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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個場景,像極了她人生的兩個面向:一邊是熱烈、具體、充滿煙火氣的生活現場;另一邊,則是沉靜、遼遠、可供精神漫游的文學曠野。
退休后搬到鄉下住的萬寧,每天可一點都沒閑著。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著貓糧,去院子里喂那十幾只早就等著她的野貓。隨后,遛狗、收拾菜園、擺弄花草,或是看看書、伏案寫點什么,偶爾去熱鬧的集市上轉轉。日子被這些瑣碎卻讓她快樂的日常填得滿滿當當。
冬日暖陽下,萬寧喜歡坐在株洲鄉間的院落里曬太陽,身旁是喧鬧爭食的貓群,遠處是綿延的丘陵。這個場景,像極了她人生的兩個面向:一邊是熱烈、具體、充滿煙火氣的生活現場;另一邊,則是沉靜、遼遠、可供精神漫游的文學曠野。
若從公開發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說算起,萬寧的寫作生涯已跨越30余年,著有《城堡之外》《麻將》《紙牌》《講述》等多部作品。她最新出版的兩本書——小說集《雨一直下》與散文集《大江流日夜》,像是兩扇不同的窗口,一扇通向她筆下故事里的人生百態,一扇照見她生活中的溫暖日常。
萬寧的來路蜿蜒而豐富。她出生于瀏陽,童年輾轉于茶陵、湘潭、株洲,成長軌跡始終與湖南的江河相伴。這些流動的水系不僅構成了她生活的背景,更悄然內化為她文字中汩汩不絕的韻律。無論是《雨一直下》中綿密的雨,還是《大江流日夜》中奔流的湘江,都充滿了強烈的湖湘地域氣息。另一層深刻塑造她的經歷,是長達30余年的新聞工作。早年在報社跑社會新聞、主持“情感熱線”的經歷,讓她“傾聽了世間各種離奇古怪的故事”。這些真實人生的粗糲質感,成為她日后文學創作的養分。新聞是“衣食父母”,而文學是“精神寄托”,是她可以充分表達、安放情感的所在。
評論家李敬澤說,小說集《雨一直下》“收藏了一個寫作者三十多年的春種秋收”。12篇中短篇小說,創作時間跨度達30年,萬寧用“雨”串聯起了30年來中國社會的生存圖譜。
萬寧的小說關注女性命運,尤其是她們在家庭、社會與自我期待之間的掙扎。評論家張莉指出,“寫下了我們時代普通女性的真實困境”。無論是《雨一直下》中不斷被家庭索取、在雨中沒有傘卻必須奔跑的姚小瑤和丁碧貞,還是《鼻子的風水》里試圖通過改變容貌來掌控命運的叢簡,萬寧筆下的女性很少是命運的寵兒,但她們身上總有一股“柔韌之力淬煉出的向上鋒芒”。她不止于呈現困境,更著墨于困境中人的呼吸、抉擇與反抗。
如果說《雨一直下》是“向前奔跑”的文體,那么《大江流日夜》則是“慢走或停下,把瞬間凝固”的散文結集。在這里,她從山中取水的清晨,聯想到文思泉涌的渴望;從跳馬鎮左宗棠簡陋的墓地出發,潛入浩蕩的歷史煙云;在喂養流浪貓、種植花草的日常里,凝視生命的衰老與喜悅。
如今,移居鄉村的萬寧,過著種菜養花、山中取水、與貓狗為伴的生活。這種貼近泥土和自然的狀態,成為她新的創作給養。接下來,讓我們通過對話,更深入地走進她的文學世界與生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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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覽·人物》2026年第2期 《對話萬寧:寫作是順流而行, 生活是萬物可親》
《文史博覽·人物》(以下簡稱人物):您的作品中充滿了強烈的湖湘氣息,這片土地如何塑造了您的寫作?
萬寧: 這跟我的成長經歷分不開。我出生在瀏陽,門前就是瀏陽河。后來到了茶陵,生活的地方有洣江。記得兒時端午節看漲大水,水里有豬,有沖下來的木房子,各種各樣漂在水中的東西,像看科幻電影一樣。再后來輾轉到湘潭、株洲,湘江邊又成了我和朋友們聊天、玩耍的地方。湖南漫長的雨季,別人可能煩,我卻很喜歡。那種光線、那種安靜,很適合看書寫作。下雨天,心情不同,雨的意象也不同——有時深情浪漫,有時又像是無法言說的困境。這些水和雨,不是我刻意寫進去的,而是我生命體驗的一部分,寫作時它們自己就流淌到文字里了。
人物:小說和散文這兩種文體,在表達上對您而言分別意味著什么?
