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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徐爽 姜鷗桐 李一鳴

編輯丨雪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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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峰不止一次試圖預演自己的離場。他曾經用那種東北式的、帶著自嘲的豪邁說，“等我死那一天，我估計微博一定會有一個我的熱搜，叫‘張雪峰死了’”，并說自己“可能會成為中國人的一代記憶”。他曾5次在微博上提及“猝死”，2018年4月，他發微博說，如果有一天，讓我選擇一種死法，我最希望的，是猝死。如果讓我定個時間，我希望是，不久的將來。

八年后的2026年3月24日，這個預言以一種近乎殘酷的精準降臨。當晚，熱搜如期而至，全網賬號頭像齊齊變灰，像一排整齊熄滅的燈。

2016年5月，因一段“7分鐘全面解讀34所985考研名校”的視頻走紅后，張雪峰一直扮演著“生存專家”“命運判官”的角色。他教人避坑的手段簡單直接：面對理科590分想報新聞專業的家長，他近乎咆哮，“如果我是家長，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一定會把他打暈”；他說“文科就是服務業，總結起來就是‘舔’”——“爺，我給你笑一個”。他曾大力推崇土木工程，說那是城鎮化剛需。直到幾年后房地產下行，曾經的信徒在社交平臺上質問峰哥為何“帶人入坑”。

2017年3月23日，河南鄭州，張雪峰在河南工業大學舉辦考研培訓講座。

張雪峰身上有一種極端的矛盾。他出身黑龍江縣城，童年時全家一度月入僅600元，他吃過窮的虧，所以篤信“以終為始”，“如果你確定了終點，為什么要繞遠路？”在直播間，他賣著18999元的“圓夢卡”，教寒門子弟去考公、去煙草、去奔赴那些帶有圍墻的穩定系統；同時又坦承，自己給女兒存了過億的存款，“她想報什么報什么，她想去哪家銀行，我就把錢存在哪家銀行”。

這種坦蕩的功利，讓他毀譽參半。在教授和理想主義者眼里，張雪峰是“害人不淺、誤導公眾”的網紅，是絞殺學術夢想，將大學降維成職業培訓所的罪人；而在那些沒有試錯資本的普通家長眼中，他是“信息平權者”，是那個扯下中國教育的遮羞布，把赤裸而殘酷的真相告知給他們的人。

張雪峰說，“網紅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不紅了，一條是人沒了”。如今，他走上了第二條。

有人評價說，這個節點離去，對他而言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幸運”——吃盡了大加速時代的紅利，又突然在AI重塑行業規則的前夜離場。他把自己留在了那個“精算主義”還算靈驗的舊時光里，而不必看著它們在AI時代迅速貶值。

然而，最關鍵的問題依然留在那兒：當上升階梯持續變窄，那些拿著他開出的“藥方”按圖索驥的學生，真的改命了嗎？

我們走訪了幾個被張雪峰改寫過人生的人。他們中，有人在他的鼓勵下學了新聞，又在“新聞無用論”出臺后感到被“背叛”；有人因為他的指引，選擇了想要就讀的院校，讀到一半時，決定背離那套只談掙錢的生存邏輯；有人曾躲在工位上，靠他的視頻下飯，最后從他的猝死里，看清了“拿命換錢”的代價；還有一個19歲的山東女孩，拿著他的視頻和家長“談判”，最終學到了自己想學的專業。

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在張雪峰的“鼓勵”下，我學了新聞

木木，22歲，新聞學畢業生

2023年，張雪峰的“新聞無用論”剛出來的時候，新聞學子好像成了輿論中心。明明平時我們才是那個制造輿論的人，結果卻被推到了臺前。

其實2021年高考結束后，我是在張雪峰的“鼓勵”下學的新聞。

高中時，我們唯一接觸外界的方式，就是每天看新聞聯播，里面會出現記者采訪的片段。我現在想，那可能就是我想學新聞學的開端。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所謂“新聞學”或者“做記者”，其實是我在一個封閉環境中，唯一能夠具象化的職業路徑。對當時的我來說，新聞學幾乎是我對文科專業唯一的認知。

到了選專業的時候，我最大的困難就是和家里人協商。我表哥——一個名牌大學畢業、事業有成的人，咨詢了周圍朋友，得出的結論是新聞學沒必要學。他還給我找了很多案例，比如一些教育博主的視頻，分析新聞學為什么前景不行。

