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萍：面對熱點事件，人們為何容易“上頭”？

導讀

2026年到來之際，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公布了2025“年度詞匯”：“憤怒誘餌”（rage bait，指刻意發布引發憤怒等強烈情緒反應的內容，以換取點擊或曝光）力壓“光環營造”（aura farming，指營造氣場或光環，來獲取他人認可或崇拜），成為英國人眼中在這一年最能體現時代情緒的關鍵字。

在這個“情緒時代”和“情緒社會”，由社會情緒影響甚至主導政府日程似乎成為一個明顯的趨勢。政治日益表現為某種情緒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極端情緒（如焦慮、怨恨、憤怒）如何被政治動員？個體情緒為何會獲得群體的情感共鳴？情緒是政治生活中可以避免的壞現象？

以下內容摘編自《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一種資源》一書，有刪節，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為什么人們變得越來越焦慮和怨恨？

情緒體驗受到規范、價值和文化的影響。在這種意義上，情緒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其中一些情緒比另外一些情緒更多地由社會建構而成。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使個人產生了普遍的無力感，而焦慮和怨恨是諸多社會情緒反應中較為常見和容易識別的兩種重要的消極情緒。

焦慮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情緒反應和社會心理狀態。個人經濟狀況、國家整體經濟狀況與福利狀況都會影響人們的心態，而某些個別事件、言論或觀點，還會改變人們的心理狀況，使人們變得焦慮。譬如，“9·11”之后人們對于各種潛在風險的恐懼使焦慮情緒迅速增加和蔓延。

選擇性注意既是焦慮產生的一種重要內在機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焦慮情緒具有自我強化的效應，即人們因注意偏向而選擇性地接收環境中的不同信息，可能會使焦慮情緒進一步強化。有研究提出，焦慮與一種自主加工的偏向相聯系，它將注意力吸引到環境中的威脅線索上，以利于獲得威脅性信息，而這種注意偏向對緊張事件的預期提高了焦慮水平。

在尼采、舍勒等人對怨恨的理解中，怨恨是存在于某些人心中的一種冥頑不化的情緒，它根源于人們潛意識的情感體驗層次上被隱藏起來的那些不可救藥的無能。人們或許存在的強烈的怨恨感和憎恨感就產生于各種各樣的無能感和軟弱感。

怨恨產生于社會性生存比較：我本來應該像你那樣風光，卻沒有能夠如你那樣得意，于是形成一種生存性的緊張情態。現代社會充滿了競爭以及主動或被動的比較，從而提供了滋生嫉妒和怨恨的重要社會基質；另一方面，這種嫉妒和怨恨又進一步強化了競爭。社會變革帶來的利益分化和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相對剝奪感，是怨恨產生和積聚的重要機制。

“后現代政治是普遍怨恨的政治。”現代社會和資本主義的不確定性使個人產生了普遍的無力感，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倫理主義（ethicism）不過是其常見的社會表現形式，也是對社會現實的倉促而被動的反應。

在公共生活中，有毒情感（像仇恨、嫉妒、壞心眼、惡意、厭惡等）與怨恨（ressentiment/resentment）現象聯系在一起。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福利沙文主義（welfare chauvanism，即針對那些享受教育和衛生等公共服務的非國民的敵意）等，可能就是怨恨情緒得以表達的途徑。

怨恨還是一種跨越國界的情緒表達。過去幾十年來，怨恨在種族（民族）沖突中也找到了有效的甚至是充滿正當性的表達途徑。今天，怨恨又裹挾著勢不可當、難以馴服的民粹主義而成為引發社會沖突的常見催化劑。怨恨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緒幽靈，盤桓于世界各個角落，相關話題也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話題。

“我的憤怒是怎樣變成我們的憤怒的？”

在心理學家看來，情緒“屬于”個體，是內在于個人的。一個人的情緒如何成為其他人的情緒，即“內在的”東西如何變成“外在的”東西（如“我的憤怒是怎樣變成我們的憤怒的”）？心理學家一般通過投射同一性（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來加以解釋，即X將其情緒狀態傳遞給Y，從而使Y也感覺到自己也具有了與X一樣的情緒和情感狀態的過程。

情緒何以得到傳播和流行？20世紀80年代后期，心理分析學家羅伯特·辛舍爾伍德在投射同一性的傳統心理分析基礎上，結合自己對于群體和機構的觀察，認為Y同樣可能將其從X那里獲得的情緒傳給第三個人，并繼續傳播下去。他將這一現象概括為“情感網絡”（affective network）。他同時認為，情緒的這一傳播過程也是人們希望擺脫某種情緒的過程。

個體情緒與集體情緒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由于人們所面對的歸因模糊性（attributional ambiguity），在評估單一事件時，社會確認（social validation）就尤為重要。譬如，參與集體行動的常見動機，就產生于人們重視他人的反應以及對這些反應的重要性的評估；同樣地，當人們感受到對其群體立場的廣泛支持時，其對外群體的憤怒就更有可能產生。

依據社會認同理論和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個體情緒與集體情緒的關系還在于，當人們按照共有的群體成員身份界定自我時，群體內的相似性與群體間的差異性會得到增強。這種情況下，人們就可能不會將自己看作獨特的和不同的個體，而是某一特定群體的典型代表。譬如，常被用來解釋集體行動的相對剝奪感，實際上就是個體情緒轉化為以群體為基礎的情緒的一個結果，盡管這種相對劣勢感可能表現為失望、沮喪、怨恨或憤慨等不同情緒。

個體情緒與集體情緒的關系還受到情緒趨同（emotional convergence）的影響。處于特定關系中的人們對于同樣的事件會產生相似的情緒反應。因此，具有親密關系的不同個體，其情緒反應可能變得越來越相似，從而經歷了情緒趨同的過程。

