了：幾乎與《首都計劃》的出臺同步，上海市政府也制定了一個“大上海計劃”。該計劃意在拋開租界和老城廂，在黃浦江下游的江灣地區建設上海新市區，并制定了詳細的規劃方案。該計劃所規劃的行政中心區域，在20世紀30年代陸續建成了一批大屋頂的“固有形式”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位于新市區核心區的市政府大樓。

市政府大樓位于新市區的中心位置，是“大上海計劃”重要公共建筑中最早開始建設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建筑。大樓征集設計方案之初，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在“懸獎征求市政府圖案辦法”中就提出了明確要求：“建筑須實用與美觀并重，將各處局聯絡一處，成一莊嚴偉大之府第。其外觀須保存中國固有建筑之形式，參以現代需要，使之不失為建筑物之代表。”雖然在收到的19份應征方案中評選出了8個獲獎方案，但當局仍不甚滿意，未直接采用第一名方案，而是請擔任評委的建筑師董大酉在各方案基礎上重新設計了一版新方案并付諸實施。此后，董大酉又主持設計了包括博物館、圖書館、航空陳列館、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等江灣新市區的一系列重要建筑，成為“大上海計劃”實踐中的領軍者。

董大酉與呂彥直一樣，也是民國初年的清華留美生，先后就讀于明尼蘇達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27年曾供職于茂飛的事務所，一年后回國從業。跟隨茂飛的這段經歷，成為他此后嫻熟演繹“中國固有之形式”的重要依憑，而在市政府大樓的設計中，我們也能夠明顯看出這種傳承關系：大樓采用了中部主樓和兩翼樓組合的三段式構圖，這顯然脫胎于茂飛此前在教會大學校舍中常用的模式。大樓廡殿頂的兩側翼樓與歇山頂主樓的組合，與燕京大學貝公樓可謂如出一轍。大樓屋面采用綠色琉璃瓦，屋脊脊獸皆為黃琉璃瓦，外墻采用傳統梁柱裝飾，室內外遍涂傳統彩繪，整體顯得頗為富麗堂皇。

上海特別市政府舊址（作者攝于2023年5月）

如上所述，上海這個近代中國著名的“大學之城”，在中國建筑復興潮流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宮殿式”的大屋頂校舍，正是在茂飛規劃設計復旦大學校園的過程中開始漸成“范式”的；與中山陵工程幾乎同時進行的私立光華大學校舍，也旗幟鮮明地采用“宮殿式”建筑風格。而在緊接著的“固有形式”建筑潮流中，江灣一帶除了“大上海計劃”行政中心外，在大學校舍方面同樣沒有缺席：國立上海商學院的新校舍建設，便是深受“大上海計劃”理念影響的典型案例。

國立上海商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21年東南大學與暨南大學共同在上海創辦的“上海商科大學”，該校于1928年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在滬辦學初期，學校“向無確定院舍，是使學生向學之心亦難于安……校舍租自他人，地位既隘，所耗非少”。到了1929年，校方始“于江灣路購得田地十余畝……擬于該處自建大洋房數幢”。這一校舍于1930年暑期正式動工興建，“照彥沛記建筑師所擬圖樣，共計兩大椽，規模宏敞，建筑費定為十一萬零二千元，承包人為新義記營造廠”。設計這兩棟校舍的“彥沛記建筑師”，即呂彥直逝世后中山陵后續工程的建筑設計師李錦沛。然而此時“大上海計劃”剛剛開始，市政府大廈仍在修改方案中，“固有形式”尚未成為上海公共建筑領域的絕對主流基調。如在中大商學院的設計中，李錦沛的設計方案是兩棟純西式的洋樓，并沒有流露出任何中式風格的元素。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江灣一帶成為激戰之地，剛剛落成不久的中大商學院校舍“在炮火之下，嗣即為日軍占據，竟將該院房屋以及圖書、校具器物，全部焚毀”，該校只得轉入法租界內租地臨時辦學。同年7月，該校獨立出中央大學，改為“國立上海商學院”，并積極謀劃重建校舍。1934年9月，學校成立“院舍建筑委員會”，在江灣原址重建新校舍。工程自1935年1月開工，由前文提到的曾設計光華大學宮殿式校舍的楊錫镠設計，上海陸根記營造廠承建，當年9月即告竣工，學校乃遷回原址開學。