萬寧: 小說對我來說,是“向前奔跑”。你得構思人物,推動情節,像順著一條河流往下走,不知道前面會遇到什么,但有一種力量推著你必須往前走。寫小說時,我是投入的,甚至有點“腦殼發熱”,完全沉浸在那個世界里。
散文則相反,它是“慢走或停下,把瞬間凝固”。寫散文,我特別強調“在場感”。《大江流日夜》中寫左宗棠,我去了他長沙跳馬鎮的墓地,墓地不大,心里很受震動。我去買了很多關于他的書看,對他有了立體的了解后才動筆。不是簡單地羅列史料,我必須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思考的觀點放進去。寫散文我喜歡從真實場景帶入,然后通過聯想,完成時空的轉換。它和小說互補,一個向外構建世界,一個向內審視自我與歷史。
人物:30多年的新聞工作經歷,對您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萬寧: 其實在進報社前我就開始寫作了。新聞和文學,對我來說是平行的兩條線。新聞工作是我的安身之本,要客觀,講事實。而文學寫作是我的精神寄托,它可以延伸我的表達。新聞里有限制、不能說的話,我可以借助文學說出來。
早先跑社會新聞、主持“情感熱線”的時候,我聽到了太多人的故事。這些真實的悲歡離合,是坐在書房里想象不出來的。它們讓我懂得了,深入人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學會傾聽。這些故事沉淀下來,就成了我小說里很多人物和情節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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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您的小說尤其關注女性命運,深刻刻畫她們的困境與韌性。您這種關注的源頭是什么?
萬寧: 這或許與我自身的性格和經歷有關。我從小就有點叛逆,敢于說“不”。小時候,哥哥讓我幫他洗衣服,我會把衣服丟遠,反問:“你自己有手,為什么要我洗?”我覺得女孩子就要敢于表達自己的感受,不能總是委屈自己。
我看到生活中太多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的雙重重壓下掙扎。困境讓人痛苦,但也逼出生命的韌性。就像《雨一直下》里,我希望讀者能看到她們在雨中的樣子不只是狼狽,還有那種橫沖直撞的勁兒。寫作對她們、對我自己,都是一種“突圍”。說出來,寫出來,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人物:您也成功創作了《鄉村書屋》等以男性視角為主的作品。當書寫另一種性別時,您如何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萬寧: 寫男性人物時,我會在心里提醒自己:現在你是個男人了。男人看世界的方式、說話做事的感覺,和女人是不同的。我會嘗試代入他們的思維邏輯和情感反應。寫作在我看來是不講性別的,關鍵是你能不能理解、共情你要寫的人物。超越性別的共性關懷,是對“人”的處境本身的關懷——無論男女,人都要面對命運的無常、生活的重壓、內心的孤獨與對尊嚴的渴望。
人物:從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善于從生活中捕捉生動的細節融入文中。這種觀察力是天生的嗎?
萬寧: 我從來沒受過專業的寫作訓練,我覺得就是興趣和觀察使然。從小我就喜歡聽故事,我小學入學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媽媽辦公室聽故事度過的。那時媽媽從事檔案和信訪工作,形形色色的人來找她傾訴,各種家長里短、人生百態,我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我不僅對他們的故事感興趣,他們的穿著、語氣和神態也被我不自覺地記在腦海里。寫作的時候,那些場景連同細節自然就浮現出來。當你對周圍的事物有關切、有感情,細節自己就會跳出來。
人物:那種“不得不寫”的沖動,至今仍是您創作的驅動力嗎?
萬寧: 是的,這始終是我寫作最核心的起點。最早寫小說,就是為一個遭遇婚姻不幸的姐姐感到不平,不寫出來難受。后來,可能是聽到一句話,看到一個場景,或者就是心里長久盤踞著一個人物的影子。他們會在心里生長,像一棵樹,讓你覺得必須去寫,要給他們一個安放的地方。我早期的一篇小說《開到荼蘼》,原型就來自潘漢年和他愛人的故事。而寫這部小說的原動力,就是兒時偶然看到在洣江茶廠(現湖南省茶陵監獄)服刑的潘漢年,他穿著一件西裝背帶褲,與我之前見到的所有人不同。只那一眼,就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也留下了這種寫作沖動。那種被內心驅動、不吐不快的感覺,依然是最珍貴的寫作動力。
人物: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學不可被替代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萬寧: 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地處理信息、生成符合語法的文本。但文學,尤其是小說,最核心的部分是AI目前無法完成的,那就是獨特的、個體的生命體驗,以及基于此的想象力。
我的寫作,可能源于我在湘江邊看到的某艘船,源于我在茶陵聽到的某個方言詞,源于我被某個陌生人故事擊中時內心的那一陣悸動。這些體驗是高度個人化的。AI可以學習所有的敘事技巧,但它沒有“童年”,沒有“故鄉”,沒有愛一只貓或被一場雨淋濕的切身記憶。
文學的價值,就在于呈現這種千萬種不同的“活過”的樣本,在于用文字觸撫人類共同的孤獨、困惑、隱痛與涼熱。那是人與人之間靈魂的碰撞。
人物:移居鄉村的生活,如何反哺您的寫作?您現在的創作狀態是怎樣的?
萬寧: 這是一種新的滋養。在鄉下,你每天面對的是土地、植物、動物、天氣。你會更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節律:什么東西該播種了,什么花在什么季節開。這種體驗非常具體、生動。它讓我慢下來,觀察更細微。生活本身就是最豐富的素材庫。我逛集市,與村民聊天,看鄉村書屋里冷清的桌椅,這些都在我心里沉淀,說不定哪天就變成了小說里的一個場景、一個人物。生活源源不斷地給我提供素材。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吳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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