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傳統(tǒng)的消亡，并不意味著其中蘊含的奇幻想象與敘事智慧徹底消散。它們實際上以隱性的方式滲透進現(xiàn)當代文學的各類文本之中，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多元構成中的一股潛流。

原文 ：《當志怪小說走入現(xiàn)代》

作者 |石家莊鐵道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 吳卉

圖片 |網絡

王瑤先生曾指出：“‘五四’文學革命提倡新文學，其歷史意義就是體現(xiàn)了中國人民要求現(xiàn)代化。什么叫文學革命？就是要求用現(xiàn)代人的語言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思想?，F(xiàn)代人的語言就是白話，現(xiàn)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主義?！边@一論斷為我們理解晚清以來中國志怪小說漸趨衰落并最終消失的根本原因，提供了關鍵的切入點。從晚清到五四，形式問題始終困擾著文學革命者——在他們看來，唯有打破傳統(tǒng)慣例、革新語言形式，才能建立新文學?，F(xiàn)代語言形式與現(xiàn)代思想追求的疊加，使文言創(chuàng)作整體面臨嚴峻挑戰(zhàn)。在這場走向世界的浪潮中，大多文學樣式積極適應新語言的要求，找到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唯獨文言志怪小說未能完成這一轉換，逐步走向沉寂。

轉型時段與志怪小說的演進軌跡

志怪小說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創(chuàng)作的重要文類，作品數(shù)量龐大，在子、史兩部中均有著錄，兼具文學與文化雙重價值。18世紀通常被視為中古文化向近代演進的起點，志怪小說亦于此期迎來最后一次創(chuàng)作高峰。此后兩百余年，受儒家文化轉型、國民智識提升、中西文明碰撞以及文化制度更迭等多重因素影響，這一小說類型在曲折發(fā)展中逐漸失去活力，漸趨衰微。

當前研究存在兩方面的空白：一方面，在文學與文化轉型的整體研究中，志怪小說往往被忽視；另一方面，其他文體多以新內涵融入新形式，而源遠流長的志怪傳統(tǒng)卻在當代幾乎無人問津。因此，明晰志怪小說在近代的流變與消亡脈絡，對客觀認識其在近代中國的真實境遇，并消解當下讀者的隔膜與誤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轉型的時間范圍。中國社會的轉型伴隨近代化進程展開，它不僅是時間概念，更指向深刻的內容變革。文化轉型并非一蹴而就，時人提倡的近代化也不應簡單等同于西化。自清代中葉始，高壓統(tǒng)治已暴露傳統(tǒng)文化與時代發(fā)展的深刻矛盾。這一矛盾在乾嘉時期的文化領域已顯端倪，預示著傳統(tǒng)儒家秩序面臨解體。中國社會自18世紀已呈現(xiàn)轉型趨勢，直至晚清門戶開放、皇權崩潰，知識分子被迫直面危機，探索新的文化出路，并通過文學革命徹底推動文化轉型。

其次，18世紀至近代志怪小說呈現(xiàn)出怎樣的發(fā)展軌跡？清初志怪作品數(shù)量有限，多記載明清易代時的異聞，尚未形成風氣。這一局面在乾嘉時期發(fā)生轉變：在文體歸屬上，志怪逐漸明確歸于“子部”，創(chuàng)作體例得以規(guī)范，作品數(shù)量與質量均達到高峰。晚清以后，志怪小說因過度強調禮教而趨于刻板，同時雜糅了大量時代信息與異域內容，文本內部充滿矛盾，志怪特質被嚴重稀釋。民國至1949年前夕，部分文人雖有復興志怪之愿，卻在現(xiàn)代文體與科學思潮的沖擊下難以為繼，現(xiàn)存的40余部近代作品遂成為志怪小說之絕響。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志怪小說走過了由盛轉衰、最終消亡的曲折歷程。

新文學的興起與文言志怪的消解

1917年，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明確主張：“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古文?！痹撜撌鲭m抬升了小說地位，但其對古文、駢文及舊體詩的否定，以及對仿古文人的激烈批判，客觀上促使小說創(chuàng)作重心向白話通俗作品傾斜。現(xiàn)代文學“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四大文體分類，徹底動搖了傳統(tǒng)“經史子集”的分類體系。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文學被賦予啟蒙使命，傳統(tǒng)的斷裂成為時代必然。

為適應新的讀者需求，白話小說迅速普及，題材集中于社會與言情，并受新興報刊與出版業(yè)的推動。在新文學格局中，不僅志怪，連傳奇也幾近消失，詩詞曲賦亦不再是主流文體。詩歌通過語言與形式的現(xiàn)代轉型獲得新生，而志怪卻始終未找到合適的“現(xiàn)代載體”。