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刷到了張雪峰的短視頻。他大概表達的意思是，新聞學就業面很廣，可以做很多事。他拿自己舉例，說他的工作就是在做新聞傳播，既可以考公，還可以做自媒體，整體上是很正面的評價。我當時想，太好了，終于找到“同盟”了。一個知名的教育博主，在我家人面前還是很有權威性的。所以當時我就直接把這個視頻給我表哥看。

再后來，我對他的了解就是2023年的“新聞學事件”了。我聽到這個事的第一反應不是生氣，而是震驚——我就覺得，為什么你前后說的話不統一？你之前不是說新聞學挺好的嗎？了解了這件事的背景才知道，他是在勸一個考了590分的理科生，學新聞學的性價比不太高。那要這么來看也有道理。

我們學院也集中討論過這個人，主要分成兩派。一派覺得他說得很片面，但有些話很實在；另一派則是對他以及他的觀點全面否定。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個朋友幾乎破口大罵，說他非常功利，天天貶低新聞學、人文社科，就是一個為了賺錢營銷沒有底線的商人。

有一點是共識——幾乎沒有人完全支持他。

尤其是后來刷到一些切片，比如“600分想學社會學、哲學、環境、生物”這些，他基本都是簡單粗暴地勸退。不管有沒有上下文，至少切片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他不可能不知道這些話會帶來什么效果，但他還是選擇這么說。或者他已經習慣用這種方式獲得關注。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互聯網這個場域里，觀點越鮮明、言論越極端，就越容易傳播。

在新聞學之外，我對社會學也很感興趣，但它們都是張雪峰口中的“天坑”，在外界看來沒有性價比。而我會覺得，一個專業有沒有性價比，要看你的目標是什么。如果是賺錢，那么新聞學必然勸退；如果是增長智識、增進對世界的了解，那新聞學、社會學一定是很好的路徑。它給了我一個跳出評價體系的機會——為什么一定要內卷？為什么一定要功利主義？我們真的沒有別的路了嗎？

大二的時候，我們新聞傳播史的老師在畢業典禮上讀了一篇發言稿。他說，希望大家不要停止批判和思考，要去理解任何表述背后的前提，不要隨波逐流，不要放棄過一種真誠的人類生活的責任。還有一節新聞經典導讀課，老師拿著一本《論自由》，很鄭重地給我們讀其中一段關于言論自由的內容。我當時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一種神圣感。

我慢慢發現，我們這個專業的學生更愿意討論公共議題。很多社會事件發生時，大家會在朋友圈、課堂上討論。這種環境很像一種“公共領域”——可以暫時放下現實約束，自由表達意見，就像歷史上那些思想碰撞的時刻一樣。

當然，這些理想主義的背面是關于現實的焦慮。真的進入社會，你會發現每個世界都有不同的游戲規則。去年畢業后，我到一家互聯網大廠做汽車部門的視頻編輯，在試用期完成了每一項KPI，但最后被HR以“不夠熱愛這個崗位”辭退。在我反復追問下，他們給出一個勉強的借口，說去年同期的應屆生比我的數據更好。

回頭看張雪峰，我們新聞學子好像是被他傷得最深的群體，但也最能看到他復雜的一面。我好像一直在“忤逆”他，卻在一步步地成長中，理解他為什么會給寒門學子指那樣一條“實用主義”的路。

我走了一條他不推薦的路

李清河，30歲，管理學，博士后

十多年前，我聽過張雪峰的一場公益講座。那年我高二，在新東方補習，課后他作為免費指導，主要講北京的高考志愿填報。當時他還沒火，穿著一身休閑裝站上講臺，充滿激情，還沒有后來直播里那副“恨鐵不成鋼”的憤怒。

那是一個經濟騰飛的年代，大家都想賺錢，年輕人憧憬去外企。在我身邊，總聽說誰讀了經管專業，畢業后發展不錯、薪資水平也好。作為文科生，我也理所當然地把經管定為自己的報考方向，但對經管院校的了解，基本只來自我的表姐——她當年差幾分沒上央財，我以為我的分數水平大概也只能報這個。

