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室翱

編輯：李立雯

本文由長青研究社原創出品

下面這一幕發生在今年全國兩會湖北代表團的小組審議現場。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女糧王"畢利霞站起來發言，說著說著，聲音卻哽咽了："老一輩的農民，年輕時為國家農村改革發展奉獻了一輩子；現在老了，他們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還落下一身的毛病，每個月領100多塊養老金，真的很難很難。" 她懇請財政部、人社部和民政部，將農村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每月提高至400元。

這段真誠的發言，觸動了整個會場，也觸動了無數的網民。

觸動我們的不僅僅是對畢利霞的哽咽的共情，而是因為她一針見血說出了我國目前真實存在卻又觸目驚心的問題：這一代把汗水和青春獻給土地、種出了無數擔糧食的農民，憑什么在垂暮之年，每個月只能從國家領到不夠買兩袋大米的養老金？

要理解這個問題的底層邏輯，我們先要直視一組數字。

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民基礎養老金每月僅有100多元。而全國企業職工月均養老金約3300元，體制內退休人員平均更高。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就犀利地指出，“一個體制內退休人員一個月的養老金，相當于農民三年的養老金；一個企業退休人員一個月的養老金，也相當于農民一年多的養老金。”

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的建議

202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從2025年的143元提升至163元，實現"三連漲"。這的確是好消息，但這一數字對于全國5400 萬已喪失穩定勞動能力的 70 歲以上農村老人而言僅是杯水車薪，仍難以覆蓋衣食、醫藥等基本生活開支。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增長機制的結構性問題：近年來，盡管農民基礎養老金多次上調，但其絕對增長額和增長率均顯著滯后于城鎮職工養老金及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導致相對差距持續拉大。換句話說，一個按比例增長的機制，在基數懸殊的前提下，只會讓窮人的相對處境越來越差。城里退休人員月增300元，農村老人月增十幾元，這就是所謂的"同步上漲"。

透過數字，我們會看到這種差距還催生了一種令人心酸的生存結構。多項關于農村養老狀況的調查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農村老人的主要依靠，并不是養老金，而是子女贍養和自我勞動。

上海財經大學“千村調查”發布的《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現狀調查》顯示，68.4%的農村老人需要依靠子女提供經濟支持，而真正主要依靠養老金生活的比例遠低于城市老人；與此同時，近四成農村老人身邊沒有子女共同生活，家庭養老能力正在不斷削弱。

地方統計部門的入戶調研也得出了相似結論。在一份針對農村老年群體的養老狀況調查中，收入來源中來自子女贍養的占48%，而養老金、低保等政策性收入雖覆蓋面較廣，但金額普遍較低，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老人占絕大多數。

這意味著一個殘酷的現實：城市老人可以把養老金當作主要生活來源，而農村老人卻只能把養老金當作補充，真正支撐晚年生活的仍然是子女和體力勞動。也正因為如此，在很多鄉村，我們仍然能看到七八十歲的老人下地干活、撿柴種菜、外出打零工。我們很難把這種狀態簡單解釋為“閑不住”或“熱愛勞動”，更真實的原因只有一個——活著需要錢，而錢始終不夠用。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義縣農民郭慶莉所說：”在農村，60歲到70歲之間的農民還能干農活，但70歲以上的老人真的干不動活了，需要更多支持。“這句話，樸素、殘酷，卻精準地勾勒出政策需要優先作答的人群。

今年兩會上，提高農村養老金成為熱門議題，至少十多位代表委員提出相關建議，主張將農民基礎養老金提高300元至1000元不等。從雷茂端代表提出的“三年提升至500元”，到盧慶國代表的“三步走”規劃，再到張學武代表關于國資劃轉補充養老基金的具體建議，多方聲音共同指向一個核心：農村高齡老人的養老金提升，亟需告別“微調式”增長，迎來更具力度的制度性突破。

其中，當屬全國人大代表雷茂端的方案最為具體，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討論：實施"農民養老金三年提升計劃"，聚焦70歲以上群體，路徑為——2027年提高到每月250元，2028年提高到每月380元，2029年達到每月500元。

這些數字并不是隨意確定的，為什么是500元？為什么是70歲以上？

每月500元，相當于2024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約1900元的26%左右，基本能夠覆蓋農村老人的口糧、油鹽、水電等日常開銷，讓70歲以上農民真正實現"不用為生存而勞作"。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提出，養老金最低替代率標準為45%至55%，即便以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換算，500元也僅僅是接近最低保障線，不用再擔驚受怕地“看天吃飯”。但是距離真正意義上的"體面生活"、“小康生活”還有很遠。

針對會有聲音提出所謂財政壓力的質疑，需要先澄清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今天我們討論的，并不只是“農民養老金”，而是統一后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這一制度在2014年由新農保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合并而成，覆蓋對象不僅包括農村老人，也包括沒有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城市居民，因此任何提高基礎養老金的政策，原則上都會作用于整個城鄉居民群體，而不可能只針對農民單獨調整。

從規模上看，這一群體人數極為龐大。人社部相關數據表明，截至近年，全國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超過5億人，其中領取待遇的約1.7億人，是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規模最大、待遇水平最低的一類群體。

數據來源：《老，無所“依”｜青山資本2025年度研究報告》

也正因為覆蓋面如此之廣，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確實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財政決定。按照目前支出水平測算，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每年的基金支出已達數千億元，一旦整體提標，新增財政投入必然是千億級甚至更高規模。

