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又一家拳媒的報道——

#晚飯后，很多家庭都會出現類似的時刻：有人起身收拾碗筷，有人繼續坐在沙發上刷手機。誰做飯洗碗、誰接送孩子、誰負責掙錢？這些分工在日復一日的生活里慢慢形成。人們通常把這些看作家庭內部的小事，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樣的日常安排也在影響孩子如何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影響孩子在學校里欺凌他人。 2026年2月，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楊帆和他的研究生們在國際期刊《Sex Roles》（《性別角色》）發表了一項研究，嘗試回答一個看似跨越很遠的問題：家庭里的分工方式，是否會與青少年的欺凌行為產生聯系。

研究團隊利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3年社會與情感技能調查數據，納入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52751名10至16歲青少年的樣本。通過定量分析，他們將家庭內部的勞動分配模式，與青少年的性別觀念和同伴行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希望從家庭生活中，尋找校園欺凌更早出現的社會化線索。 結果顯示，不同的家庭勞動分工模式，會通過影響孩子對性別角色和社會關系的理解，間接關聯到他們在同伴關系中的行為。在分工更傳統或更不平衡的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形成性別刻板印象，也與更高的欺凌行為相關。

“女性承擔無償家務是男性的兩到三倍”——這個近年來在輿論場頻繁出現的奇葩結論，近日再次被新京報引用。上海交大的研究人員通過一項跨15個國家的研究聲稱，家庭勞動分工與青少年欺凌行為存在關聯。

然而，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于這個驚人數據的產生過程，卻會發現其中隱藏著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魔術”。也就是說，這套被奉為“真理”的數據背后，存在著一套完全不對等的家務計算標準。

一項研究的可信度首先建立在其基礎數據的真實性上。新京報報道的研究引用了OECD的數據，但數據的采集方式卻存在著致命的缺陷，研究者明顯是忽略了男女在描述家務時的根本差異。

現實中的情況常常是這樣的——

男性做飯，記錄為“做飯”；女性做飯，卻被分解為“買菜、洗菜、切菜、炒菜、淘米、蒸飯、盛飯”等等。

男性刷碗，記錄為“刷碗”；女性刷碗，則被細化為“收碗、擦桌子、洗碗、整理碗柜、洗鍋、洗菜板、擦灶頭、整理洗菜盆”等等。

當同一項活動因執行者的性別而被賦予了不同的計算權重，任何據此得出的“兩到三倍”結論，都不過是統計方法制造的幻象罷了。這種不均衡的拆解方式，使得家務勞動在統計層面被“性別化”，從而創造出一個扭曲的現實圖景。

（這所謂的隱形家務清單，連取個快遞都能拆解成“取快遞、將快遞拿回家、拆快遞、收拾快遞垃圾、收拾快遞東西、將快遞垃圾丟下樓”……）

“隱形家務”概念在社交網絡上的流行，也許本意是喚起對家庭中未被充分重視的勞動的關注。但在實際應用中，它卻演變成了一場對男性勞動的“選擇性失明”。女性整理房間能被記錄為二十多項具體任務，而男性整理房間卻只有籠統的“收拾屋子”四個字。

這種差異并非源于實際勞動量的不同，而是源于記錄方式的系統性偏差。更重要的是，當社會熱衷于將家庭勞動進行如此精細拆解時，卻往往忽略了男性在工作場所承受的壓力、通勤時間、職場競爭等“隱形勞動”。男性在家庭之外承擔的養家壓力、職業風險和社會期待，在當前的統計框架下是完全不可見的。

此外，這項研究最值得警惕之處在于，它將復雜的社會現象簡化為單一維度的因果關系。將青少年欺凌行為與家庭分工模式聯系起來，這種跳躍式的推論明顯缺乏必要的中間環節驗證。

家庭分工、性別觀念、欺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鏈，在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證實。當媒體將此類研究包裝成科學結論廣泛傳播時，它們實際上是在加劇而非彌合兩性之間的誤解與對立。

這種以不準確數據為基礎的公共討論，最終損害的將是那些真正需要被關注的議題。性別平等需要的不是對家務勞動進行不對等的量化比較，而是對勞動價值的平等尊重。

當“收拾屋子”在統計表上可以是一行，也可以是二十行時，任何基于此類數據的研究都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 新京報所推崇的這項研究，其根本問題不在于結論，而在于其基礎數據的采集方式早已預設了結果。

“兩到三倍”的數據神話，實際上反映了當下性別議題討論中一種傾向，也就是用統計手段固化而不是去消解刻板印象。

真正的性別平等，應當建立在相互理解而非相互指責的基礎上。家庭分工的本質是合作關系，而不是競賽關系。如果非要將家務變成一場“誰做得更多”的較量，那就早已經背離了家庭生活的本質，不如集體加速，省得隔三差五上熱搜嘰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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