講座上，張雪峰提到一個當時有點小眾的學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說它是“神一樣的存在”，畢業后進外企特別容易，收入高，不管什么專業，先努力考上再說。我在北京長大，卻從沒聽說過這所學校。聽他講完后，我查了很多資料，學校的就業情況確實吸引了我。

于是報志愿時，我甚至服從了專業調劑，只為進這所學校。

但后來我并沒有走上外企這條路。在老師的影響下，我開始對這個領域的科研感興趣，也逐漸明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想每天朝九晚五還加班。從大三開始，我就決定將來做科研、當老師。

這在當時并不是一個普遍的選擇。那些年掙錢相對容易，整個學校也更偏向就業，做學術反而是一條不掙錢，還要吃很多苦的路。但我從不后悔自己做的每一個選擇。

某種程度上，張雪峰確實幫高中時期的我打破了信息差。在他的引導下，我做出了適合當時的我的選擇。學校偏就業、重實踐，比如每一屆同學都要在市場調研公司的指導下完成真實的研究報告，這些都讓我對自己所學的專業有了更真切的了解。找準節奏后，我一路讀完了碩士、博士。

后來張雪峰走紅了，紅得超乎想象。隨著他經驗更豐富以及市場環境的變化，他開始提到避坑一些專業，其中就有我讀的市場營銷。他說，有些專業學了才能干，比如計算機；有些專業不學也能干，比如銷售——這崗位確實能賺錢，但不一定非要學市場營銷，更多靠社會閱歷和天賦。他還拿自己舉例，說他干的活兒很大程度上也是銷售，但他就不是學這個專業的。

經歷過這些后再回頭看，我并不完全認同。沒讀之前，我也可能覺得市場營銷就是銷售，但讀了之后才發現，銷售之外還有供應鏈管理、定價和產品設計。真正的市場營銷，是在產品設計階段就介入，把消費者需求帶進去，而不是等研發完了再去賣。

張雪峰在舉辦考研培訓講座。

我也刷到過張老師說“文科是服務業”那段爭議視頻。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恰恰就是管理學的服務管理。把文科理解為服務業，有一定道理——服務業的核心是為客戶考慮、滿足需求，以我讀的市場營銷為例，做的就是這件事。問題在于，他的表述容易讓人覺得服務業低人一等，即便后來他往回找補。

我現在在做博士后，未來也計劃在高校當老師。我堅信，無論就業情況如何，還是應該引導學生認識一個學科真實的實踐場景，讓他們主動獨立做出選擇。當然，我也一直對張老師心懷感激，為他的離世感到悲傷。我身邊有比他還要年輕的“青椒”老師，因為工作太卷而猝死，這些都是對我當下處境的一種提醒。

這代父母的“嘴替”

張蕊，47歲，南京某學生家長

張雪峰說他想影響一代人，他真的做到了。作為一個20出頭的孩子的家長，我們這代人，都是在張雪峰的影響下走過來的。得知他死訊的那一刻，我有種“一代梟雄就此落幕”的感覺。他在直播中說過，如果選擇一個死亡方式，他希望是猝死。那時候，我們都覺得這只是笑話。現在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他確實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他的死亡。

我的孩子上小學六年級時，我們在微博上看到了張雪峰講考研的一段8分鐘視頻。那之后，我們就經常看他的視頻，包括他參加的各種節目。看得多了，就影響到我們的很多選擇，以及孩子的三觀。

我覺得他講出的很多話，都是我們作為家長想和孩子講，但我們講了孩子不一定愿意聽的話。比如他說自己如何通過努力考到了鄭州，見識了更大的世界。他的意思就是，孩子你如果自己不努力，即使家長給你鋪好了路，未來你也走不好。

張雪峰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孩子青春期和家長之間的緊張關系。上高中后，孩子已經不太想和我們說什么了，但是我們會一起看張雪峰的視頻。通過那些視頻，張雪峰成功地把孩子和家長拉進了同一個陣營。是張雪峰陪伴我們一起面對未來的挑戰。

高考后，孩子的綜合評價能上東南大學的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但是他非常想參加強基計劃的面試，想報哈工大的航天復合材料專業。張雪峰直播時經常推薦哈工大，但對于強基計劃，他講過一句，“全省就錄取這一個，憑啥你家祖墳就能燒著？”

