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訪問學者赫爾南·博里索尼克：全球人工智能和科技產業監管的哲學基礎探討

阿根廷圣馬丁國立大學副教授、阿根廷國家科技研究委員會研究員赫爾南·博里索尼克（Hernán Borisonik），此前于2025年12月1日至30日在復旦發展研究院從事訪問研究，開展了比較研究，聚焦分析中國、歐洲與美國在人工智能等科技產業治理方面的不同邏輯。

在接受阿根廷知名報紙《第十二頁報》（以下統一表達為Página 12）采訪時，赫爾南?博里索尼克講述了他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經歷。在此期間，他主要聚焦全球人工智能監管的哲學基礎展開研究，并參訪了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治理中心等機構。他以比較研究的視角，深入探討中西方在全球人工智能監管相關議題上的理念差異。

以下為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治理中心對其采訪內容的整理和編譯。

學者簡介

赫爾南·博里索尼克（Hernán Borisonik）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BA）社會科學博士，政治哲學專家，阿根廷國家科學與技術研究委員會（CONICET）研究員，現任教于圣馬丁國立大學（UNSAM），并兼任科學與思想中心主任。該中心致力于從跨學科角度對科學、技術和數字化轉型進行批判性研究。

他的研究興趣主要包括貨幣與加密貨幣的哲學理論、數字經濟以及當代藝術實踐等議題，發表著作包括《神圣的金錢》以及與法昆多·羅卡（Facundo Rocca）合著的《自動化的未來？》。

Página 12：香港哲學家許煜提出“宇宙技術”（cosmotécnica）這一概念，認為不同文化以各自的方式賦予技術意義。在您的觀察下，中國在思考數字技術發展時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宇宙技術” 的核心觀點認為技術并非普遍、中立的存在，而是源于并深度內嵌于各文明獨特的 “宇宙觀” 之中，這種宇宙觀包含著對秩序、自然與神圣性的理解。這一概念并非適用于所有場景（中國本身也并非一個均質的整體），但在梳理技術進步的歷史脈絡時，仍具有重要的分析價值。

最直觀的差異首先體現在：在歐美，權利討論的核心是個人，一切制度設計均圍繞個人權利展開；而在中國，思考問題更多以國家為出發點，相關監管體系也正是在這一邏輯起點上構建而成。

Página 12：這是一種以群體為導向、而非以個體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其核心源自儒家思想。

是的。儒家倫理在淡出官方話語體系之后，如今重新回到了公共敘事體系之中。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內部，都存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盡管有時在現實討論中兩者會被視作一個整體。例如，歐洲更強調以尊嚴與權利為核心的倫理與法律框架，而美國模式則優先采用市場邏輯，強調創新能力、可擴展性以及生產效率。

在美國，監管通常采取所謂的“柔性監管”（soft touch）方式，即監管不得對私人資本或市場發展構成實質性阻礙。而在歐洲，雖然也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自由，但普遍認為如果技術失去控制，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法國目前正在考慮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而在歐洲，盡管同樣認可一定程度的市場自由，社會普遍認為，一旦技術失去規范與約束，便可能對社會造成深層傷害。以法國為例，該國目前正研究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相關舉措。

Página 12：那么，中國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在中國，邏輯則恰好相反：由國家開展頂層戰略設計，再向各領域逐步延伸。近年來，一種可追溯至古代典籍的敘事被重新激活，即將社會和諧視作一項發展性政治戰略。這一敘事強調，經濟與社會發展必須保持協調、均衡，充分兼顧青年群體與未來世代的利益。這也要求對能源結構選擇進行統籌考量。目前，中國已站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世界前沿。

相較之下，西方更為常見的路徑是：先賦予市場充分自由，再由國家實施事后監管。因此，監管始終滯后于數字技術創新的步伐。在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領域，西方以私人主體為主導，國家往往處于被動追趕的位置。

Página 12：在中國是否存在進行提前監管的模式？

不一定是事前監管，但國家與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結構更為復雜，在推動發展之前，會先在一定程度上力求達成某種 “平衡”。我并不是說這種模式是萬能良藥，但現實的運行邏輯確實如此。

在中國，各類主體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決策的形成。以大學與國家的關系為例：在阿根廷，兩者的聯系正日益疏遠，甚至可以說國家與大學、科研體系之間處于對立狀態；而在中國，情況恰好相反，雙方保持著溝通，共同探討監管框架、公共政策與技術創新等問題。