情緒趨同現象還可由相似性吸引（similarity-attraction）假設得到解釋，即人們會因態度與價值觀、人格特征、身體特質、社會經濟地位及認知風格等相互吸引。情緒的相似性有利于特定關系狀態的產生和維持），可提升個體之間的凝聚力和團結；而情緒差異則會增加不適和人際沖突的可能性。相似的情緒導向集體行動的情緒會比個體的獨自行動更有效。譬如，共同的憤怒可能會增加使公正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共同的悲傷可能會增加使損失得到彌補的機會，而共同的敬畏則增加了使領導者和集體原則得到尊重的機會。

此外，人們比較熟悉的從眾效應或沉默的螺旋理論對輿論的形成機制的解釋，也可部分解釋情緒的傳播和擴散。特別是，個體情緒的傳播常常發生于群體中，或通過群體得以擴散；同時，群體還極易使個體情緒獲得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

群體是一種自然狀態

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動物”常常讓人們津津樂道，但人們卻忽略了人還是社會動物和群體動物，或者說人首先是社會動物和群體動物。由于群體可以在個人與其物理棲息地之間提供關鍵的緩沖區，群體成員的相互依存便成為生存的首要策略。

“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是政治學諸多理論的重要起點和基礎。實際上，關于自然狀態的描述不過是一種比喻。在這一著名比喻中，人常常被當作獨立的個體，而群體作為社會基礎的事實則被忽視了。然而，大量的人類學研究證據表明，人類總是集群生活的。在這種意義上，群體是一種自然狀態，先于個體存在，也影響著個體的生活和命運。人的群體性即生活在群體中的傾向，是人的基本社會特性。

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社會單元，但這些社會單元并不一定就是群體。群體的形成是個體相互作用的結果。由人群發展和演變為具有心理學意義乃至政治和社會意義的群體，或許是一個由具有標志性的人物（及其作為領袖和組織者所發揮的作用）、事件（包括突發事件）或時間點（特殊的時間節點賦予特定人群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加以標識的明確的轉變，也可能是一個難以察覺的過程，其政治影響的獲得非常突然，甚至是偶然的。

對一個群體而言，無論其規模大小及組織化水平如何，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制度體系中。社會的急劇變化，使得人們的結群方式也在持續變化。非正式群體，包括偶然出現的暫時性群體，成為最常見的也往往是最活躍的群體。在大眾傳播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無組織群體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直接和明顯。

“所有政治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群聚集所產生的危險情緒”。人類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場域變動不居，群體行動空間也在不斷變化。現代社會人際交往的便捷以及人們對可能風險的高度敏感，使群體的形成快速而常常出人意料，網絡空間更成為一個群體活躍于其中的嶄新的政治空間。如何利用群體積極心理或積極利用群體心理，值得持續關注。

發現和善用情緒的積極價值

將情緒與理性區分并對立起來，是啟蒙運動以來一種流行的思考傾向或思維模式。現實社會中似乎就存在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正式政治似乎是一種沒有感情的政治（dis-passionate politics）；另一方面，公眾總是“情緒化的”（emotional），公民文化也正在經歷一個情緒化的過程。

作為人性中不可否認也無法回避的部分，情緒與政治如影隨形。政治不可能擺脫情緒，甚至常常需要情緒的參與和介入。因此，情緒是理解政治態度、理解政治本身的關鍵。在現代社會，人們日益善于表達和釋放情緒，而多元化的個體情緒和某種程度上泛濫的集體情緒則使現代社會不斷獲得“情緒社會”的特征。發現和善用情緒的積極價值，是政治心理學社會取向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有助于實現政治心理學的資源價值。

焦慮和怨恨雖然常被當作消極情緒，但焦慮可使人們放棄對習慣的依賴而依據理性作出判斷，怨恨則被視為創造認同、道德結構以及價值體系的一種重要力量。

情緒首先是一個感情性反應的過程，是對事物、人或情境的短暫的適應性反應，而情緒體驗的互動特征與關系特征則是情緒社會性的重要表征。具體而言，不同情緒特別是消極情緒，即使不能令人產生愉悅感，也能在短時間內通過即時的社會互動促成個體或群體的社會適應。這是對個體和群體而言都極為重要的情緒的適應價值。

情緒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有關的有價值信息的重要源泉，也是政治行為的重要驅動力。不同社會情緒折射出現代社會不同的精神現象，是特定社會與政治現實在人們意識中的投射，其中蘊含了不容忽視的豐富的信息資源，因而具有重要的信息價值。關注和審視各種復雜的社會情緒，有助于人們發現尚未被充分重視與認識的社會問題，深入理解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拓展政治審議空間，探索和發現應對社會問題的可行方案。

情緒不是理性，卻是運用理性的一個前提條件。政治協商過程中的情緒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可為新的可能性創造條件，將情緒驅逐出公共生活領域會使政治失去變革的重要源泉。在政治協商中，回應了人們情緒需要的協商結果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也有助于人們產生將協商結果付諸實施的責任感，而情緒的溝通價值在這一過程中也將實現。

在現代社會，情緒已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重要情感，并使政治日益表現為某種情緒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情緒管理（emotional governance/emotional regulation）是政府和其他非政府公共權威在各種社會交往模式中對社會情緒進行的管理，包括情緒的自我管理以及集體意義上的情緒管理。情緒管理意味著對公眾情緒的一種關注和尊重，并具有通過激發公民的政治認同、強化其親社會的情緒沖動，從而創造更具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國民文化的潛力。

政治心理學：一門學科，一種資源

王麗萍 著

ISBN 978-7-301-32929-0

定價：129.00元（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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