但這并不意味著“財政負擔不起”。多位經濟學者在討論養老金改革時指出，關鍵不在于有沒有錢，而在于資金結構如何調整。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在相關訪談中提到，中國擁有規模巨大的國有資本和公共資產，可以通過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提高財政轉移支付比例、優化現有社保支出結構等方式，為提高基礎養老金提供長期資金來源。從宏觀角度看，將更多資源投入低收入老年群體，不僅是社會保障支出，也是擴大消費、穩定經濟的重要政策工具。

因此，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確實需要付出成本，但問題從來不是“能不能給”，而是“愿不愿意給、怎樣給”。當制度覆蓋的是數億晚年收入最低的人群時，這筆支出既是民生投入，也是對社會公平的一次再分配選擇。

在這場討論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的立場值得關注。首先，他明確支持大幅提高農村高齡老人養老金，認為這是當前最緊迫的民生任務之一。但他同時主張分類推進，反對不分年齡、不考量財力的"一刀切"式普漲，建議優先聚焦高齡、失能農村老人，分步驟、有據地提高標準，確保政策可持續落地，而非運動式調標后難以為繼。

兩種聲音并非對立，而只是路徑之爭。既然大幅提高農村高齡老人的養老金已經是社會共識，那么是激進式提標，還是漸進式兜底？這背后，考驗的是政策設計者對“公平”與“可持續”如何權衡的政治智慧。

這場關于養老金數字的討論，其實指向一個更根本的歷史問題：國家究竟欠了農民什么？

很多人仍習慣于用“農民沒交社保”這個理由，來試圖粉飾城鄉養老金差距的“正當性”。但這個邏輯存在嚴重的理解誤區和歷史盲區。

建國以來數十年，農民通過交公糧、服勞役、修水庫，以實物形式和難以量化的各種形式向國家體系輸送了大量剩余價值。在農業稅廢除之前，農業領域長期承受著"剪刀差"式的資源抽取，工業資本積累的相當一部分，正是依托這種剪刀差完成的。這些歷史貢獻，并不體現在任何社保賬戶里，卻實實在在存在于共和國的工業化進程中。

七八十年代農民交公糧場景

代表雷茂端說得很直接：“給農民提高養老金，不是施舍，而是對他們歷史貢獻的承認與回饋，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這句話，應該印在每一個討論"養老金可不可以漲"的語境里。

此外，還有一個維度常常被忽視：農村養老金水平過低，不僅關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也正在影響年輕一代對整個養老制度的信任感。

我國當前的基本養老保險體系，在運行機制上具有明顯的“現收現付制”特征——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中，年輕人當期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主要用于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而不是完全為自己未來積累。這種制度本身具有代際互助的合理性，但在現實運行中，卻疊加了城鄉差距與群體差距，使得不少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不公平感。

在社交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吐槽：自己每個月繳納幾千元養老保險，支付的是城市退休職工每月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養老金，而遠在農村的父母，每個月卻只能領取一百多元城鄉居民養老金。更讓人焦慮的是，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很多年輕人開始擔心，當自己退休時，是否還會有足夠的下一代為自己繳費，制度能否長期維持，已經成為現實問題。

換句話說，提高農村老人的養老金，不只是對老年人的保障，也是對年輕人的安撫。只有當制度能夠體現基本的公平原則，讓不同群體在晚年都能獲得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代際互助的養老體系才有可能持續運行下去。否則，當越來越多年輕人相信“自己交的養不了自己”，養老保險就不僅是財政問題，更會成為社會信任的問題。

試想一下：如果農村的父母每個月有幾百元穩定養老收入，子女是不是可以更安心消費？如果年輕人相信自己老了以后不會只剩下一百多元，他們是不是也更愿意繼續繳費、更愿意生育、更愿意留在制度之中？

從消費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出發，把錢給最窮的人，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乘數效應最強。可以預見的是，提高農村老人的養老金，不是財政的凈支出，而是對內需最精準的定向投放——這筆錢幾乎不會流入儲蓄，而是會在縣域市場里快速周轉，流向糧油、醫藥、日用品，最終回到稅收和就業的循環里。

這不只是一道養老題，更是一道關于制度信心與社會預期的經濟題。

163元。這是2026年全國農村老人基礎養老金的最低標準，也是一道繞不開的現實拷問。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假如我們在設計社會制度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將會出生在哪個階層、哪種處境，我們會選擇一套什么樣的規則？他把這個前提叫做"無知之幕"。在無知之幕后面，沒有人會同意設計出一套讓農村老人月領163元、而城市退休職工月領數千元的養老制度——因為誰都有可能是那個在田間老去的人。差距本身并不天然正當，它需要被追問、被檢視、被糾正。

2026年全國兩會釋放出明確信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步伐在加快，"投資于人"的政策取向越來越清晰。方向已經明確，剩下的問題只是步伐的快慢。

而對于那些已經70歲、干不動農活的老人來說，時間從來不是可以慢慢等待的資產。共同富裕，不應該是城市的專屬詞匯。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羅爾斯說的——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首先保護處境最差的那些人——那么答案早已清晰。讓那些最早為這個國家勞作、最后才被這個體制覆蓋的人，也能在夕陽下安心坐著，不必再為活著而勞作。

這一步，我們走得已經夠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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