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世界新聞頭條，無疑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

新聞鏡頭中，伊朗硝煙彌漫，廢墟遍地，數以百計的伊朗學生在轟炸中死亡，無數無辜伊朗百姓的家園淪為廢墟。

看到這一幕，即便對伊朗之前的左右逢源和自以為是十分反感，但國人對這些伊朗百姓的遭遇，仍給予了巨大的同情。

這再正常不過，擁有5000多年從未斷絕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本來就有著極為強大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

然而，在大家同情伊朗人民的遭遇，為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甚至共情于被斬殺線斬殺的美國底層人民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我們那么善良，那么有同情心，但是，在我們遭難的時候，卻從來沒有人同情過我們。

試問，一百年前，當我們的家園淪為火海，當我們的親人倒在屠刀之下時，這個世界，可曾為我們流下過一滴眼淚？

1860年，英法聯軍沖進圓明園，能搬走的珍寶，一件不留；搬不走的，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

那座萬園之園，不是毀于戰火，而是毀于文明世界的野蠻掠奪。

火光映紅了北京的天空，也燒盡了一個古老帝國最后的臉面。那時候，國際輿論在做什么？在沉默，在默許，甚至為侵略者鼓掌。

1894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將士們不是戰死，就是溺亡在黃海的冰冷海水中。

戰敗后，2.3億兩白銀的賠款，相當于清政府數年的財政收入。

這筆錢，日本拿去做軍費、辦教育、搞工業化；而中國，被抽干了最后一滴血。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倉皇西逃。

列強們坐在紫禁城的金鑾殿上，商量著怎么瓜分這個古老的國度。那時的中國，連表達苦難的資格都沒有。

1937年，南京。三十多萬同胞慘遭屠戮，江水染紅，冤魂不散。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人的死難人數高達3,500萬，位居世界之最。

可當時的世界呢？

西方大國忙著搞綏靖，美國在中日之間的買賣做得風生水起，甚至日本的大部分戰略物資，都是美國人賣給他們的。

蔣介石心心念念的國際聯盟，只有嘴上聊勝于無的譴責，實際上連最起碼的制裁和禁運都不愿意。

那時的中國，就像被成人世界拋棄的孩子，所有的痛苦，只能自己默默吞咽。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是一戰的戰勝國，派了14萬勞工遠赴歐洲，用血汗換來了勝利。

結果，英美法日等國在談判桌上，直接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了日本。

我們的外交官顧維鈞據理力爭，聲嘶力竭，列強卻連正眼都不看，只冷冷地丟下一句：這是大國的決定，中國沒資格討論。

那一刻，中國明白了：弱國無外交，甚至沒有悲傷的權利。

這些年，總有人說：和平久了，該往前看。

往前看沒錯，但遺忘，意味著背叛。

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88年。

88年，聽起來很長，然而，它再長，也不過是爺爺奶奶完整的一生。

紀念館里那一排排小小的童鞋，那面刻滿遇難者名字的墻，不是在提醒我們仇恨，而是在提醒我們：這不是歷史書上的一行字，而是三十萬個家庭的破碎，是幸存者一生無法愈合的傷痛。

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三枚精確制導導彈，從不同方向精準命中。

邵云環、許杏虎、朱穎，三位優秀記者，生命永遠定格在那個春天。

一句輕飄飄的誤炸，就想掩蓋血債。26年過去，每逢清明，他們的家人依然痛不欲生。這樣的傷，怎么能忘？

70多年前，外國軍艦還在長江橫行霸道，架著大炮在內河耀武揚威。

為什么？因為我們沒有強大的海軍，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在自己家門口耀武揚威。

西方列強其實早就揭露了這個世界表層底下的赤裸本質：

這個世界，要么坐在餐桌上，要么出現在菜單上。

但中國已非昔日之中國。我們從不主動挑釁，但也絕不軟弱。

芯片被卡，我們自己建起生產線；空間站被拒，我們自己造出天宮；島鏈被圍，我們的航母編隊一次次駛向深藍。

這一切，只因歷史反復印證：關鍵時刻，只能靠自己。

真正的安全，不靠他人的善意，而靠實驗室的燈光、車間的轟鳴和邊防的鋼槍。

2020年，喀喇昆侖高原，19歲的邊防戰士陳祥榕用生命守護國土，得知兒子犧牲，這位英雄母親忍痛問“我兒勇否”。

有子如此，山河無恙；有母如此，家國不衰。 這便是中國最堅不可摧的基石，也是我們邁向偉大復興最滾燙的底氣。

錢學森、鄧稼先、于敏等老一輩科學家，在大漠戈壁用算盤打出原子彈數據。他們所有的努力，只為換后代一個不必在防空洞中瑟瑟發抖的未來。

今天，我們能安心刷手機、逛商場、規劃假期，歲月靜好，是有人替我們扛起了頭上的天空。

我們努力發展，為了我們的孩子永遠不必再在防空洞里瑟瑟發抖；為了讓我們的國家永遠不會出現在別人的菜單上。

吾輩自強，不是要報復誰，而是為了護我家園。愿山河無恙，國泰民安；愿先輩安息，華夏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