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滿載沙特原油的油輪從延布港駛出，緩緩進入曼德海峽。

在這條僅20余公里寬的海峽北側，也門胡塞武裝的無人機正在待命。

過去幾年，這樣的場景從人們的“假設”變成了“何時”的問題。

伊朗危機改變中東地緣政治的格局之大，前所未有。

長期以來，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能源市場的命門，伊朗也將其作為與西方博弈的核心籌碼。但這場危機的發展軌跡顯示，德黑蘭正在將博弈空間向西延伸——紅海與曼德海峽儼然也從“次要戰場”升級為戰略重心。

而對于非洲之角的國家來說，這場他們既無法左右、也無法回避的危機，成了地緣政治與經濟穩定的最大外部變量。

1.伊朗的博弈邏輯

霍爾木茲海峽的威懾價值被透支得很厲害。

伊朗確實有能力威脅這條全球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氣和近五分之一石油運輸必經的航道，但封鎖霍爾木茲的成本極高，它意味著與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同時也會激怒所有依賴海灣石油的國家。

正因如此，伊朗多年來雖反復發出威脅，卻從未真正付諸行動。

現在紅海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曼德海峽的物理特征決定了它的脆弱性。

海峽寬度僅20余公里，航道被丕林島分割為兩條通道，最窄處不足三公里。

反艦導彈、無人機、水雷甚至高速武裝快艇，都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對通行船只構成實質性威脅。

更重要的是，伊朗不需要親自出手——也門的胡塞武裝提供了完美的“代理前端”。

過去十年，胡塞武裝自己證明了自己可堪大用，具備復雜的作戰能力。

從無人機襲擊沙特阿美石油設施，到使用反艦導彈攻擊阿聯酋船只，這個被德黑蘭長期武裝和訓練的組織，已經掌握了足以擾亂曼德海峽的戰術手段。

而胡塞領導人的最新表態“手指已放在扳機上”，很明顯，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德黑蘭在紅海開辟第二戰線的戰略信號。

這種博弈邏輯的變化意義深遠，伊朗不再需要承擔封鎖霍爾木茲的全部風險，而是通過胡塞武裝在紅海制造一個“低成本、可否認、高沖擊”的威脅點。

霍爾木茲仍是底牌，但曼德海峽也可以是真正的博弈場。

而曼德海峽之所以成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軟肋”，究其根源，我想應該有三類相互疊加的脆弱性關聯起來了。

其一，是物理上的脆弱。

曼德海峽的狹窄程度使其極易被封鎖。

2018年，胡塞武裝曾短暫襲擊兩艘沙特油輪，導致沙特立即暫停通過曼德海峽的石油運輸，國際油價應聲上漲。

一次有限度的襲擊就足以讓全球市場緊張，這是不對稱威脅的特點。

其二，是結構上的脆弱。

紅海-蘇伊士航線承載著全球約12%的貿易量和近10%的海運石油。

一旦這條通道受阻，替代選項極其有限，繞行好望角將增加約兩周航程和數百萬美元額外成本，且無法完全替代蘇伊士運河的通行能力。

對于嚴重依賴進口的歐洲和北非國家而言，紅海航線幾乎是不可替代的。

其三，則是治理上的脆弱。

與霍爾木茲海峽不同，曼德海峽周邊缺乏有效的區域安全協調機制。

紅海沿岸國家——埃及、蘇丹、厄立特里亞、吉布提、也門、沙特——之間關系復雜，外部軍事存在密集，非國家行為體活躍。

在這樣一個“碎片化”的安全環境中，任何一次誤判或挑釁，都可能迅速升級為區域危機。

這三類脆弱性的疊加，使曼德海峽成為一個“低門檻、高后果”的戰略節點。

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會被封鎖，而在于封鎖的成本極低，而代價極高。

2.非洲之角的沖突承壓區

如果紅海是棋盤，非洲之角就是棋盤上最擁擠的角落。

但外界往往只看到大國在這里的軍事基地，卻忽視了本地國家正承受的外部壓力。

“港口外交”的背后是控制權爭奪。

過去十年，阿聯酋與沙特在非洲之角的港口投資，表面是經濟競爭，實質是對紅海出口點的控制。阿聯酋通過迪拜環球港務集團，在索馬里蘭的柏培拉港、埃塞俄比亞的物流樞紐、蘇丹的農業項目中深度布局，形成了一張覆蓋紅海出口點與內陸通道的網絡。

沙特則將重心放在吉布提，確保其西部石油出口通道的安全。

兩國的政策從最初的協調走向分化，反映出海灣國家在紅海利益上的深層分歧——當霍爾木茲海峽的威脅被反復提起時，誰能在曼德海峽一側掌握更可靠的立足點，誰就能在未來危機中占據主動。