不過他同時也表達了，如果不讓他去，可能他這輩子都會怨你。而且他也講過，在專業的所謂前景之外，孩子的喜好也非常重要。于是我就帶孩子去了上海，結果真的錄取上了。

2025年，張蕊參加張雪峰在線下的活動。采訪對象供圖

張雪峰的確彌補了我們的信息差。看他的視頻之前，我什么都不懂，包括特長生、強基計劃，以及各種政策。就是從他的直播和演講里，我們一點點學習和收集各種信息。每天我把這些信息做好分類，等孩子晚上十點回家后，再把這些信息給他分享。

對孩子來說，張雪峰給他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要么我不做選擇，一旦做了選擇，跪著也要走完。當然，我們沒辦法去說張老師說的是對還是錯。看了這么多年直播后，我不會全盤接受，而是會選取對我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使用。

對我們家長來說，張雪峰起到的很大作用，就是他作為第三方現身說法，講出了很多我們“70后”“80后”的心聲。比如當年我們想考高中，但是國家讓我們上中專。我們工作之后，單位又說要大學生，我們又要從頭去參加成人高考或者自學考試。我們走過的彎路，肯定不想讓孩子再走一遍。

但孩子很多時候不理解。我家孩子上初中的時候就問過我：我為什么一定要聽你的？難道上高中這條路一定是正確的嗎？難道學習是我唯一的出路嗎？面對這些問題，我很難去反駁，但是張雪峰會反復在視頻中強調他的個人經歷，會說到我們作為父母，在工作中會遇到的狀況。比如說你喝不喝這杯酒，喝了你就能拿下訂單，不喝就拿不下。他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用老百姓都能聽懂的話，說出了桌子下面被那層布蓋著的東西，雖然它很殘酷。

我們當然希望給孩子創造真善美的生活，但也需要有張雪峰這樣的人，向他展示一個真實而殘酷的成人世界。如果張雪峰不說出這些話，對孩子而言，他可能需要在10年或者15年之后，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再走一遍他們的父母所走過的彎路。

去年我在線下見過他一次。我覺得他比視頻里看上去更顯疲態，而且整個人浮躁了，有點兒心緒不寧的狀態，表演性也更強了。幾年前他還是個單純的老師，不會站在制高點上告訴你要怎樣做，而只是普及一些知識。那次見到他，雖然他講的東西都非常對，但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平心靜氣了，反而有點像一個領袖。

他是時代焦慮的放大器，連死亡都是

劉淼，28歲，翻譯學

我是在工作后才開始看張雪峰視頻的。

三四年前，我在一家制造業國企做市場銷售崗，那是我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當時我很困惑：到底什么樣的人才能做好銷售？直到我看到張雪峰在直播說，一個好的銷售，一定要對賺錢有非常強烈的渴望，并愿意為此吃苦、受委屈、不斷挑戰。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也正是因為這些認知，我后來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我其實不太適合做銷售。

那段時間，我幾乎和同事沒有任何私交。午休時間總是一個人坐在工位上，一邊吃飯，一邊刷張雪峰的視頻。很多時候，他講的不只是道理，而是把一種情緒、一段經歷傳遞給你。

他講了很多職場潛規則：客戶讓你喝酒，就得喝；要求做什么，只能照做；平時總得順著老板；面對上級得端茶送水、畢恭畢敬。不管對方做什么，都只能先接受、先配合。聽到這些的時候，我真的想哭，因為這就是我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的，很真實的職場狀態。那份工作讓我做得很痛苦，后來我辭了職。

他講自己在奮斗過程中吃過的苦，比如怎么迎合別人、怎么在很辛苦的環境里熬過來，再用這些經歷去鼓勵別人。每到這時，我都會想到我的父母。他們也是從農村出來，打拼到今天的“京漂一代”。

他還講過一個學鋼琴的孩子。孩子很喜歡鋼琴，但家長擔心這條路太窄、風險太大。張雪峰就問家長：如果孩子以后只能去琴行工作，收入不穩定，你們有沒有條件給她買房，讓她安心做自己喜歡的事？家長說沒有。張雪峰說，那就不要問你愿不愿意，先問你能不能。如果能，就隨她去做。

我太懂這種感受了。我現在做的這份工作，和以前做銷售的收入比低了很多，但它是我真正想要的。之所以能留在北京做我想做的事，是因為我爸媽在北京三環買了房子，是他們托舉的我。

