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缺錢的人，賺錢越難？

Photo by Jordicosta fro m Pexel

文 / 呦呦鹿鳴

今天講兩個故事，故事背后都有一個“豬肉背后的女人”。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云南硯山縣，是最近真實發生的。

當地有一位48歲的農婦，楊某艷。她的丈夫，體弱多病無法外出務工，種地為生，收入微薄；她的大兒子，出去打工但因為沒賺到錢沒回家過年；她的小兒子，患先天性心臟病。

家里如此困難，怎么辦呢？2026年1月12日，她去生豬市場買了一頭毛豬回家，殺了豬，第二天一早把鮮豬肉拉到村口賣。這樣可以賺一些錢貼補家用。

不過，還沒有開始賣出第一塊肉，就遇到了當地市監的執法人員。執法人員立即扣押了她全部342.8市斤的鮮豬肉，因為這些豬肉沒有加蓋生豬屠宰檢疫驗訖印章和肉品品質檢驗合格章，也沒有《動物檢疫合格證明》和《肉品品質檢驗合格證》，同時，還沒有建立銷售臺賬。

隨后，執法人員做出處罰決定：沒收全部豬肉，罰款5000元。

執法人員解釋說，本來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這種貨值不足1萬元的，罰款區間是10萬-15萬元，正是考慮到農婦是首次違法，而且案發后積極配合調查，且家庭生活困難，家屬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經濟負擔重，所以，減輕處罰，只罰5000塊。

總之，屬于青天大老爺法外開恩了。農婦也找親戚借了錢，交上了罰款。但她同時也說，自己是個文盲，之前并不知道賣豬肉還有這樣的規定。

這個故事很小，但信息含量很大。如何看待這個故事？我們先放一放。

剛好我這兩天聽到了另一個故事，起因也是豬肉：

話說，一二十年前，起步于河南許昌的胖東來超市還沒有今天這樣舉國皆知，有一天，一位女顧客走出超市，滴滴滴，門口的報警器響了，保安上前查看，發現這位顧客偷了一盒五塊多錢的豬肉。當時，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就讓保安跟著這位顧客去她家看看，果然，太窮了， 家徒四壁， 床上有一個生病的老人，家里還有一個上學的孩子。這位女顧客就說，怎么處罰我都可以，但請不要讓我孩子知道。于東來了解這個情況后，送了一批米面到她家里，還提供了一個工作崗位給她，尤其是，從那之后，胖東來取消了超市門口的報警器。

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挺可疑。首先，很多人在傳播這個故事，尤其是一些研學組織，但是，都是二手講述，我并未看到于東來本人，或者胖東來公司員工直接講過這個故事，在一本《胖東來故事手冊大全》里，也沒有這個故事。所以，我推測，這個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更可能是人們對享有盛譽的胖東來發揮了想象，是編造的。（可以確定的是，河南的朋友告訴我說，胖東來超市門口確實沒有報警器）

不過，這個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這個故事會被傳播？

原因很簡單：人們需要這樣一個故事，期待這樣一個故事在現實中發生。

在這個故事的背后，是這樣的一個命題：當一個人因為家庭貧窮，因為缺乏食物，而去做一些輕微違法的錯事時，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她？

有人說，違法了就處罰，這有什么好說的。

其實，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并不冷冰冰的，之所以讓人感覺冷冰冰，是有些人學法用法執法多了，失去了人味，也扭曲了法律。

比如云南這位農婦。沒錯，依照《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和《食品安全法》，是可以罰款，否則，有人賣病豬肉怎么辦？食品安全怎么辦？但是，同一位階的《行政處罰法》第33條也規定：

“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

這位農婦第一次殺豬賣，屬于“初次違法”；剛剛到村口擺攤，一斤豬肉都還沒有賣出去，屬于“危害后果輕微”；文盲不知法規且是因為家境困難才殺豬賣，主觀上過錯很輕微或者沒有過錯。這三種情況，都可以依法不處罰。

這個縣的執法人員肯定也知道《行政處罰法》，但他們不運用。這就是執法者失了人情，少了人味，也歪了法律。

正是因為這類執法故事屢屢出現，人們才會希望那個“偷豬肉的女人”故事發生。這個故事的核心是超市拆掉了警報門，暗示放棄了對某一類法律的執行。它是一個夢。

云南這位農婦的遭遇在法律上也有術語：“罰當其過”。而且，它也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警覺。比如，202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提到了一個案件：一個74歲個體經營戶因銷售一瓶78元過期葡萄酒被罰款5萬元，經營戶認為處罰過重，經法院一審、二審、再審，6年訴訟未果、申訴無門，最后，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介入，召開聽證會公開審查，才督促當地撤銷了處罰。

為什么一個顯而易見的罰當其過問題，經歷那么多司法機關仍然糾正不了呢？

因為系統麻木了。

麻木是一種病。這種病，需要治。怎么治？人們從講一個“偷豬肉的女人”故事開始治它。

我們需要進一步問的是：如果我們的社會讓一個人困頓到吃不起5塊錢豬肉要去偷的時候，是不是說明，有問題的不僅僅是這個偷豬肉的人？甚至，是不是在這個人去偷豬肉之前，問題就已經發生并長期存在了？

比如云南這位殺豬賣肉的農婦，如果我們細細往前看，往深看，就會發現：她之所以無法提供檢疫合格證明，是因為，根據《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國家實行生豬定點屠宰、集中檢疫制度，她作為自宰自賣的個體，即便她去申請檢疫，也是不可能獲批的。

在這種定點屠宰、集中檢疫的條例下，當下生豬市場天然走向生豬養殖和屠宰壟斷，天然排斥農戶個體。

就在2026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來自湖北的全國人大代表田淑嫻就提到，在她的家鄉赤壁市，年出欄雞鴨376萬只，超過80%來自家庭式、分散的小型養殖場，那么，集中屠宰對于他們就是很大的難題，一方面，建一個標準化屠宰設施要投入50萬元，不經濟，另一方面，聘請官方獸醫覆蓋“少量多次”的零散屠宰，人力缺口高達10倍。養殖戶們要么冒著被重罰的風險“裸奔”銷售，要么就只能看著市場上的機會白白流失。總結起來就是“合法成本高、違法風險大”。因此，她在現場向最高法、最高檢提出了兩點審議建議：一是請法院發揮裁判指引作用，守住“過罰相當”的底線；二是請檢察院深化法律監督職能，在“執法”與“服務”間穿針引線。

現實中，很多人和那位云南農婦一樣，當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扭轉家庭困境時，每每有一種人力之外的無力感。可以起早貪黑，可以拼命，但總有一些忽然的、意料之外的風險從天而降。越是缺錢的人，賺錢越難。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我們在追求某種社會秩序和總體價值的時候，往往會由某些個體來承受具體的代價。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成功地避開成為這個代價。但有些人，避不開。

我想，一個良法善治的社會，應該做的，就是避免在追求社會總體價值的同時，讓一些個體去承受不應該由他/她來承受的代價。

畢竟，當一個社會讓一個人因為生活困難、因為食物而不得不違法的時候，這個法律本身，甚至這個系統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更愿意將這樣兩個“豬肉背后的女人”故事，視為一個警報，一個隱晦但重要的盛世危言。你說，對嗎？

呦呦鹿鳴2026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