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 | 呂思勉：整理舊籍之方法

《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將前之舊書，用一種新方法整理之，此乃近來新發生之一種需求。此種需求所由發生之故，因吾人無論研究何種學問，必有其對象。此種對象，屬于自然界者，則為自然現象，屬于社會界者，則為社會現象。書籍之所記載，亦宇宙間之一種現象也，與吾人所目擊身受之事物同。從前讀書者，多以書為特殊之物，與其他事物視為兩事，故其所讀之書，全不能活用，而研究之方法，亦鮮正確之根據。近人漸知書之所載，亦屬宇宙間之現象，其為吾人研究學問之對象，與吾人目擊身驗之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無異。是即近人研究舊籍之觀念，與昔人不同之點。

事物之本體，非吾人之所得知。所知者其現象而已，宇宙間之現象亦無限，吾人取其一部分而作為研究對象者，其動機有二:一屬于利用，一屬于求知。于此兩者，必有其一，乃得感覺研究之興趣。惟同一現象，有古人視為有研究之必要，而今人對之毫不感其興味者，亦有今人視為有研究之必要，而古人視為無足措意者。此即由于各時代利害關系之不同，因而其所致疑而求解決之問題亦不同。譬如天花，昔人極重視之，以為危人之生命者，莫此病若也。而自發明接種牛痘以來，一般人視之遂不若古人之鄭重。醫家研究此病之治法，亦當然不及古人之熱心。又如地理之學，從前多偏政治軍事方面，故其研究多取材于歷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戰事。但近來此學之目的及范圍，亦與前此大不相同矣。《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今昔不同之點，即由于研究之目的不同。是以同一舊籍，有昔人視之毫無疑意者，而今人每多疑問發生，于此若仍用古人研究之方法，必不能合于現在之需要，至易見也。此研究古籍不能與昔人取同一手段之理由，而亦即舊籍欲用新法整理之一種理由也。此種理由多為吾人所深悉，不待多贅，茲就整理舊籍之具體方法略言之。在研究此具體方法之前，又不能不研求吾人所欲整理之物(即所謂舊籍)之性質。《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舊籍之分經史子集，始于魏而成于唐，自此以來未之有改。此種分法之由來，蓋中國在太古時代無所謂書，文化漸進，乃有所謂學問，乃有所謂書籍。最初之書有兩種，其以記載為主者，(記載當時之宇宙現象)即所謂“史”。就宇宙之種種現象，加以研求，發明種種公理，自成一家之學，則“經”與“子”是也。經、子本同一之物。但自漢之后，崇尚儒家之學，遂由諸子中提出儒家之書，與諸子之書別而稱之日“經”。古人之研究學問，多墨守一家，純一不雜，故其所著之書，可就其學術之派別分類，如劉歆之《七略》是也。后世則研究漸廣，所著之書，取材之方面亦多。同一書也，視為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為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未嘗不可，而就其學術派別言，則亦多兼綜各家。同一書也，視為儒家可，視為兵家道家等等亦未嘗不可。此等書于經、史、子三種之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別立為一種而稱之曰“集”。此猶現在編新書之目錄，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非研究一種學術之雜志，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錄者，經可日經，史可日史，而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別立叢部云爾。此種方法，實應于事實上之必要，故自唐迄今莫之能易也。吾人欲論整理舊書之方法，亦當就此四者分論之。《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經、子之價值相等。近今有一部分人過于輕視孔子，吾人固不必附和，但亦不必如昔人之重視過甚，但從研究之角度來說，則經子仍不能相提并論。先從經入手，較之先從子入手，易難實大相懸殊。此由漢代以后，儒家之學孤行，傳書既較他家為多，而治儒家之書者，亦遠較治他家之書者為多。既有注，又有疏，又有發揮考訂之書，自此入手，實遠較治諸子之書為易。儒家之學，原非能與諸子之學絕對相異(天下本無絕對相異之學問)，其中一部分思想，本彼此相同，至于訓話名物則其相同尤不俟論。故既能通經，即治諸子之學，亦方便不少。

治經之法，由漢至唐，大略相同，即皆尊信前人傳注。宋以后則不然，好出己意，以推論前人之是非，此種見解亦甚是，但亦有壞處，即太偏于主觀是也。學術在于求真。今既欲求治古書，即宜得古書之真相。漢人去古近，其所說易得古人之真相，而宋人則較難。故言治經，宋人之說，不能徑以之為根據，但亦可為參考之資料。自漢至唐之經學，細別之又可分為“傳注時代”與“義疏時代”。義疏時代之人所攻究，即為傳注時代之人之傳注。而傳注時代又可分為三期。《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一)為西漢時代之經學(即清代所稱之“今文學”)。