這種競爭本身并不新鮮，但它的后果卻由非洲之角的國家承擔，港口成為地緣工具，經濟合作被安全邏輯重新定義，本地發展議程讓位于外部戰略需求。

這種外部戰略需求的集中體現，就是非洲之角異常密集的軍事基地布局。

吉布提這個面積僅2.3萬平方公里的國家，駐扎著美國、法國、日本、中國等多國軍事力量，其密度在全球范圍內都屬罕見。

外部力量在這里尋找的是安全，但留下的往往是更多的不安全。

密集的軍事存在并未為紅海提供穩定的安全框架，反而使非洲之角陷入了一種“被基地化”的困境——本地安全議程被外部利益牽引，真正的區域矛盾被擱置或壓制。當紅海局勢緊張時，這些基地成為大國投射力量的支點，而非洲之角國家自身的戰略自主性卻在被一點一點侵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局限于非洲之角內部的政治問題，開始被外部力量賦予新的安全含義。2025年底以色列對索馬里蘭的承認，表面上是外交突破，實則與紅海安全密切相關。

柏培拉港靠近曼德海峽，具備成為紅海重要補給點的潛力，而以色列在經歷伊朗的多次威脅后，對海上通道安全的敏感度已升至最高。

這一舉動在非洲之角內部制造了新的裂痕，支持索馬里蘭獨立與維護索馬里主權之間的對立，被疊加了紅海安全博弈的色彩，使一個原本可以通過外交途徑逐步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大國競爭的延伸。

于是，外部安全需求與本地政治矛盾的深度捆綁，便使得非洲之角的沖突結構變得更加復雜。

不過，若說國家行為體的博弈是明面上的競爭，那非國家行為體的潛在聯動，便是更隱蔽也更難控制的變量。

胡塞武裝與索馬里青年黨之間的合作傳聞，從武器走私到技術培訓，不是空穴來風。

盡管胡塞對青年黨沒有直接指揮權，但兩者的“功能互補”令人擔憂，胡塞擁有無人機、反艦導彈和技術訓練能力，青年黨則掌握索馬里沿海的行動網絡和對本地地形的熟悉。

如果這種聯動常態化，亞丁灣的海盜活動可能以新的形式卷土重來，甚至可能是帶有明確“代理人色彩”的混合威脅。這將使紅海的安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也將進一步壓縮非洲之角國家的自主應對空間。

而最后，所有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都必然會落到非洲之角國家自身的結構性矛盾之上。

主權爭議、資源爭奪、治理薄弱——這些長期存在的內部問題，正在被紅海危機激活、放大，并賦予新的外部維度。

吉布提的港口、埃塞俄比亞的出海口需求、蘇丹的政治過渡、索馬里的領土完整，這些本地議題都在被外部力量重新定義和利用。

非洲之角的國家并非這場危機的被動受害者，但它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矛盾的位置：既無法左右紅海博弈的走向，又無法從這場博弈中抽身。

對它們而言，紅海危機是每天都在影響其戰略選擇的外部約束，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3.兩種情景，一個變量

所以，在我看來，紅海的局勢，最有可能走向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景，但決定走向的核心變量只有一個。

第一，就是沖突升級。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局勢嚴重惡化，紅海將成為能源出口的關鍵替代通道。

屆時，胡塞武裝若發動對曼德海峽船只的襲擊，將直接沖擊全球能源市場，引發航運成本飆升、保險費率暴漲，并進一步激化地區安全局勢。

在這一情景下，非洲之角將面臨經濟與安全的雙重擠壓：進口成本上升、出口通道受阻、內部矛盾激化。

第二，則是臨時穩定。各方在“保護航運”這一底線問題上形成臨時默契，避免對曼德海峽的商業船只發動直接攻擊。

紅海維持“高張力但可控”的狀態，危機并未消失，而是以慢性壓力的形式存在——航運公司持續支付高額保費，貿易改道成為常態，非洲之角國家繼續在大國博弈中尋找生存空間。

而決定這兩種情景走向的核心變量，不是美國的航母，不是伊朗的決策，而是胡塞武裝的自主性與伊朗控制力之間的張力。

伊朗能否有效約束胡塞武裝？胡塞是否會因內部壓力或戰略判斷而“自行出手”？這些問題將決定紅海的實際溫度。

過去幾年，胡塞武裝已證明自己不是德黑蘭的“提線木偶”，其行動往往基于也門戰場的實際需要，而非完全服從伊朗指令。

這種“有控制的代理”關系，是紅海局勢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

紅海不是下一個霍爾木茲，但可能更危險。

霍爾木茲的博弈是“國家對國家”，是有紅線、有威懾、有可預測性的。

伊朗清楚封鎖霍爾木茲的代價，美國也清楚反擊的后果。

但紅海的博弈不同。

這里是“國家對代理、代理對代理、代理對非國家”的混合場域，規則模糊、責任分散、誤判風險高。

一次無人機襲擊，可能來自胡塞武裝，也可能來自無法確認的“其他勢力”；一艘商船遇襲，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也可能不了了之。

這種模糊性，是紅海最危險的地方。

對于非洲之角的國家而言，這場危機的諷刺之處在于它們既無法決定紅海的命運，也無法置身事外。

吉布提的港口、蘇丹的政局、索馬里的主權、埃塞俄比亞的出海口——這些本地議題都被外部力量重新定義。

從這一點來說，紅海的安全，最終也不過是取決于外部大國是否愿意將“非洲之角的穩定”本身視為戰略利益，而非博弈的籌碼。

但在這一點上，歷史并不樂觀。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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