Página 12：在美國，企業家的個人權利更多的被提及與強調，在這一話語體系下仿佛實行任何監管都會侵害這一主體。

與其強調企業家個人權利，不如說更注重企業本身的權利。20 世紀 8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初，企業推動美國最高法院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釋，由此獲得一系列憲法權利；2010 年 “公民聯合會案”（Citizens United）進一步允許企業投入政治競選資金，強化了這一趨勢。自此，企業權利在實踐中開始超越自然人的個人權利。

另一典型例證是特朗普第二次就職時的景象，硅谷科技巨頭集體站在其身后，清晰呈現了當下美國的權力結構：國家被簡化為 “領導者” 角色，與大型科技公司利益高度捆綁。在這套邏輯下，企業發展被置于首要目標，個人權利則退居其后。

Página 12：那么，在中國情況如何？

我認為，私營領域能夠推動某項發展，往往是因為事先已獲得國家層面的認可與支持。例如，中國自 2021 年起實施《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 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通知》，禁止未成年人在周一至周四使用網絡游戲，這一舉措正反映了公私關系中更深層的制度結構。在框架內，市場主體享有經營自由，任何個人都可以創辦私營企業或初創公司；但當企業發展至市級、省級乃至國家層面的影響力時，便會與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互動。總體而言，在大型企業的成長過程中，企業治理與公共部門始終保持密切溝通與協作，與國家戰略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在中國，若某一主體的行為嚴重超出合理邊界，國家對其進行規范與引導。亞里士多德也曾談到陶片放逐法，其初衷是針對那些影響力過盛、可能對城邦整體構成風險的個體；他還以 “剪去過高的麥穗” 為喻，其核心在于：社會中若單一主體過度突出、過度集中力量，并不利于整體的良性發展。

Página 12：中國三任領導人均具有工程師的背景。從歷史上看，中央的一項核心職能是治理黃河水患：一旦黃河水泛濫，便是災難；若無法通過龐大的運河網絡實現合理分配，稻谷歉收，民眾也將隨之陷入困境。儒家傳統中的國家，本質上始終帶有鮮明的“工程治理”的特征。

如今，這種特征延續為一種“工程師型國家”，或許更接近系統工程師或工業工程師，其目標是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引領者，且很可能已經處于這一位置。中國幾乎實現了國家治理的全面數字化，大量由社會運行所產生的數據交叉整合后，國家對其進行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共享以提升公共效率。以美國為例進行對比分析發現：Meta 掌握著數量驚人的用戶行為數據，但并無法全面獲取稅務、社會保障或金融等方面的數據。同一公民的數據被不同主體分割、分散掌握。

而在中國，一方面人均數據產出更高；另一方面，國家層面可進行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共享以提升公共效率。以微信（WeChat）為例，它相當于中國版 WhatsApp，但功能更為強大，既是社交平臺，又是支付工具，同時還是公共服務的管理入口。微信作為一個平臺，能夠在多個層面進行數字治理與共享，從而優化用戶體驗；同時還承載了大量小程序，用于管理醫療預約、稅務申報以及火車票預訂等事務。

Página 12：當您提到中國可能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導者時，主要是指數據積累（大數據）與處理能力。那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術質量層面，中國是否已經與美國處于同一水平？是否已經實現超越？DeepSeek 是否與 ChatGPT 的水平相當？

我無法給出絕對確定的判斷。DeepSeek 在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上表現更優，而 ChatGPT 則在“西方北半球”相關議題上更具優勢，這一現象主要源于各自模型訓練所依托的數據基礎——二者在本地數據供給層面各有側重、各擅其長。但就整體質量與潛在能力而言，我認為二者表現大體相當。

中國的數字治理與共享模式，在訓練數據獲取方面具備更為顯著的優勢，能夠更高效地整合海量多元信息。目前，中國已在應用型人工智能與大數據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也已躋身一線競爭者行列，在多個維度上實現了與西方相當的技術水平。西方在芯片及前沿算法領域的領先地位雖仍未動搖，但這種優勢正逐步被縮小。中國真正的核心優勢，在于數據、應用與監管三者之間的高度一體化整合；而對于西方而言，這三者的融合目前仍處于碎片化狀態，未能形成協同效應

