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太平年》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管是北方的黃袍加身的幾個皇帝，還是南朝位高權重，擁有赫赫戰功的戴惲還是胡思進，最終都難免陷入君臣猜疑的境地。

而在唐初，隨著李淵，李世民打天下的侯君集，李君羨，薛萬徹等人也陸續被卷入各種陰謀叛亂而被殺害。

而在唐初，立下赫赫戰功的 李勣卻成為后世的一個傳奇。李勣原名徐世勣，也稱為徐茂公，就是《隋唐演義》中瓦崗寨的軍師的原型。李勣一生跟隨過五個主人，但是每一個主人都李勣都是非常的信任和看重，最終李勣去世時得到了李治的親自送靈。

為什么李勣能得到每位主人的認可和肯定呢？我們應該從李勣身上學到什么樣的生存哲學呢？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大唐傳奇李勣以及他的生存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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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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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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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關于李勣，為什么他能看淡所有的欲望，可能跟他的出身有關。

李勣的家庭其實還算富有的，史稱其“家多僮仆，積栗數千鐘”。也正是因為如此， 李勣才沒有把金錢物質這些看得很重，反而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當然這也可能受到其父親的影響，歷史記載他父親就是樂善好施之人，其言傳身教可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 李勣，從而他才將營造自己的人設和口碑當做一生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是去追求物質的刺激。

不過 李勣所處的是一個亂世，當時隋末各地民變，當時 李勣家在河南滑州衛南縣，當時當地瓦崗軍崛起， 李勣就去投靠了瓦崗軍的翟讓。

為什么 李勣作為富豪子弟要去投奔瓦崗軍呢？我個人覺得一方面 李勣這個人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人，所以在隋末亂世，估計也是對國家失望，所以才投筆從戎，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換來百姓的太平。

其次 李勣也很有可能通過加入瓦崗軍，保自己家鄉平安。這從 李勣加入后，就勸翟讓不要掠奪當地百姓了，而是去打劫過往官商船只等行動就可見一斑。

而 李勣這個人有文化，有見識，估計也很大方，所以頗得人心，也就得到了翟讓的器重。

后來李密投靠了翟讓，李密是關隴勛貴的代表，手里更有資源，眼界也更為長遠，所以在他的改造下，瓦崗才從打家劫舍的土匪變成了一個有政治目標的起義軍。

也就在這個過程中，李密的權勢也越來越大，最終李密和翟讓之間的矛盾就爆發了。公元617年，李密設鴻門宴，殺了翟讓。當時跟隨翟讓的單雄信直接跪地投降，而 李勣被砍傷。

這段歷史可以參看之前的文章：

在這段歷史中， 李勣是迫不得已歸順了李密，而單雄信是直接投降，這也決定了二人后來完全不同的結局。

當然 李勣歸順李密的根本原因還是 李勣也看清楚當時的大勢，李密這個人才華和能力都要比翟讓強很多，而當時翟讓已死，那么輔助李密在隋末亂世中壯大跟 李勣初始的理想并不沖突。

所以 李勣才選擇在這個時候效忠了李密。

李密也非常器重 李勣，當時對于瓦崗最重要的黎陽倉就是 委派 李世去把守。

但后來童山之戰，李密和宇文化及的較量導致兩敗俱傷，而之后王世充趁機向李密發動進攻，最終在偃師一戰中大敗李密，當時瓦崗分崩離析，單雄信等人歸順了王世充，李密也對李勣產生不信任，于是沒有投奔李勣，而是選擇入關中歸順了李淵。而李密統治的區域就被李勣所接手了。

當時李淵的勢力越來越大，李勣也看出了這一點，明白靠自己是不可能在亂世生存下去的，也決定歸順李淵。但是李勣卻沒有用自己統治的區域去李淵那里換取前程，而是選擇將這些地方當做李密的財產，以李密的名義獻給了李淵。而李密后來再次叛變被殺后，又是李勣上表為李密收葬。

而恰恰是李勣的這個行為，讓李淵認為李勣忠于舊主，是一個純臣，所以才對李勣格外信任。下詔封他為黎陽總管、上柱國，封萊國公。又加授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并被賜姓李氏，“附宗正屬籍”，再賜良田五十頃、上等宅第一所。徐世自此改名李世。

