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雨均 錢振球

在數字貿易與國際產業合作中，算力、算法及軟件跨境服務已成為出海企業核心業務支柱，而美國出口管制規則的持續升級與監管邊界的不斷擴張，正給企業帶來嚴峻且復雜的合規挑戰。其通過強化域外適用、加大執法力度，并聚焦 “遠程可得性” 這一新型監管場景，使得監管不確定性顯著提升，不僅直接影響企業跨境業務的正常推進，還可能引發許可受限、服務中斷、合同履約受阻等一系列風險，成為制約出海企業穩健發展的關鍵因素。

美國出口管制的現狀與趨勢

在既有出口管制規則體系穩定運行的背景下，美國出口管制范圍不斷延伸，從以實體物項跨境流動為核心的監管模式，逐步轉向對技術的“遠程可得性”管控。

美國對“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并非零散規則的簡單疊加，其核心法案為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并由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通過《出口管理條例》（EAR）加以具體實施。《出口管制改革法》在立法層面確立了對出口、再出口和境內轉讓等行為實施管制的長期授權框架，使出口管制成為一項具有持續性和可擴展性的監管工具，而非僅在特定時期采取的臨時性政策措施。基于這一制度安排，企業是否位于美國境內并非適用出口管制的決定性因素，只要相關物項、軟件或技術落于《出口管理條例》管轄范圍，相應合規義務即可能隨之產生。

在上述法定框架之下，BIS兩輪規則更新是美國對先進計算與半導體制造出口管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而非階段性、臨時性措施。圍繞先進算力、半導體制造能力以及敏感終端用途或終端用戶的審查要求，已是出海企業的現實合規挑戰。

美國出口管制的新趨勢體現在美國國會立法最新動向之中。國會信息系統顯示，《遠程訪問安全法案》已于2026年1月12日以369票贊成、22票反對在眾議院通過，并于次日送交參議院相關委員會審議。盡管該法案尚未完成全部立法程序，但其在眾議院的高票通過，已向市場主體和監管對象釋放出明確的政策信號，即美國正試圖將出口管制的適用范圍延伸至云計算和遠程訪問等新型技術場景。

從制度設計上看，該法案并未另行構建全新的監管體系，而是在既有《出口管制改革法》框架內進行補充完善。法案對“遠程訪問”做出界定，指由外國人通過互聯網、云服務或其他網絡方式，從物項物理所在地之外對受控物項進行訪問或使用。同時，法案在主觀要件上覆蓋故意、明知、輕率或疏忽，并以“商務部長認定該物項使用可能對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構成嚴重風險”為觸發條件，具有較大解釋空間。由此可見，該法案的立法目標是將“遠程訪問”納入與出口、再出口和境內轉讓相并列的監管對象，使其能夠被許可審查、合規管理和執法體系所覆蓋。這意味著，一旦物項被認定受美國出口管制管轄，其通過網絡實現的遠程交付在法律地位上將與實體運輸完全等同。

從企業運行角度看，出口管制的影響正從交易環節的管控轉向服務交付過程的管控。以往合規風險多集中于物項跨境流動、技術資料轉移等相對靜態的交易環節，而在云計算和遠程訪問場景下，合規審查更可能延伸至服務交付過程中的持續性行為，例如算力調用、模型訓練和系統訪問權限管理等。可見，相關風險不再僅表現為事后行政處罰的可能性，而更早地體現在服務中斷、許可受限或合同履行不確定性上。因此，《遠程訪問安全法案》本質上所反映的是出口管制從“是否發生跨境轉移”向“是否具有實質性控制能力”的判斷標準轉變。這一轉變，在短期內可能以合規要求前置、商業安排收緊等形式顯現，但長期將顯著增加出海企業在云計算與AI業務中面臨合規風險。

企業的風險規避與合規對策

在美國出口管制持續調整升級的背景下，企業出海合規不宜只在個別項目上補救，而應當結合業務特征，將合規要求嵌入日常運營與技術架構之中，分階段推進風險規避與合規建設。

（一） 主動升級合規內控

短期內，企業應將遠程訪問、技術支持等場景納入合規內控范圍，重點在于落實合理注意義務，并在必要時能夠做出解釋、提供證明。首先，應對可能受《出口管理條例》（EAR）影響的遠程對象進行系統梳理，形成“受控對象清單”，將抽象的合規要求轉化為可識別、可管理的對象，并與業務體系建立對應關系，為后續判斷與控制提供基礎。其次，建立與風險等級相匹配的訪問控制機制。企業應明確對第三方遠程訪問的觸發條件、授權范圍、審批層級與責任歸屬，防止臨時性操作演變為潛在風險。同時，完善可追溯機制，形成能夠反映合理注意義務的證據鏈。企業可通過系統記錄訪問主體、時間、登錄方式、調用內容等，確保在風險出現時能夠說明已盡合理審查義務。

（二） 部署合規要求架構

在中期階段，企業應多層次部署合規架構，進而降低合規成本，提高可持續性。在基礎設施層面，企業可預設遷移方案，降低因云廠商政策調整、合規審查加嚴或服務限制帶來的不可履約風險，減少由此導致的違約、索賠與聲譽損失；在產品供給層面，企業可對產品關鍵功能實施風險分級，對低風險功能保持開放，對高風險功能則提高合規門檻，要求合作方提供更完整的客戶信息、更明確的用途說明等，實現產品供給與合規審查的匹配；在交易合同層面，企業可推動條款模板化，將合規要求固化為可執行的合同機制。具體而言，條款要素可包括客戶信息提供義務、終端用途承諾、受控用途禁止、轉售與再出口限制、審查觸發條件下的暫停或終止機制、記錄保存與配合核查等，提高爭議可控性。

（三）適應貿易摩擦常態

長期來看，美國出口管制與中美貿易摩擦已成為出海企業的重要挑戰，應將其納入戰略規劃與關鍵能力建設。一方面，企業應在關鍵技術與供應鏈層面避免單點依賴。同時，對于高度依賴特定資源的關鍵技術，企業應在對外承諾上保持適度彈性，避免將不可控政策風險作為履約義務；另一方面，企業可在重點市場推進本地化合規建設，通過本地團隊、本地部署，提高對政策變化的響應速度與解釋能力。此外，企業應將出口管制與知識產權安排協同考慮，對核心代碼等關鍵資產前置設計權利邊界，避免停服風險與知識產權風險疊加。

總體來看，美國出口管制的升級并非孤立政策事件，而是在既有制度基礎上，順應技術形態變化而進行的持續性調整。企業只有在內部治理和戰略規劃層面同步調整，才能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中實現穩健出海與持續發展。

〔本文為2025年度法治甘肅省級課題《“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出海法律風險與應對策略研究》（2025FZKT128）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單位系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