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學界“真人”鐘振振教授

作者丨史雙元

日前承蒙雜志相邀，作文介紹師兄鐘振振教授。昨日驚聞先生遽然仙逝，悲從中來，久不能釋。先生一生專治詞學，尤精考據(jù)之學，鉤沉索隱，辨章學術、厘清源流，往往一字不茍，其治學之嚴謹，可謂“以寸心對千古”。然先生之學，又不止于案頭之功，更能揮毫作詞，自成一家，可謂“考據(jù)與性靈并舉，學問與文章相生”。

文章初稿既成，尚未面世受教，當此風雨倉皇之際，已無暇、亦無心修改潤飾，謹以此初稿紀念振振兄。文字余溫尚在，調侃尚在，望振振兄毋怪。學兄可循日常聊天慣例，長吸紙煙一口，徐徐噴出，再于精要處點評一二，如此，則人物雖逝，精魂尚在，學業(yè)尚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鐘振振先生（1950年—2026年）

鐘振振先生是我敬重的 “樸學系（乾嘉學派）”古籍研究與整理領域的大家之一，但因為師出同門，且相識甚早，本文也并非學術考究性文章，以下的文字間以學兄稱之，讀者或認為我有“蹭”流量之嫌，我也無可辯駁，且敲詩鍵向天笑，偶作蝸居自樂人。

我和鐘振振先生相識很早，他當年就下放在我的家鄉(xiāng)：江蘇省高淳縣。高淳當時屬于鎮(zhèn)江地區(qū)，后來歸屬南京，近年來成為南京市的一個區(qū)。

高淳比較偏僻，飲食語言自成一體，雖然貧窮，但青山綠水，宛然在目，山水和食物都有滋養(yǎng)人文的功能。

振振兄當時非常年輕，或許是兼得高淳水土滋養(yǎng)，年輕的詩人下放高淳時才華已經綻放，當時，他已經能寫出雙調長詞，依稀記得，語言豪邁，頗有辛棄疾+蘇東坡的混合風，反正當年的我是驚呆了，佩服得一塌糊涂。后來才知道，鐘先生有深厚的家學淵源，他外祖父施肖丞先生是章（章太炎）黃（黃季剛）門人，博學多才，藏書豐富，喜愛詩詞、繪畫、書法。振振兄自幼寄養(yǎng)膝下，耳濡目染，年少即能背誦古典詩詞，并嘗試自作，詩才靈穴由此開啟。

一九七八年，高考重啟，振振兄當年沒有報考大學，而是以初中學歷直接報考了南京師院詞學泰斗唐圭璋先生的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并一舉高中。

我于同年參加高考，入讀南師大中文系，現(xiàn)在想來，振振兄當年的才華可能照耀了我，也指引了我。

當年，佩戴一個大學生的白底校徽已經是令人羨慕的天之驕子了，振振兄的裝配屬于更上一層樓，佩戴的是黃色校徽。（黃色是研究生校徽底色，老師的校徽底色則是紅色。）他有沒有趾高氣揚，我沒有見過，但意氣風發(fā)之態(tài)是一定有的。當時中文系充滿了文藝復興的氛圍。當時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yè)擁有眾多全國著名教授、學者，這是拜中文系老主任孫望先生所賜，他久久為功，把唐圭璋先生、徐復先生等大師從全國各地請到了南京師院中文系，其他一線明星學者還包括錢仲聯(lián)、楊白樺、金啟華、吳調公（文藝理論）、許汝祉（外國文學專家）、朱彤、吳奔星等。若讀者對這些名字尚覺陌生，或說明年歲尚輕，未識“舊人”。總之，當時文科、理科之間沒有高低之分，古典文學專業(yè)的學子們也時刻準備著，以復興古典文學之研究來建設祖國，提升四個現(xiàn)代化的速度。

振振兄入讀南師中文系，適得其時，也適得其地，離他心儀的那些南國古典文學研究大家就更近了。

南師中文系師生合影，后排左二為鐘振振先生

鐘兄嗜書，幾近于“書癖”。當年大部分人家都很窮，振振兄常省下衣食開銷來買書，其實，衣服開銷幾乎不值一提，當年，衣可蔽體即是正裝，如果過分重視衣著，或可被人視為“油頭粉面”，斷語就是“此人坐不了冷板凳”。