(二)起于西漢末葉至東漢末而大盛(即清代所稱之“古文學”)。

(三)魏晉以后。古文學另行分出一派(此派本即東漢時之古文學，但其立說好與東漢末負盛名之人反對，且好造偽書，清代所攻擊之“偽古文尚書”，可為此派代表作)。《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以上三派，果以何者之價值為最大乎?此可由幾方面觀察之。

若以研究孔子之學問為目的，因今文學之價值最大，以其為孔子嫡派故也。但其所言，亦多訛誤闕脫之處，吾人不能不加以辨別。若以研究古代社會情形，或古代天然界情形為目的，則今文學、古文學價值不甚相遠。今文學所言皆孔門相傳之口說。古文學之書，以鄙人觀之，實出于偽造，但其材料則不盡偽。譬之《左傳》，以之為《春秋》之傳則偽，以之為古史則真。且今文學以鄙人之見，實亦孔子托古改制之書，并非古代之信史。古代之信史寧多存于古文學中，以其所據者，多有未經孔門托古改削之書也。此理甚長當別論。《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故由古文學研究古史，其價值甚大。但其偽造之部分，則更不及今文學家之書之可信。今文學雖亦托古改制，但其非托古改制處，則自然真實。即有誤謬之處，亦出于無意之傳訛，非如古文學之有意偽造。凡無意之傳訛，恒有其線索可尋，加以改正較為容易。若兩者之說，皆無確據，而皆出于想像時，則今文學亦較古文學為優，以今文學在古文學之前故也。譬之吾人于祖先之事實知之不完全，而藉想像以補足之，則祖若父之所想像者，必較吾人之所想像為確。不過其程度之相差，尚不甚遠。至魏晉人所造之偽書，如《偽古文尚書》、《竹書紀年》、《山海經》等，則其價值又小，取之不可不極矜慎已。《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吾人今欲治經，必于此三派之書，能分別明了，乃不致發生錯誤。魏晉人所造之書，必于漢人之說有合者，乃可取之。漢人之書，則必分別其為今文抑為古文，然后可著手整理。《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此法在應用上，實有甚大之效果。凡一史實，無論如何紛然淆亂，茍于今古文之派別知之甚真，殆無不可整理之使成為兩組者。故用此法對于復雜之問題，在研究上恒較易得條理系統。研究古史必由經學中裁取材料，而材料之整理甚難，以上所述，在鄙人實自信為一種良好之工具也。

今古文學之書今皆不全。今文學最早最純者，據《史記·儒林列傳》所述，則有八家。至東漢乃分為十四博士。

如下圖:

此十四博上雖已非純粹之今文家，但相去尚不甚遠也。至東漢末古文學大盛，古文學之異于今文者如下:

此時治古文學為一時之趨向(今文雖立于學官，名家者極少)，大家輩出，鄭玄其尤著者也，玄生平注書甚多。除經學外，尚有關于法律等書。經注除《左傳》未成外，余皆完備(《左傳》服虔成之，亦與鄭無大出入)，不愧為當時泰斗，古文學至此已臻于極盛時代，盛極必反，王肅之一派遂起而代之。王肅者，晉武帝之外祖，于經學亦兼通今古文(鄭、王皆兼通今古，不守家法，但皆側重于古)。但其攻鄭氏之手段，則極為卑劣。肅欲攻鄭說，乃先偽造古籍以為根據。如《孔安國尚書傳》、《論語注》、《孝經注》、《孔子學語》、《孔叢子》諸書，皆肅所偽托，以為托孔子后裔記述之言易于取信，以證明己說，古文學至此乃有真有偽矣。然魏晉時本為哲學運動時代，人皆厭棄東漢古學之煩碎，遂成一種談玄之風，浸以施之于說經，與鄭、王之學乃回不相同。何則?鄭、王之所本雖異，而其治經之方法則不甚相反，至空談說經之徒，則根本丕變。魏晉以后，歷南北朝以至于有唐，古文學與魏晉空談說經之書并行，今文學已無人過問。唐時之《十三經注疏》，除《孝經》為玄宗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所注參半，其中獨《公羊傳》為何休注，屬今文學，余皆古文學也。《十三經注疏》本為官修之書，抄襲前代之舊，甚至大隋字樣亦未改正，其不純固不待言。但材料之存，仍以此為大宗，仍不可不細讀。《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讀經必先求得一門徑。最簡單之法，即將《王制》(今文學之結品)、《周禮》《(古文學)、《白虎通義》陳立疏證(十之九為今文學)、《五經異義》陳壽棋疏證(此為今古文對照之書，其異同重要之點，皆具此書中，故極有讀之之必要)四書閱之，以為第一步功夫。再進，則十三經在清時除《左傳》、《禮記》外，皆有新疏。凡古書之不易解者，一經清人疏證，皆可明曉，此實清儒不可沒之功。清代漢學家最重歸納之法，所列證據，務求完備。吾人茍循其所列之證據而求之，可得許多整理舊書之方法。清儒著述甚多，一時不能詳述。最近北京新學會出版之《改造雜志》，有梁啟超之《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在三卷三號至五號中)，述此最為詳盡，極可參照。

