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實控人刑事風險防控系列（十一）董監高的“連帶責任”

引言：那個以為“下屬干的與我無關”的董事長

某上市公司實控人劉某，將公司日常經營全權委托給信任的總經理團隊。他很少過問具體業務，只在重大決策上“把把關”。他以為，這種“放手”模式既能保持戰略掌控，又能隔離日常經營的風險。

直到有一天，總經理因財務造假被刑事立案。調查人員找到劉某：“這筆造假資金最終流向了您控制的關聯公司，您是否知情？”

劉某答：“我真的不知道，都是總經理一手操辦的。”

調查人員又問：“那您是否了解，您的關聯公司為什么需要這筆資金？這筆資金后來用在了哪里？”

劉某沉默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放手”的這些年里，總經理為了“報答”他的信任，用上市公司的資金悄悄為他控制的關聯公司“輸血”。而他從未過問、從未質疑、從未建立任何監督機制——在法律眼中，這恰恰構成了“放任”的主觀故意。

最終，劉某被認定為財務造假案的主犯，與總經理一同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一、董監高犯罪的“傳導效應”：為何下屬犯罪會牽連實控人？

在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中，實控人處于金字塔的頂端。您可能不直接簽字、不直接操作、不直接參與日常經營。但當您信任的總經理、財務總監、董秘被刑事追責時，您真的能置身事外嗎？

答案是：很難。

這種“傳導效應”主要通過三條路徑實現：

（一）路徑一：知情不報、放任不管——構成“共同故意”

當您對下屬的違法行為“心知肚明”卻未予制止，法律會認定您具有“放任的故意”。

司法實踐：在財務造假案件中，如果實控人對明顯的財務異常“視而不見”，對下屬的“暗示”不予回應，對“需要您簽字才能通過”的問題文件草率簽署，都可能被認定為“默許”或“放任”，從而構成共同犯罪。

（二）路徑二：決策留痕缺失——無法證明“已盡勤勉”

當案發后，您需要向司法機關證明“自己不知情”“已盡到監督義務”。但如果您的決策模式是“口頭授權”“非正式溝通”，您將面臨舉證不能的困境——沒有任何書面記錄可以支撐您的辯解。

司法實踐：在某上市公司案中，實控人辯稱“對造假不知情”，但司法機關查明：他在三次財務例會上都對“利潤能否達標”表示了“高度關切”，且從未對財務總監提出的“可能需要調整”作出任何書面質詢。法院認定：其行為已構成“放任”。

（三）路徑三：利益輸送、關聯交易——構成“事實上的共犯”

如果下屬的違法行為最終使您個人或您控制的關聯方受益，您就可能被認定為“事實上的受益者”，從而推定具有共同故意。

司法實踐：在生物谷案中，財務總監賀元執行實控人林艷和的指令，將上市公司資金轉移至關聯方。賀元被追究刑事責任，林艷和同樣被追究——因為他是指令的發出者和最終受益者。

二、董監高犯罪的“責任清單”：哪些人可能把您“拉下水”？

（一）總經理：日常經營的“代言人”

總經理是您最信任的人，也是最危險的人。當總經理實施違法行為時，司法機關會審查：

您是否授權或放任其行為？

您是否從行為中獲益？

您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監督機制？

警示：如果您對總經理“充分授權”卻“從不監督”，當問題爆發時，您的“充分授權”可能被解讀為“放任不管”。

（二）財務總監：造假的“執行者”

財務總監是財務造假案中最直接的責任人。但財務總監的證言，往往成為指控實控人的關鍵證據。

警示：財務總監會說“這是老板讓我做的”。如果您無法提供相反證據（如書面反對意見、合規建議記錄），這句話就可能成為您被定罪的依據。

（三）董秘：信息披露的“守門人”

董秘負責信息披露。如果董秘在您的授意下隱瞞重大事項，您和董秘將共同構成違規披露罪。

警示：如果您曾對董秘說“這個先別披露”“那個再等等”，這些話都可能成為指控您“指使”的證據。

（四）業務負責人：虛構交易的“操盤手”

業務負責人負責簽訂虛假合同、偽造交易流水。他們的證言，可以證明“是誰讓我這么做的”。

警示：如果您曾對業務負責人說“想辦法把業績做上去”，這句話就可能成為您“組織、指使”造假的證據。

三、司法認定的“四大審查維度”