記得有一次，振振兄在南京楊公井古舊書店淘得一批舊書，其中有一套《夢溪筆談》，這是他一直尋覓的古籍，但他手頭實在拮據(jù)，他問我能不能先買下，等他有錢再過來“贖”書。我雖然比他窮得更徹底，但樂得先睹為快，再說，振振兄就是我們的大哥，豈敢不遵命。

振振兄研究生畢業(yè)后有一段時間被分配到鎮(zhèn)江師專做老師，主編學報，還曾向我多次約稿。他有時回南京，我們也會抽暇相聚。但和他在一起，再好的朋友他也視若無物，他自顧自做兩件事，談學問，抽香煙，深深吸一口煙再談學問，在他深吸一口的時候，我們是不會打斷他的，因為一般在“煙絲披里純”（inspiration）的鼓勵下，他的下一段文辭往往更加精彩。

我本科畢業(yè)以后又報考了南京師院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生，碩士論文答辯前夕，專門向振振兄尋求心證，得到了他的認可和指點，他知道我的導師是孫望先生，大為贊嘆，立馬斷定我不可能是“水碩”（當時還沒有這個詞）。

孫望先生是詩人，也是學者，他和唐圭璋先生等學者一樣， 治學態(tài)度皆秉承樸學精神。所謂“樸學”，即乾嘉學派，其學術方式重在古籍之整理、校勘、注疏與輯佚。梁啟超曾云，其治學根本方法在于“實事求是”，“無證不信”；更深的涵義，則是以學問為做人之基，務求踏實篤定。

振振兄就是典型的樸學傳人，他身上兼具乾嘉學派的精審功夫與現(xiàn)代學術的系統(tǒng)方法，堪稱當代登頂學界的傳奇式人物，可以說，有這樣的學者在，我們無懼AI的挑戰(zhàn)，就像當年唐圭璋先生被譽為詞學活詞典，大凡書上找不到的知識你可以去問他，今日振振兄也有類似的功力。

振振兄后來回到唐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因為接觸較多，收益也就更多了。

鐘振振先生博士論文

鐘先生的學術研究繼承和發(fā)揚了唐圭璋先生的治學傳統(tǒng)，借鑒清代乾嘉學派嚴謹求實的精神，憑借自身深厚的學術功底，于詩詞文獻學領域創(chuàng)獲尤其豐厚。

在宋詞研究的整體學術譜系中，振振兄的《賀鑄詞集校注》可謂承前啟后。

唐圭璋先生以宏大視野編撰《全宋詞》，把宋詞研究提到了與唐詩研究并重的地位，而且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必備的資料，其意義不僅在于資料收集之“全”，更在于真正落實了常州詞派的理念，把宋詞研究的眼光從“婉約”“杳渺”轉向“拙重大”的方陣模型。他以現(xiàn)代文獻整理的眼光，匯輯歷代別集、總集中的宋詞作品，并結合大量刻本、鈔本加以校勘，從而為宋詞提供了有史以來最為完備、同時也最為可靠的文本基礎。可以說，《全宋詞》不僅是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更是使宋詞從傳統(tǒng)文人雅賞走向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分水嶺。

夏承燾先生則以深厚的藝術感悟和宏闊的歷史眼光，為宋詞研究注入了強烈的美學意識與家國情懷。唐、夏兩位學者，一重在“集成”與“富養(yǎng)詞史”，一重在“詩心”與“闡釋文本”，為后來的個案研究提供了堅實的臺基。

鐘振振的工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他并未止步于宏觀性的“全”，而是以賀鑄為切入點，集中體現(xiàn)“個案精研”的學術取向。他以考據(jù)學的細致入微為路徑，幾乎窮盡性地追索賀鑄詞用典、化用的淵源，這在前人的研究中雖偶有涉及，卻從未達到如此系統(tǒng)與徹底的程度。與唐圭璋先生的“匯輯”，夏承燾先生的“闡發(fā)”相比，鐘先生的貢獻在于“考辨”與“落實”。這種轉向不僅糾正、補充了前人關于賀詞若干關鍵細節(jié)的理解，更使賀鑄詞這一原本邊緣化的“冷僻個案”，在宋詞研究版圖中獲得了應有的位置。

