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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6年3月26日，全國已有20個省份公布了2025年常住人口數據。從全國層面看，2025年全國人口減少339萬，連續4年負增長，自然增長率降至-2.41‰。在此宏觀背景下，各省人口表現分化明顯——僅有廣東、浙江、新疆、海南、寧夏5個省份實現常住人口增量上漲，其余省份均面臨不同程度的人口下降壓力。

具體來看，2025年，在人口總量上，廣東、山東、江蘇暫居前三位。從增量來看，5個實現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中，廣東以79萬人的增量依舊領跑，浙江緊隨其后，同比增加31萬人。而在人口增速下滑的省份中，四川降幅最大，2025年常住人口同比減少46萬人。

圖片來源：政研院制圖

若將這些省份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與2024年相比，15個省份的增量同比減少。其中，北京、貴州、天津、青海、寧夏、海南、廣東、重慶、山西的增量變化最小，差距均在3萬人以內；而安徽和四川的變化最大，分別減少43萬人和42萬人。

此外，有兩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量由正轉負，分別是安徽和福建。江蘇和天津則是由零增長轉為負增長。

圖片來源：政研院制圖

廣東持續領跑

2025年，廣東常住人口1285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9萬人。全年出生人口達100.3萬人，已連續6年成為全國唯一出生人口超百萬的省份，連續8年蟬聯“第一生育大省”。

對一個省份來說，常住人口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即“人口凈流入”）。在廣東79萬的人口增量中，人口自然增長數量達29萬人，機械增長為50萬人。可見，支撐廣東人口增長的，既有相對較高的生育率，也有其強大的人口虹吸能力。

除廣東之外，同為經濟大省的浙江是另一個保持大規模人口增長的省份。2025年，浙江常住人口為6701萬人，同比增長31萬人。與廣東不同的是，浙江的人口自然增長數量為-7.9萬人，機械增長達38.9萬人，外來人口的持續流入撐起了浙江的人口增長。

如果將時間軸拉長，浙江是唯一能與廣東在人口增長這條“賽道”上比肩的省份。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3年，浙江的常住人口增量曾連續3年超過廣東。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認為，廣東和浙江之所以能保持人口增長，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兩地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和高端產業生態。完整的產業鏈帶來了大量高質素的就業機會，不少企業還為人才提供高薪崗位，從而吸引人才向兩省集聚。另一方面，廣東和浙江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廣東擁有深圳、廣州、佛山、東莞4座“萬億之城”，創業氛圍濃厚，吸引了大量年輕人。浙江的縣域經濟同樣發達，百強縣中浙江占據多數，城鄉富裕程度高，義烏是典型代表。民營經濟為兩地帶來了大量創業和就業機會。

江蘇“拐點”之困

在已公布常住人口數據的20個省份中，安徽、江蘇和福建的常住人口增量與2024年相比由正轉負。其中，安徽從2024年的增加2萬人轉為2025年的減少41萬人；江蘇從2024年的零增長轉為2025年的減少8萬人，這也是江蘇自197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福建則從2024年的增加10萬人轉為2025年的減少3萬人，這也是福建常住人口在2023年首次下降后，再次出現了下降。

作為經濟第二大省，江蘇的常住人口發展情況與廣東為何截然不同？

2025年，江蘇常住人口數量為8318萬人。從人口自然增長來看，2025年江蘇出生率為4.2‰，死亡率為7.8‰，自然增長率為-3.6‰，均低于廣東和浙江。以常住人口數計算，2025年江蘇出生人口為35.8萬人，死亡人口為66.4萬人，自然增長為-30.6萬人，機械增長則為22.6萬人。由此可見，江蘇人口的減少，歸因于自然增長持續走低。

此外，江蘇的老齡化也十分嚴重。2024年，江蘇60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占常住總人口的25.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5個百分點；而廣東這一比例為14.86%，比全國低了7.14個百分點。

同時，在人口吸引力方面，江蘇也和廣東有一定差距。在丁長發看來，江蘇人口吸引力下滑，首先是外資企業收縮帶來的影響。以蘇州為例，作為外資企業最為集中的城市，近年來外資企業部分撤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蘇州乃至整個江蘇對人口的吸引力。其次是毗鄰上海的虹吸效應，上海作為長三角的龍頭城市，對周邊區域的人才和資源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杭州的崛起，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虹吸效應。

江蘇的遭遇并非個例，同樣位于沿海地區的福建，也面臨著類似的人口壓力。2025年，福建常住人口為4190萬人，2025年的出生人口為22.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37‰；死亡人口為28.9萬人，人口死亡率6.89‰，減少了6.4萬人，自然增長率為-1.52‰。與江蘇不同的是，福建的自然增長雖未構成太大拖累，但其機械增長也僅為3.4萬人，難以對沖自然增長帶來的缺口。

