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忠一節一學士

——對廬陵文化“五忠一節”的重新定義

作者/解履先（江蘇）

【作家/詩人風采】

★解履先，江蘇宿遷人，解縉研究會會員，優秀傳統文化愛好者，撰寫多篇文章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作家/詩人作品】

五忠一節一學士

——對廬陵文化“五忠一節”的重新定義

解履先（江蘇）

【作者按】筆者年少之時就常聽父親提起先賢解縉、講“解學士”故事，一晃數十年過去了。2023年下半年起，筆者著手研究先賢解縉，兩年多以來，筆者深受先賢的精神、學識及人格魅力的感染。受個人精力所限，筆者拜讀先賢解縉的著作不多，但是深切感覺到先賢解縉對“學士”二字情有獨鐘，曾判斷：解縉在世之時就可能有很多人尊稱解縉為“解學士”，解縉年少時就可能把翰林學士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2023年12月初，筆者發現眾人對解縉有尊稱不一，如“縉公”、“文毅公”、“學士公”、“縉紳公”等等，筆者認為解氏后人稱“學士公”最妥，當然適當時候也可稱“縉紳公”。遂于2024年6月4日，撰寫探討對先賢解縉的尊稱一文。筆者于2026年1月24日獲悉廬陵文化的“五忠一節”。筆者認為，解縉也江西吉安人，同樣是“忠節”之士，但是解縉的才華最為突出，歷來以才子著稱，遂將解縉補入廬陵文化的“五忠一節”譜系，當即在解縉研究微信群中提出“五忠一節一才子”觀點，但同時認為“五忠一節一學士”的提法似乎也合適。

在贛江中游的吉安，這片古稱廬陵的土地，自宋至清走出了近三千位進士。他們如星辰般輝映在歷史的夜空，其中最耀眼的七顆，跨越兩宋與明朝，共同書寫了一部“文章節義”的壯麗史詩。

宋代有六人——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文天祥、楊萬里，后人因謚號中有五個“忠”字、一個“節”字，將他們合稱為“五忠一節”，這個稱謂已成為廬陵文化的標志性符號。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明代，會發現廬陵大地又走出一位同樣光耀千古的人物——解縉。他在世時即被尊為“解學士”，數百年來，“解學士”已成為對他的獨特稱呼，其文集亦名《解學士集》。

為何要將解縉以“一學士”的名義加入“五忠一節”？這并非簡單的數字疊加，而是對廬陵文化精神譜系的完整呈現。宋代六賢奠定了廬陵文化的根基，而解縉則是這一文化血脈在明代的璀璨綻放。七人一體，文脈相承，這才是廬陵文化完整的精神圖譜。

一、血脈同源：七人本是同一人

從歐陽修到文天祥，從文天祥到解縉，跨越三百余年，這片土地上的杰出人物卻呈現出驚人的精神同構性。他們都有著剛正不阿的性格，都有著舍身報國的志向，都有著文采斐然的才華。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廬陵文化代代相傳的精神基因。

解縉的骨子里，銘刻著廬陵文化的忠義氣節，廬陵文化的忠義氣節在歷史的長河中閃閃發光。”正是這種文化基因，決定了解縉的命運走向——他并非不懂得趨利避害，而是廬陵文化的血脈讓他無法選擇沉默。

二、精神同質：忠義是共同底色

“五忠一節”的核心精神是“忠”與“節”。歐陽修謚“文忠”，以文章載道、以風骨立身；楊邦乂謚“忠襄”，以生命獻祭氣節；胡銓謚“忠簡”，以一人之軀對抗滔天權勢；周必大謚“文忠”，以政治與文化傳承文脈；文天祥謚“忠烈”，以生命的完成將正氣凝結為永恒：楊萬里謚“文節”，以詩意的堅守表達深沉愛國。這六人，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了廬陵文化的核心要義——剛正不阿，忠誠正義，舍身報國。

解縉一生行狀，與宋代六賢如出一轍。初入仕途，他便上萬言書《大庖西封事》，直陳“政令數改，刑罰太繁”之弊，展現出不畏皇權的膽識。韓國公李善長被朱元璋處死，滿朝噤聲，解縉卻“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冤”，直言論救。這等敢言直諫，與胡銓當年請斬秦檜何其相似！御史袁泰貪贓枉法、陷害忠良，無人敢彈劾，解縉揮筆立就《論袁泰奸黠狀》，“歷詆其奸狀”。