國立上海商學院校門舊影（《中國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國立上海商學院1935年新建的校舍工程，主要包括校門、教室及辦公廳大樓、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和飯廳五棟主要建筑。據校方規劃，后續還擬建圖書館、商品陳列館暨經濟研究所和教職員宿舍三座建筑。已建成的各建筑設計圖紙及部分建筑照片，都曾刊發在由楊錫镠本人擔任發行人的《中國建筑》雜志上，使得我們能從中了解這一組已消失無蹤的校園建筑的諸多細節。受制于狹小的地塊面積，上海商學院校園布局較為局促，也無法做到軸線對稱，但在其中營建的主要校舍建筑仍十分精美：正門為一座山門式門樓，進門后的一棟“H”形平面的三層樓建筑為學校教學活動的主樓，其中一層為各教室，二層為學校行政辦公用房，三樓設有大禮堂和圖書館。主樓后的庭院兩側分別為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其中男生宿舍為三層，女生宿舍為二層。在校園的最盡頭處，則是一層的飯廳及附屬建筑。

國立上海商學院主樓舊影（《中國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與此前被毀的上一代校舍相比，這批新建校舍的建筑風格迥然一新，一律改為宮殿式的“中國固有之形式”風格。其中男、女生宿舍為單檐歇山頂，校門及飯廳為單檐廡殿頂，主樓則將這兩種屋頂形式進行了組合。各校舍的一層外墻為人造石飾面，二樓以上則為紅磚清水磚墻，主樓一層外還裝飾有傳統式樣的勾欄，入口處另有一間小巧的抱廈。整座建筑無論平面布局、外墻裝飾語匯還是屋頂的組合形態和屋脊中設煙囪的做法，都可以看出近十年前光華大學教學樓的影子，但與光華那個高聳碩大的大屋頂相比，商學院的屋頂坡度更為平緩，這一調整應不只是出于建筑審美，而更可能也是為了兼顧經濟和實用。女生宿舍雖然體量稍小，但二樓寢室窗外設有回廊，使整座建筑相較男生宿舍更顯纖巧秀美。

國立上海商學院主樓入口處舊影（《中國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國立上海商學院女生宿舍舊影（《中國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國立上海商學院的全部主要校舍，大屋頂一律覆蓋黑色筒瓦，窗戶皆采用鋼窗。盡管屋面沒有使用琉璃瓦，但建筑外墻仍色彩鮮艷，在檐下額枋部分施以油漆彩繪，盡顯古色古香之風韻。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校舍的大屋頂裝飾細節，在鴟吻、檐獸部分皆采用了與中山陵相似的建筑語匯，統一使用幾何云紋圖案代替傳統神獸造型。

國立上海商學院主樓細部大樣圖 （《中國建筑》第3卷第4期，1935年9月）

宮殿式新校舍的落成，使得國立上海商學院校園在其存世的短暫時光里，一度成為西體育會路一帶醒目的風景和地標。即使在學府林立的上海江灣地區，這一規模不大但典雅華美的校舍仍顯得十分吸引眼球。1937年2月，該校一名學生曾投書《大公報》，自豪地寫下這樣一段描述：

當你由寶山路口搭上四路、五路公共汽車到復旦大學或是上海市政府去的途中，車經西體育會路，很容易地在你眼簾前會掠過一座輝煌壯麗東方宮殿式的建筑來。如果你是第一次注意的話，也許你會從車窗里探出頭來再比較仔細地賞識一下。我告訴你，這座新建筑是國立上海商學院的新校舍。

商學院的宿舍恐怕在今日上海各大學院中要算最好的了。粉刷潔白的墻壁，漆得光滑的地板，簇新的桌椅、書架，很寬暢的一個寢室里只排上二個、三個的榻位。如果你是善于布置和陳設的話，真不會使人相信這是一間學校的宿舍。特別住在三層樓上的同學，一推窗看到野外的青綠，幾疑置身在一個鄉村里的別墅中。

然而萬分遺憾的是，這組在兵燹后浴火重生的新校舍建筑群，竟在落成不到兩年后的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全部被毀。時人曾痛惜感慨道：“國立上海商學院……院舍落成僅三五載……校舍巍峨如宮殿，畫棟雕梁，可膺獨立學院校舍之首選。如此建筑，已盡殉抗戰之難矣。”而楊錫镠的另一設計作品——光華大學校園，也與之遭遇了同樣的厄運，在淞滬戰火中亦被完全摧毀了。

盡管如此，上海曾經在近代中國民族形式大學校園營造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和扮演的關鍵角色，對于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大學校園營建歷史進程的重要意義，仍是不可忽視的。

本文作者劉文祥系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江漢大學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原文刊發于《上海地方志》2026年第2期。

來源：《上海地方志》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