在董監高犯罪的案件中，司法機關會從四個維度審查實控人的責任：

（一）您是否“明知”？

審查對象：您是否知道下屬正在實施違法行為？

證據來源：會議記錄、郵件往來、微信記錄、下屬證言。

風險點：如果您在會議中聽到過“可能有問題”的暗示，如果下屬向您匯報過“需要處理”的異常，如果您對財務指標的異常波動“高度關注”——這些都可能被認定為“明知”的證據。

（二）您是否“放任”？

審查對象：您明知可能存在問題，是否采取了制止措施？

證據來源：書面質詢記錄、反對意見、要求合規審查的函件。

風險點：如果您明知可能存在問題，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或者只是“口頭提醒”而非“書面制止”，都可能被認定為“放任”。

（三）您是否“受益”？

審查對象：違法行為是否使您個人或您的關聯方獲益？

證據來源：資金流向、關聯交易記錄、股權結構。

風險點：如果違法行為最終使您控制的關聯公司獲得資金、業務或利益，您就可能被認定為“事實上的受益者”，從而推定具有共同故意。

（四）您是否“盡責”？

審查對象：您是否建立了有效的監督機制，并切實履行了監督義務？

證據來源：內控制度文件、審計報告、監督記錄。

風險點：如果您沒有建立監督機制，或者建立了機制但從未執行，都可能被認定為“失職”，從而推定具有“放任故意”。

四、實控人“責任隔離”的三大防線

（一）決策留痕：讓“過程”證明“清白”

核心原則：凡是重大決策，必須有書面記錄。

具體做法：

所有涉及財務指標、重大交易、信息披露的會議，必須形成會議紀要；

對任何存疑的數據、異常的交易，必須提出書面質詢，并保留管理層的回復；

對任何反對意見，必須書面記錄，并確保納入決策檔案。

為什么重要：當案發后，您需要向司法機關證明“我已盡到勤勉義務”。如果沒有書面記錄，您只能“空口無憑”；如果有完整的決策留痕，您就有了最有力的證據。

（二）監督機制：讓“制度”代替“人情”

核心原則：不能依賴“口頭授權”“人情信任”，必須建立制度化的監督機制。

具體做法：

建立重大事項事前請示、事中反饋、事后備案機制；

定期要求財務、業務部門提交合規自查報告；

對自查發現的問題，要求限期整改并書面回復。

為什么重要：當問題發生時，您可以向司法機關證明：我有制度、我執行了制度、是下屬惡意規避了制度。這可以阻斷“放任”的指控。

（三）定期體檢：讓“隱患”暴露在“案發”之前

核心原則：不能等到問題爆發才去“滅火”，必須定期排查隱患。

具體做法：

每年進行一次刑事合規體檢，重點排查資金占用、關聯交易、信息披露等高風險領域；

對歷史遺留問題，制定整改方案并限期完成；

對發現的重大隱患，及時向監管部門主動報告，爭取從寬處理。

為什么重要：在“行刑銜接”全面強化的今天，主動整改是在刑事風險爆發前最有效的“責任阻斷措施”。

【團隊視角】如何構建“責任隔離”的合規體系

在辦理大量董監高犯罪案件后，我們深刻體會到：對實控人而言，最大的風險不是“自己犯罪”，而是“下屬犯罪后把自己拉下水”。

我們團隊在為客戶提供合規服務時，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幫助實控人構建“責任隔離”的防火墻：

• 決策流程審查：模擬監管部門詢問“您如何證明當時已盡審慎義務”，反向檢視決策記錄是否存在漏洞；
• 監督機制評估：審查公司對高管人員的監督機制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只管授權、不管監督”的漏洞；
• 風險傳導測試：分析如果某位高管涉案，可能通過哪些路徑傳導至實控人，提前堵塞傳導通道；
• 證據儲備指導：指導客戶在日常經營中，如何儲備能夠證明“已盡勤勉”的書面證據。

需要強調的是：責任隔離不是“推卸責任”，而是“證明責任”。當問題發生時，司法機關要的不是您的“辯解”，而是能夠證明您“已盡勤勉”的客觀證據。

如果您對董監高犯罪的責任傳導問題存在疑慮，歡迎與我們聯系，獲取團隊編寫的《實控人責任隔離合規指引》。

王科棟律師團隊 ｜ 專注上市公司實控人、控股股東刑事風險防控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

本文作者王科棟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師從著名刑法學者黃京平教授，擁有經濟與法律復合專業背景。獲康達35周年“刑事辯護精英律師獎”，現任北京市律協刑事訴訟專業委員會委員、某市金融發展局首批“上市顧問”。

如您對本文涉及的法律問題有進一步探討需求，歡迎通過康達律師事務所刑事專業委員會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