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中旬，在上海開完會的李克農順路回到了闊別六年的老家。

見兒子西裝革履，提著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還有小汽車坐。

骨瘦如柴，面帶菜色的父親李哲卿滿懷希望的小聲問道：“能不能給家里留點錢，買點糧食。”

明明手中的公文包里有不少錢，但李克農卻一分也沒有拿出來，最終沉默著拒絕了。

對黨和國家無限忠誠，愿意獻出自己一切的李克農，面對至親為什么會如此的不近人情呢？

一、“坑爹”的兒子

李克農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蕪湖市吉和街馬家巷1號。

因父親李哲卿供職于蕪湖海關雍家鎮關卡，有著不菲的薪水，所以小時候家境很是不錯。

李哲卿對這個長子寄予厚望，6歲便將其送進私塾接受啟蒙。

天資聰慧的李克農沒有辜負家人的殷切希望，15歲就考入蕪湖最有名的教會學校——圣雅教會中學。

1917年李克農從中學畢業后沒多久，父親托關系給他說了一門親事。

女方叫趙瑛，是當地一家照相館老板的獨生女兒，人長得很漂亮，還接受過新式教育。

兩人都很滿意彼此，很快就結了婚。

1918年9月，新婚還不滿一年的李克農離開老家，正式踏上革命道路，留下妻子趙瑛在家里照顧老人。

3年后，經安徽省著名教育家劉希平介紹，李克農到六安縣擔任縣政府第二科科長。

消息剛剛傳回老家時父親李哲卿很高興，滿面紅光，逢人就夸兒子爭氣。

可還沒高興幾年，李克農就因參加革命活動上了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遭到通緝。

當地政府因此給李哲卿扣上了一頂“匪屬”的帽子，并拿掉了他的工作。

從這天起，養家的重擔全壓在當老師的趙瑛身上。

二、“靠不住”的丈夫

趙瑛當老師的薪水很低，根本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實在沒有辦法，她只能把家里多余的房子租出去，盡量多掙一點錢。

可就算如此，錢還是不夠用，欠下了不少外債。

日子過得很難，但趙瑛卻從沒有跟丈夫抱怨過一句，反倒是一直都關心著對方的安危。

潛移默化之下，趙瑛的警惕性增長了很多。

1927年4月的一個暴雨天，趙瑛和朋友閑聊時得知警察署正在集結警力，要趁著下雨到裕溪口去抓幾個重要的人。

聞言趙瑛臉色一僵，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裕溪口一帶活動，警察署的這些人很可能就是沖著他去的。

和朋友分開后，趙瑛顧不上回家，拖著懷孕的身子，冒雨趕往江邊。

蕪湖和裕溪口相隔40多公里，一個在長江南岸，一個在長江北岸，所以趙瑛只能租船過江。

此時雨越下越大，路上積了不少水，泥濘不堪，非常難走。

濕滑的路面給身子本就不方便的趙瑛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導致她摔倒好幾次，手都被磕破了。

渾身被淋透，衣服上沾滿泥水的趙瑛又冷又累，走的非常吃力，但卻一直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

靠著驚人的毅力，趙瑛趕在敵人之前，成功將情報傳遞到丈夫李克農手中，讓他們躲過了一劫。

1929年12月，經組織批準，李克農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潛伏到軍統特務頭子徐恩曾身邊。

李克農能力不俗，很快就當上了電務股的股長，并逐漸取得徐恩曾的信任。

為了可以更好的控制李克農，生性多疑的徐恩曾暗示李克農將妻兒都接到了身邊。

因為工作的原因將妻兒置于危險中讓李克農很自責。

但妻子趙瑛卻一點也沒有怪他。

那段時間，她和孩子既是丈夫李克農的助手，也是被國民黨特務的人質。

一年多的時間一晃而過，就在趙瑛漸漸習慣了這種緊張生活節奏的時候，危險突然降臨。

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革命，李克農等中共上海地下黨組成員身份暴露。

由于情況萬分危急，撤離的過程中李克農和趙瑛走散，導致她和孩子們流落上海街頭。

最后還是組織派人四處打聽，這才找到了沿街乞討的趙瑛和幾個孩子，讓一家人再次重聚。

三、難進的家門

1937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開完會的李克農連衣服都沒有來得及換，就讓司機順路把他送回了蕪湖老家。

