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太原，古稱晉陽，有著“九朝古都”之稱。這座地處山西高原的軍事重鎮，雖然從沒有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首都，卻孕育出了五個王朝：大唐、后唐、后晉、后漢、北漢。
早在春秋時期，趙簡子的家臣董安于肇建晉陽城時，便選址于“依山臨水，地勢險要”之處，筑起“城高四丈，周回四里”的堅城。趙襄子更憑此城聯合韓魏滅智氏，奠定“三家分晉”之局——晉陽的軍事價值，從一開始便刻入基因。
真正讓晉陽走向政治舞臺中央的，是北魏末年的“霸府”政治。北魏權臣爾朱榮以此為基地，整合“六鎮軍士”，開創了遙控洛陽朝政的模式。
其后繼者高歡更是將晉陽打造成東魏北齊的實際軍事決策核心——他在晉陽設立大丞相府，北齊帝王則頻繁往返于鄴城與晉陽之間，刻意將這座“別都”升格為與鄴城并立的權力中心。
此時的晉陽，已是胡漢交融的前沿。爾朱榮的契胡部眾、高歡整合的六鎮鮮卑，持續為這片土地注入強勁的“胡風”。這種胡漢雜糅的基因，恰恰孕育出日后李唐皇室及五代沙陀集團那種尚武、果敢、不羈的氣質——這是晉陽崛起的歷史底蘊。
公元617年，晉陽迎來了它歷史上最耀眼的時刻。唐國公李淵時任太原留守，坐擁“北門鎖鑰”，卻面臨一個抉擇：是忠于日漸崩壞的隋朝，還是抓住亂世中的機遇？
晉陽給了他答案，西有呂梁，東有太行，南下可直取關隴，退則據險自守。若起兵于此，進可攻、退可守。
晉陽素稱“文武盛地”，糧草豐足，更匯聚了強悍善戰的“并州兒”。李世民號“太原公子”，在此交接豪杰、培植勢力。
李淵父子從晉陽起兵，到攻克長安，不過短短數月。這座城，就這樣開啟了大唐近300年的基業。
如果說李唐起兵是晉陽的高光時刻，那么五代則是它展現“政權孵化”能力的亂世舞臺。短短五十三年間，晉陽相繼孕育了四個政權，讓河東集團成為了主宰五代的風向標。
大唐晉王、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晉陽為根基，與后梁爭雄十余載，最終滅梁建唐；后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坐鎮晉陽，在契丹援助下稱帝，建立后晉；后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趁契丹滅晉之際，在晉陽稱帝，建立后漢；后漢高祖劉知遠之弟劉崇，在郭威滅漢后于晉陽稱帝延續漢祚，是十國中唯一的北方政權。
“一座晉陽城，半部五代史。” 為什么偏偏是晉陽？山西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南有黃河、中條山為屏。作為中心的晉陽城本身更是城防堅固、糧草充足。后周世宗郭榮率大軍圍攻北漢晉陽，從四月至六月，終因“大雨連綿，士兵疲病”而無奈退兵——這座城，硬生生扛住了中原王朝的傾國之師。
縱橫五代的沙陀軍事集團核心就在晉陽。此地民風“淳樸勁悍，人才輩出，尤多將帥”。亂世之中，兵強馬壯者為天子，晉陽恰恰擁有最強的兵馬。地處農耕與游牧的交界，晉陽既能產糧，又可市馬。北漢劉崇正是依靠晉陽的資源進貢遼國獲取支持，才得以在宋遼夾縫中生存二十九年。
自春秋趙簡子、東魏高歡始，晉陽便深植了“恃險可霸”的政治傳統。對沙陀軍閥而言，占有晉陽，進可逐鹿中原，退可偏霸一方。這種深植于地方豪強與軍事將領心中的割據傳統，使得晉陽在每一次王朝更迭之際，都自然而然地成為反抗新朝的堡壘和新政權的孵化地。
不過正是因為這樣天然的政權孵化器般的存在，也讓晉陽成為了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最終遭受了滅頂之災。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趙光義繼承太祖趙匡胤遺志親征北漢，經過中原王朝的連番打擊，北漢早已成了強弩之末，趕來救援的遼軍也被宋軍多次擊敗，晉陽最終城破，北漢滅亡，趙光義在形式上再次統一了全國。
但趙光義在攻克晉陽后，做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火燒晉陽城，又引汾水、晉水灌城。這座經營千年的堅城，最終在烈火與洪水中化為廢墟。趙光義還下令削平晉陽北部的系舟山山頭，稱為“拔龍角”，以徹底摧毀這里的“王氣”。
此舉絕對算得上愚蠢的絕戶計，因為此時天下紛爭的亂局剛剛結束，但被遼國占據的幽云十六州尚未收回，西北還有黨項人的侵擾，毀掉軍事重鎮晉陽城，對于大宋來說肯定是得不償失的。
后來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趙光義兩次伐遼失敗，宋軍元氣大傷，從此在對遼作戰中只能處于守勢，自己還留下了“高粱河車神”的惡名。
經此一役，晉陽古城從此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心。然而，它所孕育的那些人物、那些政權、那些金戈鐵馬的故事，卻永遠留在了史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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