Página 12：另一項重要差異在于，DeepSeek 對用戶是免費的，而 ChatGPT 是收費的且僅在一定程度上免費。

兩者的商業模式也截然不同。ChatGPT 的設計邏輯在于消耗用戶的免費使用額度，進而引導其轉向付費模式；而 DeepSeek 則致力于將自身定位為面向普通用戶的“公共型服務”，以免費形式提供核心服務。此外，OpenAI 已公開表示，其在2030年前仍將持續虧損，且高度依賴外部投資。正因如此，外界開始探討硅谷是否正在形成“泡沫”，然而這些人工智能企業的盈利模式至今尚不清晰。關鍵在于，這些企業的所有者宣稱，將通過當前的技術路徑邁向通用人工智能（AGI），而這種技術一旦實現，從理論層面來看，將徹底改變現有一切格局。

Página 12：同時，不可忽視的是，DeepSeek 在投入遠低于 OpenAI 的情況下，達到了相近的技術水平，而且在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方面也更低。這正是“東亞發展模式”的一個關鍵特征，而并非中國獨創。其主要模式是先對美國在何處投入資源進行觀察，隨后跟進，通過復制、追趕并加以改進，實現反超。令人驚訝的是，這一策略與《孫子兵法》中所體現的道家智慧高度契合，即以極大的耐心，將對手的力量轉化為自身的優勢。那么，DeepSeek 在成本和投入上的優勢，是否來源于國家對其虧損進行的財政補貼？

事實上，DeepSeek是中國私營公司“深度求索”的產品。與眾多人工智能初創企業一樣，無確鑿證據表明，中國政府是其直接投資方，或是對其運營實施直接控制。

值得關注的是，推動DeepSeek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正是美國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政策。這一限制迫使DeepSeek在資源受限的條件下持續優化技術，進而走出了一條有別于西方同行的發展路徑。當DeepSeek在無法使用英偉達芯片的情況下，仍成功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時，這一成果曾引發美國股市的大幅波動。究其原因，在于該成果證明了：具備競爭力的人工智能系統，并非必然需要極高的成本支撐。

實際上，即便其模型采取開源形式，DeepSeek的整體運作邏輯仍高度市場化：依賴風險投資維持運營，聚焦企業客戶提供服務，并通過激進的“免費增值”（freemium）策略，爭奪全球市場地位。與此同時，它也可被視為中國提升“軟實力”（soft power）的一種載體，能夠對國家的技術形象與國際影響力產生積極作用。

可以明確的是DeepSeek的資金來源以風險投資為主，其盈利模式則依賴定制化企業解決方案，即向客戶出售個性化人工智能算法。免費用戶群體本身是其有效的增長策略，不僅有助于快速擴大用戶規模，更能持續為模型訓練積累數據資源。該公司的核心判斷是：一旦自身發展成為未來的全球性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盈利將通過其他多元化渠道自然實現。

Página 12：許煜（Yuk Hui）指出，中國傳統的“宇宙技術”自上世紀末以來被暫時擱置，中國轉而吸收了西方理性中追求最短路徑、直達目標的思維方式。同時，中國仍然保留了戰略耐心的觀念，但在方法論上接受了基于實驗結果評估成效的西方理性模式，而這一模式在此前數個世紀中曾被拒斥。1979年，深圳被確立為經濟特區。在取得成功后，這一模式被推廣至全國。

“復制”這一問題在中國具有非常特殊的視角。從整體上看，中國可能是全球在快速迭代與再創新方面最為成熟的國家，其迭代所涉及的對象極廣，從服裝到技術產品，乃至旅游業中歐洲城市街區的景區復刻創新，具有較強的后發優勢。與此同時，中國也形成了自身的發展方法，這并不僅僅是觀察與模仿，而是在模仿的基礎上進行預判，并構建屬于自己的發展路徑。

對中國來說相較于比美國更晚進入人工智能的競爭格局，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成為一種優勢：前方已有明確的目標與競爭者可供追趕與超越。同時，中國政府也極力倡導在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全球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中國也在不斷提升自身人工智能水平，為成為人工智能強國努力。

Página 12：在汽車產業領域，與美國和歐洲相比，中國正在取得優勢。

在汽車產業中，這種趨勢尤為明顯，尤其體現在能源選擇上，即電動化。我甚至感覺，當前是德國企業更多地前往中國學習與考察，而不是中國企業走向西方學習。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并不存在歐洲和北美大型汽車企業那種對本國政府施加影響的游說機制。