永樂年間，立儲之爭，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解縉直言：“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 朱棣不應，解縉只一句“好圣孫”，終使朱棣改變主意。為此，他得罪了漢王朱高煦，埋下日后殺身之禍。

即便被貶謫期間，他仍心系家國情懷，歷盡艱辛，考察贛粵山川、體察兩地民情，創造性提出“請鑿贛江通南北”的構想，這與“五忠一節”六位先賢又何其相似！

黃諫在《解學士文集序》中感嘆：“嗚呼！西江山川所鐘，前乎公而有歐陽修、文天祥，數百年后，復于先生見焉。使先生久于其位，其匡君澤民，不在二公下。使在德祐、景炎之日，其精忠大節，凜然不可奪，又未必不與文山相頡頏也。”這是對解縉與宋代六賢精神同源最有力的論證。

三、文脈承續：從《新唐書》到《永樂大典》

廬陵文化以“文章節義”著稱。歐陽修開創一代文風，被譽為“文宗”，修《唐書》與《新五史記》。楊萬里創“誠齋體”，獨步南宋詩壇；周必大主持刊刻《歐陽文忠公集》，使文脈得以傳承。而解縉，發起并主編《永樂大典》，將廬陵文章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永樂大典》全書22877卷，凡例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約3.7億字，匯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種典籍，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紀曉嵐評價解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

如果說歐陽修是廬陵文脈的奠基者，那么解縉便是這一文脈在明代的集大成者。他發起并主持編纂了《永樂大典》，使中華文化得以保存和傳承，這正是廬陵“文章”精神的延續與光大。

更為重要的是，解縉以“解學士”之名，將廬陵文章推向了民間。他的故事從明清時期至今廣為流傳，晚清民國時期甚至有單口相聲《解學士》。2014年，《解縉故事》作為民間文學被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這種深入人心、婦孺皆知的影響力，是其他廬陵先賢難以比擬的。

鄒元標評價解縉：“節義千秋壯，文章百代尊”。這十個字，恰好概括了解縉與“五忠一節”的精神聯系——“節義”與宋代六賢相通，“文章”則是他獨特的貢獻。而贛粵運河的構想，正是他“文章”與“節義”的統一：以文章之才，行濟世之志。

四、遠見卓識：贛粵運河的六百載構想

如果說《永樂大典》展現了解決縉作為“文化巨匠”的一面，那么他對贛粵運河的構想，則彰顯了其作為“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明代狀元焦竑所著《玉堂叢語·調護》云：“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此即“遠見卓識“成語出處。

在他擬寫的《請鑿贛江通南北》奏疏中，提出開鑿贛粵運河，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間最接近的地方僅相距9公里，那里是珠江支流北江的湞水上游和贛江支流桃江的源頭。正是這一天然的地理位置，激發了這位廬陵才子的想象，這一構想具有超越時代的深遠意義。這一構想，歷經六百余年，至今仍在影響中國的區域發展格局。

到近代，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對此亦有提及。20世紀30年代，民國政府一度籌劃此事，但終未能實現。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有關部門和贛粵兩省先后多次開展勘查、調查和研究。

如今，浙贛粵運河已進入國家航運通道的總規劃，被寫入江西省《關于推進交通強省建設的意見》，初期規劃斥資3200億元，總長近1988公里，被視為可比肩京杭大運河的世紀水運工程。運河建成后可縮短長江至珠江水運里程約1200公里，形成貫穿南北的水運動脈，高效連通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家戰略區域。

解縉的這一構想，體現的正是廬陵文化的核心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濟世情懷。他雖以文章名世，卻不忘關注民生疾苦；雖身處朝廷高位，卻心系贛江兩岸的百姓。這種“文章”與“經世”的統一，正是廬陵“文章節義”的生動體現。他與歐陽修一樣，既能以文章立言，又能以實務濟民；他與楊邦乂一樣，既有文采沛然，又有血性擔當。贛粵運河的構想，正是解縉作為“學士”對廬陵精神的最好詮釋——不僅要有文章之才，更要有濟世之志。

贛粵運河的構想，是解縉“文章”之外的又一座豐碑——他以一紙奏疏，為后世留下了一項跨越六百年的宏偉藍圖。這份構想，與《永樂大典》一樣，體現了他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