志怪賴以生存的舊世界及其集體性儀式，被現(xiàn)代性追求中的理性精神所瓦解。正如查爾斯·泰勒在《世俗時代》中所深刻指出的，新秩序是“一以貫之、不妥協(xié)并且渾然一體的”，它要求徹底告別舊有的迷魅世界?，F(xiàn)代化不僅是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進步，更意味著文明與文化的整體革新。在此進程中，某些文體的消亡或轉化具有歷史必然性。

語言變革直接引發(fā)文體變遷。以1910年出現(xiàn)的小說《鬼立憲》為例，作品雖以鬼國喻人世，但其內在邏輯與價值取向已是現(xiàn)代政治思維，傳統(tǒng)志怪僅存其表。隨著對小說社會功用的強調，文言作為志怪的載體，在大眾傳播中日益顯得不合時宜。梁啟超等人倡導的“小說界革命”，強調小說需“開導婦女與粗人”，這種啟蒙訴求難以通過文言實現(xiàn)。至1930年代，“文學大眾化”運動進一步否定了文言寫作的合法性，瞿秋白等人推動的新文學實踐最終將包括志怪在內的舊文學推向歷史邊緣。新式小說寫作實踐如同一種現(xiàn)代性的審視，將以花妖狐媚為表征的舊文學變成了文學史角落里沉默的符號。

志怪的內部嬗變與現(xiàn)代性轉向

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清代志怪自身發(fā)展的三種趨向：一是長篇化，但并非以“傳奇法”寫志怪，而是充斥議論與考據(jù)；二是功利化，逐漸演變?yōu)樾麚P因果報應的勸善書，削弱了其藝術獨立性；三是依附化，常淪為筆記雜錄的組成部分，導致文體自覺的喪失。這些變化與清代學術的“崇實”風氣密切相關，志怪的敘事往往讓位于實證追求。

當“求真”成為主導，志怪在現(xiàn)代小說評價體系中便處于弱勢。傳統(tǒng)志怪精神原本強調敘述距離，盡量避免主觀介入；而晚清以后，受西方小說觀念影響，現(xiàn)代敘事注重心理描寫、時空切割與個體經驗，這些都與傳統(tǒng)志怪的表現(xiàn)形式相悖。在文言小說內部，《聊齋志異》因其接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小說性”而受到推崇，《閱微草堂筆記》則因堅守傳統(tǒng)筆記體相對遇冷。這種褒貶背后，實則是現(xiàn)代小說觀念對傳統(tǒng)文類的篩選與排斥。

1906年至1907年間，《論科學之發(fā)達可以辟舊小說之荒謬思想》等文章陸續(xù)出現(xiàn)，將民眾迷信歸咎于鬼神小說，志怪的文化根基受到嚴重質疑。晚清至五四的小說理論，如“人的文學”等主張，均強調作品應體現(xiàn)現(xiàn)代文明精神。五四以后，科學、民主、理性的現(xiàn)代性精神進一步成為主流話語，“怪力亂神”被視作封建迷信遭到批判，這與志怪的傳統(tǒng)定位漸行漸遠。

現(xiàn)代性不僅是一種時間意識，更是一套價值體系，它追求主體的理性自覺、社會的合理運行與知識的獨立地位。在這一框架下，志怪難以回應新時代對文學社會功能與美學形式的雙重期待。隨著讀者認知結構的改變，傳統(tǒng)“怪異”漸漸失去震撼力，志怪精神事實上分流至玄幻、科幻、恐怖等新興類型中，其敘事元素也被現(xiàn)代小說吸收改造。民國時期志怪作品數(shù)量銳減，1949年以后，受語言文字改革、出版體制變化以及文化政策調整等因素影響，文言志怪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志怪消亡的文學史啟示

志怪小說的消失，并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語言變革、文體重構、現(xiàn)代性追求與文化政策等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提示我們，文學的演進從來不僅是形式的自我更新，更深刻受制于時代精神與知識范式的轉型。在“白話”與“科學”成為關鍵詞的現(xiàn)代中國，志怪所依托的文言載體與神異思維，已難以在新的文化表達體系中尋得安身之所。

然而，志怪傳統(tǒng)的消失，并不意味著其中蘊含的奇幻想象與敘事智慧徹底消散。它們實際上以隱性的方式滲透進現(xiàn)當代文學的各類文本之中，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多元構成中的一股潛流。從這一意義上說，志怪之“死”或許正是其“重生”的起點——在不斷的文化重釋中，它依然可能以新的面貌，與我們重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文化史視野下的清代志怪小說研究”（22YJC751034）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4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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