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長江南岸的繁昌，南倚層巒疊嶂的皖南山系，北望廣袤的江淮平原，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1939年1月至12月，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為保衛戰略要地繁昌，新四軍第三支隊在副司令員譚震林指揮下，一年之間與進犯日軍在此展開了五次驚心動魄的保衛戰，史稱“繁昌保衛戰”。而1939年11月的第四次保衛戰，則是整個系列戰役中最為慘烈、最為關鍵，也最具代表性的一役。

情報先行，謀定而后動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裝備與兵力均處劣勢的情況下，新四軍第三支隊之所以能在繁昌戰場掌握主動，精準、高效的情報工作與基于情報的靈活戰術，是制勝的首要關鍵。

第四次保衛戰前夕，譚震林指揮的第三支隊面臨嚴峻形勢：第6團主力已被調往蘇南，支隊主力僅剩第5團3個營和第6團第3營，共4個營的兵力。而日軍此次集結了第15師團、第116師團部分聯隊，步、騎、炮諸兵種協同，并有空軍與江上艦艇策應，無論在兵力還是火力上都占有絕對優勢。

然而，新四軍通過廣泛發動群眾，建立了嚴密的情報網，對敵動向如指掌。

11月7日晚，偵察員便已準確獲知日軍第15師團川島警備隊將于次日分路進犯的情報。

基于精準的情報，譚震林摒棄了固守城池的被動打法，作出了“擴大正面部署，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殲敵”的決策，將兵力巧妙部署于繁昌外圍的峨山頭、白馬山、紅花山等關鍵制高點及交通要道，形成了一張彈性而有力的防御網。

11月8日的第一次戰斗驗證了這一戰術的成功：當日軍分三路撲向繁昌城時，新四軍以小部隊在馬家壩等地正面牽制、襲擾，主力則隱蔽待機。

待日軍主力被誘入城內并猛攻峨山頭時，隱蔽在側翼的5團1營、2營迅速出擊，與堅守峨山頭的6團3營里應外合，對城內之敵形成向心包圍。經過激烈巷戰與肉搏，日軍倉皇潰退。

此戰，新四軍以傷亡38人的代價，斃傷敵百余，初戰告捷。

在11月13日至14日的塘口壩血戰中，新四軍通過群眾及時摸清敵軍意圖與運動路線：日軍在峨山頭受挫后，從南京、蕪湖等地急調援軍，企圖從側后攻占赤灘鎮，孤立繁昌。

對此，譚震林決定“誘敵入彀，主力出擊”，預先將主力部署于塘口壩西北山地。

14日，當日軍進入預設戰場，猛攻烏龜山陣地時，遭到了新四軍2營的頑強阻擊。日軍雖三次增兵，總兵力達2200余人，但在新四軍依仗地利的層層阻擊和適時反擊下，最終傷亡慘重，指揮官川島中佐被擊斃，狼狽敗退。

11月20日至23日的第三次戰斗，面對日軍五路合圍、穩扎穩打的戰法，譚震林根據情報，識破其決戰企圖，采取了“避其鋒芒，以游擊襲擾疲憊敵人，集中主力打擊孤立與退卻之敵”的策略。新四軍以排為單位廣泛襲擾，使日軍疲于應付，隨后在鐵門閂等地設伏，重創突圍之敵，最終收復繁昌城。

軍民同心，勇戰強敵

繁昌保衛戰的勝利，特別是第四次血戰，充分體現了人民戰爭的深厚偉力。正如譚震林所指出的：“沒有群眾，我們就是聾子、瞎子；有了群眾，我們就有了千里眼、順風耳，就有了打不垮的銅墻鐵壁。”

第三支隊進駐繁昌后，便廣泛發動群眾，組織農抗會、獵戶隊等抗日團體，實行堅壁清野，破壞交通水源，并在城內主要街道埋設地雷。群眾成為軍隊最可靠的耳目。

在峨山頭搏斗中，接晏鄉、金鳳保等地的群眾踴躍支前，他們冒著炮火送彈藥、抬傷員；將熱騰騰的山芋、茶水送到陣地，讓戰士們隨到隨吃。從赤沙、馬沖到夫子嶺、鐵門閂的崎嶇山路上，成千上萬的農抗會員和群眾組成了綿延不絕的運輸隊、擔架隊，穿梭于前線與后方。

塘口壩血戰最激烈時，烏龜山陣地工事大半被毀。中分、下分等地的獵戶隊員和群眾，在槍林彈雨中送來了急需的彈藥和手榴彈，并幫助搶修工事，甚至親手為戰士打開手榴彈蓋。葛為富、俞成章等獵戶隊員，不顧生死，一次次沖上山頭將傷員背下，送往戰地醫院。

群眾的支持極大地鼓舞了部隊士氣。在烏龜山白刃戰中，戰士們刺刀彎了用槍托砸，槍壞了用石頭，石頭沒了用拳頭甚至牙齒，展現出了驚人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營長陳仁洪身負數傷，仍堅持指揮。

結語

歷時半月的第四次繁昌保衛戰，最終以新四軍的徹底勝利告終。據統計，此役共斃傷日軍450余人，繳獲無線電機、軍旗、槍支彈藥等物資甚多。新四軍傷亡百余人，敵我交換比達到約4:1，取得了輝煌的戰果。更重要的是，它徹底粉碎了日軍“奪取繁昌，掃蕩皖南”的戰略企圖，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這場戰役的意義遠超出軍事層面。在戰略上，它屏障了皖南抗日根據地和第三戰區指揮中樞的安全，穩固了長江南岸的抗戰局勢。在政治上，它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用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四軍，是抗日戰爭中一支最堅決、最勇敢、最善于戰斗的中堅力量。日本派遣軍總司令也不得不哀嘆：“國民黨乃是手下敗將，惟共產黨軍隊是皇軍的大敵，看來要在共產黨手中奪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戰后，國民黨繁昌縣政府也向新四軍獻上了“保障繁陽”（保衛繁昌）的錦旗，這是對共產黨抗日功績的公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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