五、家學淵源：廬陵風骨的家族傳承

解縉之所以能成為解縉，與吉水解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密不可分。解氏家族自唐乾元二年立基廬陵以來，世代崇文重教。祖父解子元，元至正五年進士，在元末戰亂中殉節。父親解開，一生心無旁騖，致力于著書、辦學、育才。母親高妙瑩，賢良淑慧，通書史、善小楷、曉音律，是解縉的第一任老師。

解縉在《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中描述了當時解家的文化盛況：“我家不與世俗同，弟兄伯叔聯簪組。滿堂賓客皆雄奇，新吟健筆爭蜂午。我時七歲詩即成，諸生學士觀如堵。年年歲歲盛繁華，只說江南好風土。”

這樣的家學淵源，與歐陽修的“畫荻教子”、文天祥的“母教我忠”，一脈相承。廬陵的賢母文化、家風傳統，在這七位先賢身上都有著深刻的烙印。

六、悲情人生：以生命踐行情懷

解縉的一生，與宋代六賢一樣，充滿了悲情色彩。他十九歲中進士，深受朱元璋器重，“每侍書，至親為持硯”。但不到一年，便因直言被遣歸讀書十年。建文年間復出，又因讒言而遭貶。永樂年間迎來人生巔峰，入內閣、任首輔、主修《永樂大典》。但僅過數年，又被貶廣西。永樂八年，因入京奏事時謁見太子，被誣“無人臣禮”，下詔獄。永樂十三年，錦衣衛紀綱奉朱棣之命，將解縉灌醉后埋入雪中凍死，年僅四十七歲。

抄家、流放、凍死雪中——這般慘烈的結局，與楊邦乂被剖腹取心、文天祥從容就義，有著同樣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他們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廬陵文化的忠義氣節。成化元年，明憲宗為解縉平反昭雪，恢復官職，贈朝議大夫，謚文毅。遲來的公道，終究證明了歷史的公正。

七、為何是“一學士”？

有人或許會問：為何將“一學士”納入“五忠一節” 這一廬陵文化譜系？

答案在于，“解學士”這個稱呼本身，已經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符號。解縉在世時，便被人尊稱為“解學士”。這個稱呼，既是對他翰林學士身份的尊稱，更是對他學問、才華、人格的認可。數百年來，“解學士”已成為人們對解縉的獨特稱呼，深入人心。他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他的對聯家喻戶曉，他的形象已成為“大明才子”的代表。

“五忠一節”是以謚號為紐帶，將宋代六位謚號含“忠”“節”的先賢聯系在一起。而解縉的謚號是“文毅”——“文”代表文章，“毅”代表剛毅果敢。這個謚號，恰好概括了他的一生：以文章名世，以剛毅立身。將他稱為“一學士”，既尊重了歷史形成的獨特稱呼，又與“五忠一節”形成了呼應——“忠”“節”是氣節的體現，“學士”是文章的象征，合在一起，正是“文章節義”的完整內涵。

八、結語：七人一體，文脈相承

今天，當我們重新定義“五忠一節一學士”，不是在制造一個新的概念，而是在還原一個古老的真相：廬陵文化的精神譜系從未中斷，從歐陽修到文天祥，從文天祥到解縉，“文章節義”的薪火代代相傳。

歐陽修是根，扎下文章與風骨的根基；楊邦乂是血，以生命澆灌氣節的種子；胡銓是骨，以一人之軀撐起風骨的脊梁；周必大是干，以政治與文化傳承文脈；文天祥是果，以生命的完成將正氣凝結為永恒的種子；楊萬里是葉，以詩意棲居裝點精神的天空；解縉是花，在明代綻放出燦爛的文化光芒，既以《永樂大典》集文獻之大成，又以贛粵運河的構想展現濟世之遠見。

七人跨越兩宋與明朝，恰好構成一部完整的廬陵精神史。他們各有側重，但合在一起，共同回答了同一個問題：什么是士大夫的完整人格？

答案是：文與質并重，忠與節同輝，既能以文章經世，又能以氣節立身。解縉以“解學士”之名，以《永樂大典》集文獻之大成，以贛粵運河構想展現濟世之遠見，與宋代的“五忠一節”遙相呼應，共同構成廬陵文化的完整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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