車子開進馬家巷還未停穩，李克農就迫不及待的下了車，快步來到1號院外面。

離家整整6年，他太想念父母和妻兒了。

懷著激動而又忐忑的心情，李克農敲響了油漆已經有些斑駁的老舊木門。

等了許久，門被打開了一條小縫，一雙怯生生的眼睛出現在門縫后面。

李克農被這小心翼翼的場面弄得有些懵，剛想要開口說點什么，門突然被哐當一聲關上了。

然后就聽一個小姑娘驚慌失措的壓低聲音喊道：“爺爺，不好了，討債的又來了，你趕緊躲起來。”

她的話音剛落，李哲卿就拖著老邁的身體，慌慌張張的從屋里出來，徑直朝后院跑去。

聽清楚一切的李克農心中很不是個滋味，站在門口有些哽咽的開口說道：“爹，是我回來了，我是克農啊。”

正搓著手站在廚房門口，不知該如何是好的趙瑛聽到這熟悉的聲音，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

李克農的意外到來讓家人十分高興，大家臉上不知不覺都多了幾分喜色。

唯有李克農自己一直都在強顏歡笑，眼神中充滿了愧疚和痛苦。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他習慣性的環視了一下四周，發現院子空曠了很多，之前的老家具都不見了，且父母妻兒都面帶菜色。

很顯然，這幾年家里的日子過得苦。

李克農清楚，這一切都是因為受他的拖累，所以他的心很痛，很難受。

妻子趙瑛看出了丈夫的為難，趕緊擦了擦微紅的眼角開口說道：“你還沒吃飯吧，我去給你弄點吃的。”

“不用麻煩了，我待不了太久，一會就要離開。”李克農說著下意識看了眼廚房門口放著的紅薯梗，雙手微微顫抖。

聞言大家都沉默了，好一會兒李哲卿才輕咳了一聲，有些為難的開口道：“這幾年你在外面怎么樣？”

“還行。”

“那你能不能給家里留點錢？孩子們已經很久沒有吃過飽飯了。”

看著父親希冀懇切的眼神，李克農心如刀割，張了好幾下嘴，卻沒有說出一個字。

他手中的公文包里是有錢，還不少。

但這筆錢是組織籌措的經費，全部要用在黨的事業上，他不能動用一分。

因為事關機密，李克農無法跟父親解釋，最終只能痛苦的選擇了沉默。

這讓屋里的氣氛再次變得沉重起來。

趙瑛理解丈夫的為難，趕緊站出來打圓場岔開了話題。

因為時間緊迫，李克農這次只在家里待了一個來小時，就趁著夜色悄悄離開了。

四、再也回不去的老宅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南京、蕪湖等地相繼淪陷，李家的生活越來越難熬，欠下1000多大洋的外債。

這讓李哲卿老爺子愁的晚上誰都睡不著。

1938年4月，由于形勢越來越糟糕，正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李克農安排人趕到蕪湖，準備把家人都接走。

臨走之前李哲卿賣掉了馬家巷的老宅，這才還清了所有的外債。

在武漢待了幾個月，一家人又跟著李克農輾轉來到貴陽，和周總理的父親、岳母，以及王明、博古等人的家屬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關系迅速惡化，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被查抄，李克農等人奉命撤回延安。

因情況倉促，路上危機重重，離開時李克農只帶走了妻兒，暫時將父母留在桂林托人照料。

周總理一直都記掛著此事，1942年他親自安排人把李哲卿老兩口接到重慶。

1943年，經周總理多方奔走，一批在重慶的中共家屬獲準前往延安，這其中就包括李克農的父母。

父母到延安后李克農把他們安置在自己的窯洞旁邊，想著平時可以多照顧一二。

但因為工作太忙，李克農在父母膝前盡孝的日子并不多。

1946年11月12日母親病逝時他都不在身邊。

這件事成了李克農心中永遠的痛。

新中國成立后李克農并沒有閑下來，反而是更忙了。

1952年8月，72歲的李哲卿老人在北京病逝。

當時李克農正在朝鮮戰場和美國人談判，得知父親病逝的消息他萬分難過，一個人佇立在駐地村頭，淚流滿面。

自古忠孝難兩全，李克農的悲傷，是那個特殊時代背景下，所有革命先烈為國奉獻的一個縮影。

1956年6月，李克農上將在中共安徽省委和省軍區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來到蕪湖，住在蕪湖鐵山交際處。

闊別30年再次回來，家鄉一切依舊，唯有曾經成長、生活過的老宅馬家巷一號院換了主人。

記憶深處的那個家，他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