由此觀之，鐘振振的《賀鑄詞集校注》，既承續(xù)了前輩“整理文獻—闡釋詞學”的學術傳統(tǒng)，又在方法論上凸顯出一種以細密考據(jù)推動文本深讀的新格局。他的成果標志著宋詞研究從“全景式的宏觀視野”逐步走向“微觀個案的精深探索”，也為后續(xù)學者提供了可資效法的研究范式。

新版《賀鑄詞集校注》

我碩士畢業(yè)前夕，孫望先生特地為我組織了一支極具學術分量的論文答辯導師團。根據(jù)孫先生1985年6月6日的日記記載：因為我的論文研究主題是王維詩歌的特色，除了詩學，還涉及佛教與繪畫兩個領域，答辯委員會由復旦大學陳允吉教授擔任主席，南大王氣鐘教授、南藝劉汝醴教授、西北大學安旗教授共同主持答辯。

我在答辯前一天十分緊張，將打印的論文稿發(fā)給了振振學長閱讀，第二天早上，振振兄趕早見了我，告訴我放心，他昨天看到大半夜，他認為文章質量頗高，不用擔心。學兄的話是定盤星，我安心了很多。

有一次，振振兄拿出一首李商隱詩歌白文，也就是沒有注釋的詩歌，命我即席指出其中所蘊含的典故以及沿襲前人語匯而成的熟詞。可能當時記憶力和反應還不錯，大致即席指出了典故來歷與此語出處，振振兄對我的回復頗為稱許，從此就“帶上了我”。

我碩士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接著又跟隨唐圭璋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這期間，從唐詩研究進入宋詞領域，振振兄也給予了很多輔導。

唐圭璋先生與弟子，左起：史雙元、唐圭璋、鐘振振

八十年代，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唐詩鑒賞詞典》，賣得非常火，掀起了一輪詩詞閱讀、學習、鑒賞的熱潮。火到什么程度呢？當時上海的新婚夫婦必須要憑結婚證書才可以到新華書店購買一本。后來，唐圭璋教授受邀主編《唐宋詞鑒賞詞典》，由鐘振振教授負責全面審定每一篇文稿。因為撰寫者來自全國各地，振振兄認為此書稿件良莠不齊，常識錯誤太多，需要大動干戈，振振兄就邀請了蘇州大學楊海明教授和我，到上海住下，協(xié)同工作，由鐘振振對每一篇鑒賞文章推敲“挑剔”，精益求精，并寫下批語，然后，由海明兄和我現(xiàn)場修改，直到振振兄滿意為止。因為工作量很大，后來又邀請了鄧小軍先生和邱鳴皋教授一起到上海修改文本。

這件事可能對他有一定的刺激，后來他忍不住多次吐槽：“一大批詩詞箋注本、選注本和鑒賞集中的知識性錯誤率之高，令人瞠目結舌；知識性錯誤條數(shù)近于、多于甚至倍于總頁碼的古詩詞讀物，比比皆是。”他認為，看到了，就要指出來，不能等閑視之，漠然置之。

通過這次較長時間的共同工作，對振振兄的“較真”有了很具體的認知，對自己寫作文章的“敲打”也更多了，有時候，明明是普及性知識，但還是忍不住要再核對一遍，尋找源頭，費時頗多，但也因此屢有所得。

《唐宋詞鑒賞詞典》

鐘先生曾主編“歷代詞紀事會評叢書”，包含《唐五代詞紀事會評》《宋詞紀事會評》《金元詞紀事會評》《明詞紀事會評》《清詞紀事會評》《近現(xiàn)代詞紀事會評》六種，是繼清人張宗橚《詞林紀事》和唐圭璋先生的《宋詞紀事》之后又一部規(guī)模浩大的詞學史料叢書。有幸得到鐘先生推薦，我承擔了《唐五代詞紀事會評》的編撰工作，我認為此書確實有益于學林：“規(guī)模大，收錄全；校勘精，編次嚴。紀事則以唐證唐，以宋證宋；會評則薈萃百家，通貫千年，保留《宋詞紀事》之一切優(yōu)點，避免《詞林紀事》之一切弊端。”此編收錄全備，可以說是集詞人小傳、詞選、詞評于一體的“新型詞史”。

