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雖然沒有交過社保，沒有交過貨幣，但是他交的是糧食，是勞力，是生存資源……

今年兩會，有九位全國人大代表為農民基礎養老金密集發聲，農村養老的命題，再次成為社會熱議。

回想這個春節，與父母的歡聚閑聊里，那個沉重的話題第一次被正式擺上臺面——我們農村日漸年邁的父母，將來怎么養老？

團聚與別離背后，這個殘酷的真相越來越迫近：農村養老，制度保障薄弱，子女鞭長莫及，最后剩下的，只有老人自己。

這個問題就像村頭那棵老白楊樹的影子，隨著太陽西沉，越拉越長，最終籠罩整個村莊。

從“留守兒童”到“留守父母”

三十多年前，我算是村里最早的“留守兒童”之一。

父母南下打工，把我留給爺爺奶奶。那時的春節，是一年中最期盼的節日，因為父母會像候鳥一樣，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和新衣服回來。然后，又在某個清晨，趁我還在熟睡時悄悄離開。

三十年過去，當年的留守兒童恍然已到中年。我在深圳努力維持著一間小公司和小家庭，于父母，能做的就是每月按時給家里打點錢，每年春節回去過年。而當年南下打工的父母，早已回到老家，成了新一代的“留守者”。

■ 當年外出打工的父母，成了新一代的“留守者”

歷史的輪回，在我身上完成了一次閉環：我從“留守兒童”變成了城市游子，而我的父母，則成了新一代的“留守父母”。

這種身份的轉換，最初我并沒有意識。直到前幾年，父親生病連起居都需要人照顧，母親在視頻里抱怨記性越來越差，我才驚覺，父母一下就真的老了。

而他們在老去，我們卻在千里之外。

■ 他們在老去，我們卻在千里之外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顯示，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約1.2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23.81%，比城鎮高出近8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每四個農村人里，就有一個是老人。而在這些老人中，相當一部分的子女都在外地。

曾經，我們關注“留守兒童”的孤獨與缺失；如今，當我們這代人步入中年，在城市的鋼筋水泥里艱難立足時，驀然回首，卻發現留守在身后的，是頭發日漸花白的父母。

■ 越來越多老人成為新一代的“留守父母”

他們守著偌大的院子，守著可能早已荒廢幾畝薄田，守著空蕩蕩的家，重復著我們當年的等待。

農村養老的結構性困境

今年過年期間的閑聊，我們第一次正式聊起了父母的養老命題。

起因是母親隨口說了一句，“你們平時都不在家不知道，你爸經常摔倒”。然后趕緊補了句，“你們在外面照顧好自己就行，我們身體還硬朗，能動一天算一天。”母親說這話時，正在灶臺前忙著炸年貨，語氣平常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

■ 老人何去何從？這題無解

但這句話，卻在飯桌上引發了從未有過的討論——關于他們老了怎么辦，關于我們能不能回來，關于那些我們一直在回避的答案。

我還有個弟弟，很早就在新疆安家，回家的火車里程不比我短多少，兩個孩子剛上幼兒園，自顧不暇。而我常年在幾千公里的外的深圳，一年基本上也就過年才回趟老家。

刻意舉重若輕的討論，持續了許久，最后發現：這題無解。

我想起父母經常掛在嘴邊的數字：209元，這是我們縣農村老人2026年基礎養老金的標準，說是去年漲了十幾塊錢 。200來塊錢，在今天的物價面前，能干什么？一袋米、兩斤肉、三盒降壓藥，可能就沒了。

■ 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導致農村難養老

其實，農村養老的第一重困境就在于制度性保障的缺失。

根據2023年的數據，全國企業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為3162元/月，而農民養老金人均僅為214元/月，兩者相差近15倍 。在我老家所在的鄉鎮，2026年1月，22個村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發放數據顯示，大多數老人的月養老金在200-300元之間 。這樣的水平，連基本生活都難以覆蓋，更不用說應對疾病和失能的風險。

今年兩會期間，來自山西運城的村主任代表雷茂端就曾飽含深情地算賬：“建議將農民基礎養老金從100多塊提到500多塊，農民沒有交過社保，他雖然沒有交過貨幣，但是他交的是糧食，是勞力，是生存資源……全國70歲以上農民是5400萬人，每月上漲到500元，算下來國家每年新增支出2300億元，占國家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0.83%。國家用不到1%的支出，可以讓100%的老百姓得到滿意、得到實惠。”

