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貧困率，真下降了嗎？讓我們一起看，米萊的數字游戲

又是我們熟悉的數字游戲，呵呵！

剛剛，阿根廷國家統計與普查局（INDEC）發布了一份亮眼的統計報告，又一次讓米萊政府松了口氣——2025年下半年的全國貧困率降至28.2%，創下2018年上半年以來的最低值。

與2024年高峰時期52.9%的貧困率相比，降幅將近25個百分點；赤貧率更是從接近10%的高位降至6.3%，近乎腰斬——這是米萊政府執政以來，貧困率連續第三個“半年度”下降。

經濟部長路易斯·卡普托將這份“成績”歸功于經濟增長、通脹放緩以及政府主導社會項目的強化。米萊總統更是在社交媒體上難掩喜色，直言“用事實說話，而非虛構”。

但這份官方數據，并沒有說服阿根廷國內的獨立研究機構。

其中，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社會債務觀察站的質疑最具代表性——他們承認貧困率確實在下降，但遠沒有官方描繪的那么樂觀，甚至直言：這場所謂的“減貧成效”，多半是“統計效應”造成的假象。

問題的關鍵就藏在阿根廷政府統計部門沿用了二十年的貧困測量方法里——用來判斷貧困的“基本消費籃子”，基準年份還停留在2004年。

換句話說，這套標準衡量的是一個阿根廷家庭在2004年維持基本生存需要多少收入——籃子里甚至還列著香煙、報紙、DVD播放器這些早已過時的物品。

二十年過去，阿根廷人的生活早就變了樣，Netflix訂閱、智能手機、外賣配送、互聯網寬帶，這些都成了日常必需開支，卻壓根沒被納入官方統計。

更關鍵的是，新的核算規則中“住房成本”幾乎被完全忽略：全國有超過20%的家庭（估算數，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為37%，多數城市是在20%至25%區間）需要租房居住，但房租支出卻不在消費籃子的考量范圍內。

除此之外，醫療、交通、公共服務的實際支出占比這二十年來大幅上升，可它們在官方統計公式中的權重，從來沒有調整過。用一套二十年前的標準，同時“不算房租”的扭曲規則去衡量今天的貧困，結果自然和現實嚴重脫節。

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社會債務觀察站測算后發現，如果剔除這些“統計水分”——也就是更新消費籃子、納入房租、調整各項支出的實際權重，2025年下半年的實際貧困率應該是34%-35%，而非官方公布的28.2%。

拉丁美洲地緣政治戰略中心（CELAG）測算差額更大，如果剔除上述統計偏差——使用更新的消費籃子并計入房租，阿根廷2025年下半年的實際貧困率為38%至40%，居然比官方公布的高10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官方數據中近三分之二的降幅，并不是民眾生活真的得到了改善，而是統計標準“放寬”帶來的錯覺。

該機構毫不避諱地指出：2023年以來貧困率的下降，約四分之三可能都源于統計效應。說白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減貧”宣傳背后，真正靠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實現的部分，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要是用更貼近現實的標準重新審視，阿根廷貧困狀況的真實面貌就完全不一樣了。

2024年上半年，米萊剛執政不久，阿根廷遭遇貨幣急劇貶值、物價飛漲的危機，貧困率飆升至20年來的最高點——獨立機構估算約為55%，官方數據也曾達到52.9%的高位，那是一場實打實的人道主義災難。

到了2025年下半年，按更合理的舊規則測算，貧困率大概回落到了36%左右（阿根廷天主教大學測算）。這個數字確實比峰值時大幅下降。但和2022年至2023年，也就是米萊前任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政府末期的水平相比，基本持平，甚至還略差。

阿根廷的貧困率經歷了一場劇烈的過山車式波動后，只是回到了前幾年的狀態，并沒有實現任何實質性的突破。

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社會債務觀察站給出了明確結論：2025年阿根廷民眾的生活困難程度，和2022至2023年、2018至2019年時的悲慘程度大致相當，相比別的年份還不如呢。

在那些時期，阿根廷同樣面臨高額貨幣赤字、社會排斥加劇、勞動力市場緊張等問題。現在，這些問題沒有明顯改善。若非要說改善，那只能是當前的水平，比米萊執政初期要更好。

換言之，米萊政府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阿根廷貧困的結構性難題，只是把一場因政策劇變引發的災難，修復到了“常態”——而這個“常態”，本身就是前任政府留下的、遠稱不上理想的起點。

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場“修復”過程中，大量人口被推向了貧困邊緣，這個群體的規模和脆弱性，甚至比米萊前任執政時期更嚴重。

官方數據只盯著那條冰冷的貧困線，但生活從來不是簡單的算術題。阿根廷天主教大學引入了“經濟壓力”的概念，指的是家庭收入不足以覆蓋基本需求的狀態——即便收入略高于貧困線。

一個家庭也可能因為一張意外賬單、一場小病，或是一次物價波動，就跌入貧困。目前，近一半的阿根廷家庭依然生活在隨時可能“掉下去”的焦慮里，這一群體甚至比米萊前任時更龐大。

就業市場，也傳來了不好的信號：

雖然總體失業率沒有失控，但就業質量卻在持續惡化。非正式就業——那些沒有養老金、沒有勞動保障的崗位，比例從35.8%上升到了36.7%，更多新增就業流向了低質量、不穩定的領域。

與之相對應的是，“貧困勞動者”的比例——有工作卻依然貧困的人口，從28.1%升至29%。越來越多的阿根廷人，即便拼盡全力工作，也難以擺脫貧困的泥潭。

債務問題也在悄悄吞噬著中產階層的生活：

官方統計只計算家庭的貨幣收入，卻從不關注這筆收入中有多少要用來償還“米萊執政第一年因通脹失控而維持生計的貸款”。

調查顯示，在2024年通脹率達到、超過200%時，許多中產、中低收入家庭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背上了高額債務，信用卡逾期率大幅上升。

他們的名義收入可能超過了貧困線，但扣除債務后，實際生活水平或許已經跌入貧困區間——而這種困境，在官方統計中完全看不到。

多維貧困指標的惡化，更能說明問題：

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的多維貧困測量，涵蓋了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多個維度，結果顯示：這一指標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從39.8%上升到了41.6%。

也就是說，即便有些家庭的收入勉強跨過了貧困線，他們可能依然買不起必需的藥品、付不起孩子的學費，或是住在條件惡劣的房屋里。貧困從來都不只是收入高低的問題，還包括國家給予的福利、物價的失控。

綜合這些獨立機構的判斷，米萊政府治下的阿根廷貧困狀況，其實可以這樣概括：看官方數據，貧困率降至數年來的新低，成績亮眼；但從更真實的視角來看，這場下降更像是一次觸底反彈，而非結構性的突破。

經歷了2024年上半年的災難性飆升后，貧困率確實大幅回落，但也只是回到了米萊前任政府末期的水平。大量人口仍徘徊在貧困邊緣，就業質量持續惡化，家庭債務不斷累積，兒童和青少年的處境尤為脆弱，多維貧困甚至在進一步加深。

米萊總統在社交媒體上寫下“事實而非虛構”時，他引用的確實是INDEC的官方數據。但問題在于，當統計尺度與真實生活脫節，當“貧困”被定義得過于狹窄，那些掙扎在貧困邊緣的家庭、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中產階層、在貧困中長大的孩子，就都被排除在了這份“好消息”之外。

阿根廷天主教大學社會債務觀察站、拉丁美洲地緣政治戰略中心等獨立機構的質疑，本質上是在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貧困率的下降，到底是民眾的生活真的變好了，還是僅僅因為，衡量貧困的那把尺子，被換得更寬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