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格陵蘭島一家醫院的婦科診室里，醫生從一位因紐特婦女體內取出了一枚宮內節育器，而這位患者對此毫不知情。

這不是個例。

婦科醫生阿維亞·西格斯塔德后來回憶，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來看不孕癥的因紐特女性中，體內藏著這種異物的情況反復出現。有人是在學校體檢后被植入的，有人是在一次手術后被悄悄放進去的。最極端的一個案例，一位女性直到2022年才發現體內有這個裝置，距離植入已經過去了將近50年。

納賈·萊伯斯是第一個公開談論這段經歷的人。被植入節育器那年，她只有14歲。那天在學校做完常規體檢，醫生對她做了一個操作，沒有解釋，沒有征求同意，甚至沒有告訴她做了什么。幾十年后她在社交平臺上講了自己的遭遇，建了一個群組，涌進來的人數遠遠超出她的想象。

卡特琳·雅各布森12歲那年被植入節育器，之后20年各種并發癥反復折磨，最終不得不切除子宮。阿爾南瓜克·波爾森的情況更荒誕，她被植入節育器時甚至不在格陵蘭島，而是在丹麥本土的一所寄宿學校里。

這些女性有一個共同特征：都是因紐特原住民，都是未成年時被植入，都沒有被告知。這不是個別醫生的失誤，這是一場有組織的行動。

從1966年到1991年，丹麥當局在格陵蘭推行了一項人口控制政策，給大約4500名因紐特女性強行植入節育器。當時格陵蘭的育齡女性中，將近一半被植入了這東西。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2歲，有的社區甚至出現了整整10年沒有一個新生兒出生的極端情況。

一個民族的繁衍，被一紙含糊的法令悄然按下了暫停鍵。

丹麥法學教授漢娜·佩德森后來評價，當時的法律措辭極其模糊，給了執行者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醫生穿著白大褂，代表著權威和專業，沒有人會懷疑一次正常的醫療檢查。信息不對稱加上權力不對等，殖民體系不需要動用武力，只需要一個模糊的法條和一批聽命行事的醫生。

這套操作最陰險的地方在于，它完全繞開了同意這個環節。

丹麥對因紐特人的改造遠不止于此。1951年，丹麥搞過一場名為小丹麥人的社會實驗，22名因紐特幼童被從家庭中帶走，送到丹麥寄養家庭。這些孩子被禁止說母語，被切斷與家人的聯系。一年半后16人被送回格陵蘭，但沒有回到父母身邊，而是被安置在只許說丹麥語的孤兒院里。

海倫·蒂森是這批孩子中的一個。回到格陵蘭那天，她沖下船撲進母親懷里，興奮地講述丹麥見聞，但母親一個字都聽不懂。蒂森已經忘了格陵蘭語，母親一句丹麥語都不會說。母女之間的語言紐帶在那一刻斷裂了。

這22個孩子中，有一半后來飽受精神疾病折磨，相當一部分在成年早期去世。2020年丹麥政府就此道歉時，22人里只有6人還活在世上。

強制節育和小丹麥人實驗，底層邏輯完全一樣。殖民者認為自己有權決定原住民的身體歸屬和文化歸屬。一個管子宮，一個管大腦。控制了這兩樣，一個民族的未來就被鎖死了。

丹麥的行為并非孤例。把視線移到北美大陸，一場規模更大、持續更久的類似行動早已展開。1970年代，美國印第安健康服務局打著保護婦女健康的旗號，對印第安女性實施絕育手術。很多女性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做了手術，到上世紀70年代初，超過40%的育齡印第安婦女被絕育。

1976年美國問責局的審計報告顯示，僅在4個服務區就有3406名印第安女性被絕育，有的患者還不滿21歲。新墨西哥州2026年2月啟動了調查，要搞清楚這段歷史的真相。

格陵蘭的節育器植入和美國的強制絕育，手法如出一轍。都是以衛生或健康為包裝，都是在未經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執行，都精準瞄準了原住民女性的生育能力。

這件事在沉默了半個多世紀之后，終于在2022年迎來轉折。丹麥和格陵蘭政府聯合啟動了針對強制節育事件的正式調查。調查報告揭示的細節遠比外界預想的殘酷，許多受害者曾出現嚴重出血和感染，甚至臥床不起。有的女性請求醫生取出節育器被拒絕，只能自己拔出來。

調查結論認定，丹麥政府當年的許多做法違反了本國法律和國際人權標準。

2025年9月，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身穿黑衣飛赴努克，正式道歉。賠償金額定為每人30萬丹麥克朗，約合4.7萬美元。但這個賠償方案要到2026年6月1日才開始實施，而受害者群體中最年長的已經80多歲了。

受害女性沒有干等，143人集體走上了法庭。萊伯斯在道歉儀式上追問了一個實際問題，這些女性應該去哪里治療創傷，誰來提供心理支持。

對格陵蘭來說，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樁陳年舊案，而是塑造了整個社會走向的關鍵傷痕。2009年，格陵蘭官方語言從丹麥語改為格陵蘭語。自治政府接管了越來越多的內政事務。目前格陵蘭議會中席位最多的兩大政黨都支持獨立，56%的格陵蘭人贊成獨立。

2026年3月24日，格陵蘭要參與丹麥議會選舉，這次投票被視為格陵蘭人獨立意愿的晴雨表。

格陵蘭人正在一件一件地把殖民主義扎在身體里的刺拔出來。拔出節育器，拔出丹麥語的壟斷，拔出被代言、被定義的命運。一個民族的覺醒，往往從最私密的傷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