鐘先生不僅是叢書主編，還獨立完成了《宋詞紀事會評》。對于此書，學兄王兆鵬先生評點云：“鐘振振做的這項工作也可以說是宋詞研究的‘資料長編’，舉凡宋詞作家的傳記資料、作家作品的紀事資料和評論資料，各按時代順序分系于相關作家條目之下，遂使各種記載、說法、觀點的來龍去脈、此異彼同，孰為首創(chuàng)，孰為因襲，可以一目了然。此編所收錄的資料，有許多是不太為人所知見，甚至從未被人提及或使用過的。其中頗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內孤本。此外，鐘振振還就所引各種資料的學術性錯誤，寫了近萬條按語，約有數(shù)十萬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參考，免得繼續(xù)以訛傳訛。”“歷代詞紀事會評”的問世，極大方便了詞學研究工作的開展，也開啟了“會評”體詩詞學文獻整理的新模式。

上世紀末，受漢語推廣領導機構派遣，我到海外長期從事海外漢語教育與中國文化傳播工作。

在海外工作期間，我?guī)缀踔袛嗔俗约涸械墓诺湮膶W的專業(yè)研究，但和振振兄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正是這種聯(lián)系使我得以工作之余繼續(xù)做一些古典文學研究工作。

鐘振振先生出席全球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9年6月，悉尼舉舉辦了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振振學兄專程前來主持會議，并為本地詩詞愛好者舉辦講座。我和振振兄有機會在悉尼相聚。

2020年完成海外漢語推廣工作以后，我再次回歸古典文學研究領域。

我長期跟蹤振振兄的學術研究，注意到振振兄的一個觀點：古典文學除了古籍整理，也需要發(fā)掘詩詞的審美意義，古為今用，這才能實際賦能當代精神建設，也是活色生香的古典研究。

他在《古代文學的審美本位》一文中這樣說道：“真、善、美，是所有學科共同的、最高標準的追求。文學藝術雖然也追求真和善，但是追求真和善卻不是文學藝術學科與其他學科的具體特質性的區(qū)別。”他為古典文學研究者“審美貧弱”現(xiàn)象深深嘆息：“至今我們在古代文學‘審美’研究領域‘積貧積弱’的狀況，較之二三十年前，雖不無寸尺之進，卻沒有根本的改觀。美學修養(yǎng)與審美能力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調’，乃是長期困擾我們古代文學學者，揮之不去的‘夢魘’。”

因此，當我近年重回詩詞研究領域的時候，我就集中于古典詩詞的審美體驗發(fā)掘，我回歸以后的第一本著作是《趣說人間好詩詞》，2022年由鳳凰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出版，從這本書開始，我改變了以前的寫作模式，重在以新觀念解讀古典詩詞的美學趣味。

振振兄和兆鵬兄為這本書題寫了推薦語。

得到同門學長指點和支持，我一鼓作氣，于2023年出版了《一日看盡長安花——偉大唐詩誕生記》（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更為側重宋詞名篇的美學鑒賞和創(chuàng)意理解，出版后反響不錯，一年半之內加印六次。

2025年九月份，《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不朽宋詞誕生記》正式面世，這本書的寫作也得到了振振學兄的啟發(fā)。因為近人陳匪石所著《宋詞舉》精選兩宋十二名家詞于一本，舉詞詳析，開后人詞作鑒賞的先河。鐘先生曾對《宋詞舉》進行點校整理，為詞人名作的鑒賞提供方便。受此啟發(fā)，我也在嘗試著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往前推進了一步，以蔣捷的一首《虞美人·聽雨》為核心，運用網(wǎng)絡式鏈接模式，串聯(lián)起全宋詞中的大多數(shù)名作，又選擇最著名的詞人詞作進行創(chuàng)意賞析，為宋詞鑒賞提供了一種新模式。

鐘振振教授治學四十余年，他不僅執(zhí)著于古典詩詞之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考證、箋注等學術研究，而且鐘情于詩詞創(chuàng)作，熱心于詩詞普及，成績斐然。已經有許多詩人，學者給與極高評價，我就不再班門弄斧了。

祝鐘振振教授學術之樹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