還有張雪峰說的“文科就是舔”的言論，我覺得其實也沒錯。

他給出的論據是，文科本身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就算你和領導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也沒辦法真正說服對方。問題在于，對方職位比你高，所以最后往往得照他說的做。說白了，就是在沒有標準答案的領域里，很多時候拼的不是誰更有道理，而是誰更有權力。

"舔狗”用現在很流行的術語來表達，就是“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如果去回顧任何一門學科史都會發現每個階段都有主導的意識形態，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思考怎么突破這一點。但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教育都對這個問題諱莫如深。

我并沒有把張雪峰當成人生導師，更多是把他看作一個提供信息和觀點的人，有時候甚至幫我厘清了一些思路。我對張雪峰的態度很復雜：一方面我承認他說的很多東西都是真的，也很有力量；但與此同時，我又覺得人不可能只活在這一種現實里。張雪峰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太現實了。如果一個人只靠現實支撐自己，遲早會感到疲憊，甚至被現實壓垮。

人是需要幻想的。但張雪峰總是先打碎你的幻想和夢想，只給你留下那條最現實、最殘酷的路。這樣一來，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持續的焦慮：我是不是只能這樣了？不這么做就不行了？他傳遞出一種“你必須卷、必須拼命”的生存邏輯，而他幾乎就是焦慮的化身。他也確實按照自己的那套邏輯活：拼命工作、不停奔跑，盡力為家人、為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甚至他后來的一些表達，也讓我覺得，他真的把這種生活方式推到了極致。或許他早已清楚地預見到，這種長期高強度運轉的生活，最終會走向怎樣的結局。

說白了，那就是“累死”。一個人如果已經累到這種程度，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了。連他自己都活成這樣，別人聽了之后，怎么可能不焦慮呢？

他是這個時代焦慮的放大器，連他的死亡都是。

張雪峰成了我的“談判籌碼”

小魚，19歲，烹飪專業，大一

第一次刷到張雪峰的視頻很偶然。那是2022年，我剛中考完，因為成績沒達到普高的分數線，就打算直接念職高。我所在的山東小縣城只有兩所職高，所謂“適合女生”的專業，只有藥學和護理。除此之外，就是鄰市一所職高的烹飪專業，離我家100多公里。

家里人都覺得護理專業好，但我其實沒那么喜歡，對它的理解也只停留在表面——醫生、護士，或者月嫂這種照顧人的工作。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專業的學生要經歷什么，比如實習是什么樣的、工資怎么樣等等，我甚至意識不到需要主動檢索這些。

直到我無意中刷到張雪峰講解護理就業的視頻。我一口氣發了很多條彈幕——護理累不累、好不好找工作之類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了我的彈幕，但在那場直播里，他講了很多關于護理的情況。他說護理實習很多是沒有工資的，就算有也很低；考生多、學校少、分數高，就業很嚴峻，并不是“女生就要去學護理”的理想的樣子。

輪到和家里人“談判”的時候，我一開始只是說自己不想學護理、覺得很累，想學烹飪。但他們第一反應就是那種中餐大廚掄大勺，女生肯定干不了。怎么說服他們呢？我特意去了解后發現，烹飪其實分很多方向，比如中餐、西餐，中式面點、西式面點，還有調酒等等。

我把我查到的內容，加上張雪峰講護理的視頻給家里人看，他們才相信我。就這樣，我學了烹飪。

現在回頭看，我會覺得，如果沒有刷到張雪峰，我可能也會反抗家里人的意見，反抗對那些專業的刻板印象，但我不一定能說服他們。因為那時的我沒有獲取信息的渠道，只是單純“不喜歡”。張雪峰讓我第一次知道，原來一個專業背后有這么多現實層面的東西，比如分數、名額、就業、路徑等。

我們家以前獲取信息的方式，其實很典型——就是聽熟人的、聽親戚的，但其實他們知道的也很有限。網上的信息也很碎，拼不起來一個完整的判斷。張雪峰相當于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用一種很直接的方式講給你聽。你可以說他很功利，但對我們這種沒有太多試錯空間的人來說，這種信息其實很重要。

（文中木木、李清河、張蕊、劉淼、小魚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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