因此，中國可以在政府政策的倡導和支持下，作出相對集中、長期且具有戰略性的決策，推動從化石燃料內燃機向電動出行方式的結構性轉型。中國比西方更早邁出這一關鍵步伐，目前正在電動汽車產業中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不僅在產能規模上，在對技術價值鏈的掌控上也有體現，包括電池、關鍵礦產、基礎設施以及產業規模化的能力上。

Página 12：值得注意的是，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誕生于20世紀的西方；中國在20世紀末的工業化發展初期階段，環境遭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中。但在短短幾十年內，這一現象與趨勢發生了明顯逆轉。

在數十年間，中國完成了一次顯著的發展轉變，如今其國家與社會已轉向重點關注生態與環保議題。盡管中國海外投資所產生的環境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國內的發展模式已完全以可再生能源為導向，并以世界的可持續發展為前提進行整體規劃。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對代際發展的考量始終占據重要位置，這在政府治理層面、大學科研體系以及企業實踐操作中均有清晰的體現。

Página 12：西方部分傳統產業的轉型由于既有利益結構的復雜性，一些學者指出，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利益集團的制度化游說機制對政策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政府在長期戰略決策中的自主性與例子連續性。在歐洲和美國，汽車產業的游說力量阻滯了向電動能源的轉型進程，從而抑制了相關技術的發展。特朗普押注在化石燃料產業，并否認氣候變化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相關轉型將損害既有的商業利益。在游說機制作用的結果下，如今正在這場競爭中中國相較于美國取得領先。

這正是當前美國所呈現的局面：生態技術進步被人為延緩，核心原因在于這意味著權力的轉移，或至少需要與新的行為主體共享權力。當下主導該產業的傳統汽車企業，如福特、雪佛蘭、菲亞特、大眾，這些企業并不愿意接受這一變革。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他們否定可再生能源或新型動力系統，而在于他們無法接受自身在產業結構中失去核心主導地位。電動化轉型必然伴隨著新企業的涌入以及新資本積累方式的出現，這會直接沖擊其既得利益格局。

因此，這些傳統車企試圖推動轉型發生，但前提是轉型進程必須處于自身掌控之下，并按照有利于其商業利益的時間表逐步推進，而非以環境改善為首要目標。當這種控制無法實現時，他們便會采取各種方式阻止變革發生。由此可見，這一問題的本質并非技術層面的瓶頸，而是政治性與結構性的利益博弈。

Página 12：在自動駕駛汽車合法化方面，中國似乎推進得更快。在這一領域，中國的監管相對更為寬松，相較西方，更快允許尚未經過充分測試的某些技術進入實際應用。普通汽車的合法化本身就意味著接受一定數量的人員傷亡風險；自動駕駛汽車亦是如此，其推廣同樣伴隨著與人類發生事故的風險。政府的目標在于贏得這場技術競賽，因為這將推動國家發展，并整體提升社會生活水平。

我認為，中國采取的做法是設立“監管沙盒”，即在受控環境中測試自動駕駛等新技術，為戰略性產品提供相對靈活的試驗空間，隨后再逐步推廣和規模化。為了實現更宏大的目標，他們在初期階段愿意承擔更高風險。

Página 12：在西方，由于人工智能商業前景不明，外界普遍擔心會出現 AI 金融泡沫破裂的情況。類似情況在2001年硅谷互聯網公司泡沫破裂時已經發生過。西方監管不足，使資本主義體系更容易陷入類似2008年那樣的金融危機。那么，相較之下，中國這種監管程度更高的模式，是否具備更強的風險抵御能力？

我在當地的切身感受是：硅谷的人工智能產業存在形成泡沫的可能性，而在中國，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更為穩健、體系化的經濟發展格局中。在西方，人工智能的發展更像是一場由風險資本驅動的初創企業競賽，企業的發展愿景往往指向資本市場上市與后續退出，這種發展模式容易催生一輪輪的市場狂熱與恐慌，正如你所提及的那樣。

而在中國，政府、學界與產業界在國家戰略的統籌引領下形成了協同發展的體系，多方合力為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提供支撐，既避免產業陷入短期泡沫，也保障其發展的持續性。這樣的布局，核心是為了讓產業發展體系具備長久的生命力。因此，國家通過政策引導、定向信貸支持和科研重點布局，將資源向戰略領域集聚，以此平抑單純由投機行為引發的市場波動。這種發展模式固然各有優劣，但與美國的模式不同，中國并非單純側重扶持私人投資層面的發展。

作者 | Julián Varsavsky

來源 | 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治理中心

排版 | 蒲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