這段歷史可以參看之前的文章：

因為李勣在瓦崗舊部中的威望，在河南山東等地有基礎，所以李淵讓李勣統領河南、山東的軍隊抵抗王世充。

但后來竇建德攻下黎陽，李勣的父親李蓋被俘。所以李勣才迫不得已顧順竇建德。

李勣曾經謀劃勸說竇建德親征河南，企圖借機將其殺死，但竇建德未能按計劃親征，最終李勣與郭孝恪率領幾十名騎兵歸降唐朝。

再次歸順李唐后，李勣這次跟隨李世民征討河東，在虎牢關打敗王世充和竇建德的戰斗中建立了功勛。

相關文章可以參看：

之后李勣又在李世民的麾下討伐劉黑闥，平定徐圓朗，隨后又與李靖等人一起渡長江，剿滅輔公祏平定了江南。

由上可見，李勣在李唐建國中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勛的。而李勣實際上也憑借其在瓦崗體系將領中的威望，成為李世民最為依仗的力量。

而李唐建國后，李勣又先后指揮了滅突厥，滅薛延陀和滅高句麗的戰役，成為李唐軍中的定海神針。

由李勣的這段歷史可以看出，李勣之所以被李淵和李世民得到重用，一方面是因為他是瓦崗系的領軍人物，是需要被李淵和李世民所用的。而更重要的是李勣這個人這個人身上有中國傳統的忠，一旦認定了自己的主人，就不會輕易的背叛，而這才是讓李淵和李世民非常放心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論打仗，侯君集，薛萬徹等人未必在李勣之下，但是一個人能走多遠并不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品德，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信任，也就才能獲得更多的機會。這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講中國的儒家文化為什么能成為幾千年來中原統治者尊奉的真理，原因也在于此，儒家文化重要的就是界定了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應該有的心態，你是一個懂規則的人，別人才會信任你。這實際上就是忠背后的道理。

當然李勣能被李淵，李世民，李治三個帝王所信任，不僅僅是因為李勣的忠，還有他的懂得進退。

李勣從來不把個人的名利放在前面，而是在適當的時候，知道要低調。他從來不爭名利。當李世民貶他去外地做刺史，他家也不回直接去上任。之后李治拜他為相，其再三請辭。當李治和長孫無忌陷入爭斗，他選擇托病遠離斗爭旋渦。

但李勣也不是沒有原則的，當李治和長孫無忌最終在立后問題上劍拔弩張，李治問到李勣之時，他選擇將這個問題歸于皇帝的家事，看似不站隊，但其實是站了李治。也就是這個選擇讓李治才 能扳倒長孫無忌。這也是李治對李勣感恩的原因。

而李勣之所以在軍中有很強的威望，還跟他懂得下屬需要什么，比如司馬光就總結李勣打仗，會把功勞都歸功于下屬，把獲得的獎賞都分給下屬，這樣下屬才會死心塌地的跟隨李勣。他帶出的隊伍才是常勝之師。

其實之前我們在聊李世民親征高句麗，打白巖城時李世民承諾打下后準許屠城，而后來白巖城歸降，李世民改變了主意，而李勣帶頭勸諫其實也能說明這一點。雖然屠城是現代文明所不齒的，但是站在一個當時的將領的角度，如果君主食言，那么實際上就是在軍隊中的威信遭到極大的損害，所以李勣才會出面勸阻，這一方面是維護下面將領的利益，其實也是在維護李世民的威望。后來李世民改用國庫來獎賞才完滿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李勣的勸諫，很可能這個事情負面的作用就會比較大。

相關這方面的文章可以參看：

所以看懂了李勣的成功，我們就應該學會一個人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做人。

要做事，先做人，這個社會是非常復雜的，一個人要想解決問題，一定是需要調動多方面的力量一起來完成的。如何讓下屬支持自己，如何讓上級信任自己，都決定了自己能不能獲得力量來完成目標。而獲得支持和信任的前提就是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就是你值不值得托付和信任。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為什么成為幾千年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觀，當你用這套價值觀努力去約束自己的時候，就一定會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從而為你借用別人的力量去解決問題掃清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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