以上為關于“經”者。《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古子與經本互相出入，但從事研究不若經之容易，因注釋疏證者遠不若經之多也。又四部之中，惟子包括最廣，各種專門之學皆隸焉。研究之法，若專研究一科之學者，即宜專擇此類之書讀之。其要在先有現在科學上之智識，則以之讀古書，亦自然易于了解(如究心農業者，則專讀農家之書;究心軍事者，則專讀兵家之書是也)。《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更就其普通者言之，則當用一種區別時代之方法。即將子書區分為三大時期:《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一)周秦諸子時代;

(二)漢魏六朝時代;

(三)唐代。

在以上三時代中，(一)之價值極大，(二)之價值次之，(三)之價值又次之。但在(一)之中，有一書全部為偽者，亦有一部分為偽者，不可不注意。在(一)之中其價值最大者;當為下列各書:《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一)《老子》全真

(二)《莊子》半真半偽

(三)《墨子》真多偽少

(四)《管子》 有真有偽

(五)《韓非子》 大部分真

(六)《荀子》半真半偽

(七)《呂氏春秋》與《淮南子》 為古之雜家，包含甚廣

(八)《淮南子》 此書雖為漢人所著，但多先秦成說，故列入。諸子能得清儒疏證本最佳，如孫詒讓《墨子閑》、王先謙《荀子集解》是;次則校本，如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是。

宋以后學術思想大變。子部之書，當以理學為正宗。此外學者之思想，多為片段的發表，編入各家專集內，如唐以前編為一“子”之風衰矣。

研究理學，從前學者所用之法，亦頗可取，即先觀各種學案，于各人傳記，知其大略，于其學說，稍得要領后，再深求之于專著。蓋關于理學之著作，說理既深，又多為東鱗西爪，驟閱之每不易得其條理系統，又一人學術思想之來源與背景，皆不易明了，故以先閱學案為便。欲知一人學術之真相，學案之價值自然不及專著，但著學案者，多于理學極有研究，所裁取者皆其重要部分，較之閱各家專著，在初學，轉較易得其扼要所在也。《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以上為關于“子”者。《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集類之書，至唐而多，宋以后其關系乃大。唐以前集部之書多為文章，以其時有學術思想者發表思想時，尚多書為子書也。宋以后此風益衰，發表學術思想之作，多入之于集，集類之書，自此而多，其價值亦因此而大。集之為言雜也，欲於此中求得一提綱契領之法，以判別其書入于何種何類極難。簡便之方法，惟有先考其人，長于何種學問，然后求其書而讀之而已。長于某種學問者，原未必集中之文，皆談此種學問，然究以關于此類學問者為多，且較重要也。

以上為關于“集”者。《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史之研究方法，茍詳細言之，極繁，茲略述之。中國從前之史，就其性質言之，可分為兩種。《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一)已編纂為史者，如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是也。

(二)史材。即僅保存史料，而未用某種方法加以編纂者。

所謂已編纂為史者，即具有目的與一種方法，以此為條理系統而排列其材料者也。反之，則作為史材觀可也。關于前者，正史之體最為完全，足以概括編年、紀事本末、政書等，但就研究上言，則因其事實多分散于表志紀傳中，欲知一事實之原委，極不容易，故于此入手不便，不如先就他種之書求之。吾以為第一步，先將《資流通鑒》、清畢沅《續通鑒》，《明紀》或《明通鑒》閱之，次乃將馬貴與之《文獻通考》，擇要瀏覽。此數種以二三年之功夫，即可瀏覽一通，于研究史學之根柢已具(研究史學至少亦須閱過此數種書籍)。然后進而求之正史，乃覺較有把握。謂正史之體較為完全者，不過指其體例言，在事實上，二十四史原多不完全處，且有訛誤，故亦必借他書補充考正。

