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毛澤東在《心之力》中斷言：“留洋之風，不可放縱，國學之巔，大有裨益。故救國者必在國內，留洋者志不可晦。留洋列強之同胞漂泊海外，須警惕邪魔強盜對我正義靈魂之誤導、侵擾，有如寒冬之防風，病弱之辟邪。”

自晚清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向西方尋找出路，到了民國初年，國家卻更加分裂，軍閥混戰，列強操縱，民眾困苦。許多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問題或許不在船堅炮利，也不在議會憲法，而在于文化深處、思想根本。1902年便赴法留學的李石曾，親身體驗了法國工人半工半讀的生活方式，深感此法可為貧寒學子開辟新路。1912年，他與吳稚暉、吳玉章等人發起“留法儉學會”，提出“以工兼學，以學救國”的口號。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后，聯合李石曾成立“華法教育會”，推動赴法。

為什么選擇赴法？原因有二：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法國約130萬人死亡，勞動力極度匱乏，工廠急需工人。法國政府對華工與學生態度開放，1918年后更出臺政策鼓勵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二是赴法對普通家庭子弟切實可行。赴美、赴日動輒需數千銀元，普通人家難以承受；而赴法勤工儉學，國內預備僅需二三十銀元，路費通過團體優惠可壓至百元上下，抵法后工廠包食宿，月薪可以自給。對一般家庭的青年而言，這是唯一能走出國門、接觸世界的機會。

盡管“洋務運動”被甲午戰爭碾得粉碎，但西方各種思潮（包括空想社會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工團主義等）仍源源不斷大量涌入。然而，無一不以失敗而告終。

1918年，北洋政府統治腐敗，軍閥混戰不休，國家主權進一步喪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進步青年目睹“共和”徒有虛名，“自由、平等、博愛”淪為口號，迫切尋求救國之道。

在長沙城南的一間農舍里，一群平均年齡不足25歲的湖南青年，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一個名為“新民學會”的團體。他們志在“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但很快意識到：若不向外求真理、向內察國情，僅靠道德修養，無法拯救這個瀕臨崩潰的國家。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新民學會成立后，首要議題便是“如何救國”。

蔡和森力主赴法：“閉門空想，終是畫餅。非親歷歐美，不能得真知。”他堅信，只有親歷資本主義社會，觀察工人運動，才能找到改造中國的真正道路。

而毛澤東雖支持赴法，卻有更深一層的思慮。他在多次討論中提出一個關鍵主張：“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印度、中國，西方文明在歐洲、美洲。吾人固當研究西洋，亦不可忘本。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

經過多次激烈討論，會員形成共識：向外求真理，向內察國情，二者不可偏廢。“有人出洋，有人留守”的分工策略，體現了毛澤東早期就具有的全局思維——救國不能只靠照搬外來理論，必須立足中國實際。

1918年5月，新民學會召開專門會議，決定組織首批會員北上北京，籌備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致信在京的老師楊昌濟，請其協助安頓食宿、對接華法教育會。

促成此次北上的直接契機，來自他們的恩師楊昌濟。1918年初，楊昌濟應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學任哲學教授。6月，楊昌濟即致信毛澤東、蔡和森：“京中機會甚多，華法教育會已成規模，宜速來籌備留法事。吾可為諸君安頓食宿，聯絡手續。”

這封信如一道橋梁，將長沙的青年理想與北京資源連接起來。1918年6月，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幾乎同時，他召集新民學會骨干，確定首批赴京人員名單：蔡和森、蕭子升、張昆弟、羅章龍、李維漢、陳紹休、歐陽欽、熊瑾玎、彭璜、魏璧等共24人。其中既有學會核心成員，也有志同道合的湘籍青年。

然而，赴京費用每人需約20銀元，對多數出身寒門的學生而言，是一筆巨款。毛澤東主動承擔籌款重任。他奔走于長沙官紳之間：拜訪湖南省教育會會長、湖南一師老師方維夏，懇請資助；登門勸募富紳，以“為國育才”為由爭取支持。

毛澤東深知，一群寒門學子北上，恐困難重重。于是，他決定親自帶隊赴京。自己僅帶借來的10塊銀元上路，途中節衣縮食。1918年8月15日，一行24人乘船離開長沙，經洞庭湖入長江，至漢口轉乘京漢鐵路北上。全程近2000里，舟車勞頓，歷時四日。

同行者羅章龍后來回憶：“潤之兄沿途照料眾人行李、車票、飲食，自己卻睡三等車廂地板，毫無怨言。”李維漢亦記：“毛君統籌全局，如兄如父，眾皆服其公心。”

1918年8月19日，隊伍抵達北京。經楊昌濟引薦，他多次拜訪李石曾、蔡元培，協助同學辦理法語測試、體檢、合同簽署等手續。

至1919年3月，首批湖南青年啟程赴法。而毛澤東自己，雖已辦妥手續，卻最終放棄出國。他對同學解釋道：“我覺吾人對于本國實情尚乏深切研究，故愿先在國內作調查。若全數出洋，誰來了解中國？”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并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我另有打算。”“我覺得要讀‘無字之書’，中國的問題必須在中國解決。”

這一選擇，標志著毛澤東開始從“向外求索”轉向“向內扎根”，也為日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埋下伏筆。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佐理員期間，得以旁聽課程、閱讀《新青年》、接觸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講演。

蔡和森在法國“猛看猛譯”馬列著作，1920年首倡建黨，成為中共理論奠基人；向警予、李維漢、蔡暢、李富春等留法學生，均成長為黨的重要干部；而毛澤東則扎根中國，在調查農民、工人疾苦中，逐漸形成“從實際出發、依靠人民力量”的革命觀。

1920年，蔡和森致信問：“你為何不赴法？”

毛澤東答：“東方的事情，終究要靠東方人自己解決。革命不能等你們回來著手再干。”盡管毛澤東主張中國的事要靠中國人解決，但他更強調，“我們同志，應該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1920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給新民學會會員陶毅（陶斯詠）寫信說：“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辟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

甲靈心鑒：1918年夏，在北上的火車上，毛澤東睡在地板上，尚未預知自己將成為改變中國的人。但他已用行動證明：真正的領袖，不在高談闊論，而在默默擔當；不在追逐光環，而在守護同行者的前路。正如他一生所踐行的信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聲明：本作品授權“大美無度”發布；法律顧問：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