在丁長發看來，福建地處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大中國經濟增長極之間，處于“南北夾擊”的地理位置。以廈門大學畢業生為例，學生畢業最想去的地方大多是深圳、廣州，其次是杭州、上海。這兩大增長極不僅吸引了福建的高校畢業生，也吸引了大量的產業、資本和人才——在珠三角、長三角經商和投資的福建人數量相當可觀。福建既享受不到長三角、珠三角那樣的人口流入紅利，又面臨本地人才、資本被“雙向虹吸”的壓力，人口增長自然承壓。

地處中部的安徽則面臨另一種增長困局。2025年，安徽常住人口為6082萬人，自然增長為-23.4萬人，機械增長為-17.6萬人。低生育率與人口外流雙重壓力疊加，導致安徽常住人口持續減少。

與安徽整體常住人口持續減少形成反差的是，2024年合肥人口突破千萬，成為全國第十八個千萬人口大市。這背后離不開安徽近年來力推的“強省會”戰略。但從全省層面來看，這一戰略尚未在帶動人口增長上顯現出明顯效果。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認為，“強省會”戰略本質上是一種增長極戰略，其效果尚未顯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強省會”戰略的虹吸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在增長極建設的第一階段，“強省會”戰略強化首位城市作用，虹吸效應占據主導，重點吸引省內周邊城市人口。結果是省會人口占比提升，但全省總人口并未增加，甚至因地方人口加速外流而加劇了全省人口收縮。

第二，產業能級尚未形成跨省吸附力。增長極建設初期，虹吸效應大于輻射效應，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才開始向外擴散。上海便是典型案例，只有產業發展成熟后，產業和人才向周邊轉移。而目前安徽等省份的產業集群尚未發展到這一階段，難以形成對省外人口的吸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強省會戰略是錯誤的，只有做強省會、做強產業集群，未來才能形成對省外人口的吸引力。

第三，低生育率抵消了人口增長潛力。在全國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齡人口減少導致整體生育水平持續走低，新增人口難以彌補生育率下降帶來的缺口，短期內提高人口總量難度較大。

中西部省份加速流失

同樣實行“強省會”戰略的還有四川、湖北，其常住人口變化情況與安徽類似。2025年，四川常住人口減少46萬人，而在2024年，四川常住人口同比僅減少4萬人，兩年間減少了42萬人。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四川尚有21萬的機械增長，人口仍呈凈流入狀態；2025年則首次出現人口凈流出，流出數量達10.8萬人。自然增長量減少35.2萬人，凈流出10.8萬人，共同導致了2025年四川常住人口減少46萬人的總體規模。

2024年，湖北常住人口僅減少4萬人，2025年減幅擴大至23萬人。其中，自然增長為-26.8萬人，機械增長為3.8萬人。自然增長的缺口過大，使得人口凈流入難以對沖。

對于中西部內陸省份而言，它們既面臨低生育率的壓力，又缺乏沿海發達地區那樣的人口虹吸能力，如何改善人口狀況更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石智雷認為，內陸省份應當走多中心、網絡化的省級空間發展道路，通過優化空間格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人才政策，系統提升人口吸引力。

具體來看，首先應優化空間格局，從單中心走向多中心協同。河南在這方面做得較為突出：雖然鄭州實力不算特別強，但南陽、信陽、開封、洛陽等幾個地級市的發展都不錯，這種多中心格局有利于留住人口，發揮空間集聚效應。

其次應調整產業結構，從“轉移”轉向“培育內生動力”。過去一直強調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但現在僅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已不足以吸引人口。內陸省份要練好內功，結合自身稟賦培育特色產業集群。四川的電子信息、湖北的光電子、安徽的新能源汽車，都已經形成一定基礎。其他內陸省份也應當找到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以此作為人口吸引力的突破口。

第三是轉變人才政策，從“搶人才”轉向“留人口”。過去各地都在爭搶高端人才，但這種方式只有上海、北京、廣東等省市能做到。對于大多數省份而言，人口是人才的基底，沒有人口支撐，人才也無從談起。應當從搶奪人才轉向留住人口——有人口就有產業，有產業的未來，才能吸引更多人才。

總的來看，2025年這些省份常住人口數量有增有減，分化明顯，各地面臨不同程度的人口壓力。在人口總量連續負增長的大背景下，如何結合自身實際吸引人，留住人、已成為各地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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