■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三路里鎮三路里村溝東黨支部書記雷茂端

第二重困境，是子女的鞭長莫及。

城市里背負著房貸、教育、職業的“無形大山” 自顧不暇，傳統的“在身邊贍養”模式，早已遙不可及。我們能做到的，也就是是每個月按時轉點錢，盡量每周視頻通個話，每年春節堅持回家。用一位朋友的話說，“我們把孝心濃縮在春節這幾天里，然后用一整年的時間來分期付款。”

而在老家那頭的父母，早已接受了這個現實。“孩子在外不容易，別給他們添亂”——這句話，幾乎成了農村父母的共識 。

他們體諒子女的難處，默默消化著自己的孤獨和病痛，用“我們都好著呢”來回應視頻那頭的詢問。

■ 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缺失導致許多老人，老無所依

第三重困境，是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缺失。這些年，國家一直在推進農村養老服務設施建設。但在大多數農村，這些設施離真正落地、真正發揮作用，還有很長很長的路。更關鍵的是傳統觀念，農村老人進養老院，被視為子女不孝或者萬不得已。

種種困境下，是當下農村養老最核心的結構性矛盾：制度性保障薄弱得如同虛設，而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又因子女的遠行而徹底瓦解。

北京大學一項研究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率遠高于城市，其中“因病致貧”和“孤獨無助”是重要誘因。

2021年，河南一位患癌老人留下遺書后喝下農藥，遺書上寫著“不想拖累孩子們”；2023年，陜西一位七旬老人在確診重病后選擇自殺，同樣是因為“不想給孩子添負擔”。

■ 農村老人的自殺率遠高于城市

當制度性保障缺席，當子女的陪伴和贍養無法實現時，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解決問題”——甚至是犧牲自己。

“養老靠自己” ：一種殘酷的自嘲

在深圳，每個月固定給父母打錢，是我和身邊無數打工人的“規定動作”。

500元，800元，1000...數字不同，但心情一樣。這筆錢，是我們對父母的愧疚補償，也是我們為無法盡孝找到的“替身”。

農村的老人正在集體達成一種默契——不敢指望子女，“真到了那天，就靠自己吧”。

■ 許多縣城周邊都是老人與老人抱團取暖

他們早就在“自己解決問題”了：身體硬朗的，繼續種地、打零工，能掙一點是一點；身體不好的，和老伴互相扶持，抱團取暖；老伴不在的，就養條狗，養只貓，做個伴兒。

“等我動不了了再說吧”——這句話，這些天我聽到了太多次。它聽起來像是豁達，但細想之下，卻是最無奈的“解決方案”。

“養老靠自己”，這句話從他們嘴里說出來，帶著一種苦澀的自嘲。這不是一種自強不息的選擇，而是一場退無可退的堅守。

■ 農村養老金200元，如何成為農村老人“養老靠自己”的底氣

那個在村口目送子女遠去的留守父母，也在用余生目送一個時代的背影——在那個時代里，養兒還能防老；而在今天，他們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超2.9億，其中農村人口占比超過一半。然而，城鄉養老金待遇差距懸殊。2023年，城鎮職工月均養老金約為3500元，而城鄉居民（主要是農民）月均養老金僅約200元。

而這200元，卻要成為農村老人“養老靠自己”的底氣，想來十分殘酷。

今年兩會期間，一批全國人大代表為提高農民基礎養老金積極發聲。比如，湖北監利市精華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畢利霞就哽咽著說：“我要懇請，財政部和人社部，以及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每月養老金提高到400元。”

■ 春節一過，父母又回歸到留守生活中了

回深圳的高鐵上，我看著窗外飛速掠過的田野和村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春節的熱鬧已經散去，父母又回歸到他們日復一日的留守生活中。他們將繼續“靠自己”去解決生活中的所有難題，繼續用“我很好”來回應我每一次的電話。

“養老靠自己”，這一句殘酷的自嘲背后，是農村養老的難題短期內無解的普遍現實，它交織著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矛盾，也考驗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公平與效率，更拷問著每一個游子的孝心與選擇。

文|深圳客編輯部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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