于此有一言者，學術之趨勢，本由混而趨于析。從前之人，將宇宙間各種現象，皆羅而列之一書，而稱之為史，此本學術幼稚時代之現象，自今以后，宜從事于分析。如食貨志可析出為經濟學史，天文、律歷亦宜各歸專家研究是也。要而言之，今后學術之分類(一種學術之范圍及內容)，皆當大異于前。吾儕之于舊書，不過取其材料而已，此其所以當用新方法整理也。從前研究史學之人，有以前此之史為不完全，思網羅群籍，更編為一完全之史者，其結果無不失敗。反之，專研究一部分，更求精密者，其結果無不成功，如《通考》《通鑒》皆就正史而析出其一部分，在研究上價值極大。《通志》意欲包括從前之正史，更求完備，然其與正史重復之部分，并無用處。近人每好言著中國通史，吾不知其所謂“通”者，其定義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謂通，吾敢決其必失敗，以其與學術進化之趨勢相反也。《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若于中國向所謂“史”之中，將應析出之部分，盡行析出，然后借各科之輔助，將史學精密研究，劃定范圍，俾自成為一科學，則非今日所能。在今日，惟有從事于將舊時歷史中應析出之部分，逐步析出，然后就各部分加以精密之研究而已。又各種學問，皆須求得正確之事實，然后歸納之而得其公理，史學亦猶是也。前人所記載之事實，無可徑認為完全、正確之理。從事于補足考正，實為第一步工夫。補足與考證，即前人之所謂考據也。故講史學離不開考據。《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關于第二類，即僅可認為史材之書。必先有一研究之宗旨，乃能取其材而用之。其整理之方法，望空無從講起。但有一言，此項材料皆極可寶貴。近人每訾中國史部止是“帝王之家譜”及“相礦書”，此乃不知學問者之妄言。前人之材料，視乎吾輩之如何研究取用而已。以吾觀之，中國史部所存，可寶之材料實甚多。正如豐富之礦山，數世采之，尚不能盡。

以上為關于“史者”。《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以上所講，不過研究方法之大略，未能詳盡。最后吾更有一簡要之方法，即于欲閱舊籍之前，先取目錄之書，加以瀏覽是也。如此，則于舊學之分類若何，派別若何，變遷若何，以及現在書籍共有若干，心目中已知其梗概，他日參考既不致掛一漏萬，即目前從事研究，亦易得其要領。今后研究學問，固重在分科，但關于全般之知識，亦極關重要。所謂由博返約，實為研究學問之要訣。未博而先言約，則陋而已矣。指示研究學問之方法，愈具體愈善，最能具體地指出研究之門徑者，殆莫目錄之書若。江南講究讀書之家，兒童初能讀書，多有全讀四庫書目者，使其知天下之學問甚廣，以啟其求知之心，且可獲得一廣泛之知識，意至善也。目錄之書甚多，就現在論，比較的最后最完全者，仍推清四庫書目。但此書所述，止于乾嘉以前，道光以后之著述，及新輯出之書，尚無相當完備之書目耳。又四庫書目但閱簡明者無用，以吾人瀏覽之目的，不僅在知其書名，乃欲略知其書之內容，簡明書目之提要太不精采也。又如以四庫書目過繁，則暫可不觀其存目。此外有張之洞《書目答問》及近人《正續匯刻書目》，亦便檢閱，但無提要耳。此兩書出于四庫書目之后，所采之書，已有為四庫書目所無者矣。以上兩種書目之外，如前所舉梁啟超之《前清一代中國思想之蛻變》一篇，閱之于有清一代之學派，極易得其要領。《學術與社會 Academia-Society》

吾前所言，不過具體的廣泛的初步整理舊籍之門徑階梯，最后所舉之三種，實可謂為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由此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稍進，則已得其門徑階梯，如再進，則升堂入室不難矣。

(1921年4月16日沈陽高師麗澤周會舉行特別講演會，呂誠之先生講演，卞鴻儒君記錄。原刊《沈陽高師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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