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AI時代的新組織：全員超創，各為IP

在這個極為精簡的團隊中，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創作AI短片，每個人都在從單一崗位走向「超級個體」。用個人短片爆款積累流量和行業影響力，推動團隊的長片項目。

作者 | 陸娜（北京）

2026年初，影視行業的體感溫度依然在高頻震蕩。當大部分人還在討論大模型是否會取代好萊塢編劇，或者在短視頻平臺上刷著那些眼花繚亂的賽博奇觀時，一部名為《守夜人與搖籃曲》的AI短片在B站爆了。

破千萬的播放量，數萬條彈幕。沒有真人演員，沒有實拍鏡頭，全片由一個人用AI完成。平實敘述的視角和深邃的情緒共鳴讓它成為稀缺品。

更值得關注的是創作者本人。四娘不是技術達人，而是一個做了近十年獨立電影的制片人，去年年底才開始接觸AI。在傳統影視行業中渠道受阻、獎項貶值、推進滯緩的系統性困頓，最終化作她轉向AI的內在驅動力，也完成了她創作身份的轉型。

AI帶來的不僅是生產力的變革，更是生產關系和組織形態的重塑。四娘身后是一個叫「靈機造畫」的創業團隊，核心成員有前互聯網平臺制片人、創投系導演、視效藝術家。在這個極為精簡的團隊中，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創作AI短片，每個人都在從單一崗位走向「超級個體」，打破了傳統影視的分工壁壘。

商業化上，靈機用個人短片爆款積累流量和行業影響力，以此撬動平臺長片合作和投資，同時通過廣告商單、漫劇對接等方式分攤生存壓力。比如四娘的AI短片爆火后，團隊之前難以推進的實拍項目就獲得新的制作解法和投資意向。簡言之，個人品牌是其前端獲客入口，團隊協作是后端交付保障。

靈機只是一個樣本。在AI浪潮席卷內容行業的當下，類似的新型組織正在各個角落生長。擁有審美判斷力、敘事直覺與對人類情感洞察的個體，也重新被重視。正如四娘所說，「創作，是最后的武器。」

用爆款短片換長片機會

中山到杭州，十幾個小時的硬座。保安老刀懷里緊緊抱著一個編織袋，里面是碼得整整齊齊、打印出的足有50萬字的聊天記錄。那是欣賞他詩歌的「人」與他傾談六個月的證據，他要去向AI公司討個說法。

這個故事來自四娘的短片《守夜人與搖籃曲》。在當下這個滿屏皆是賽博奇觀的內容生態里，它沒有去堆砌算力制造炫技鏡頭，而是從一則真實的社會新聞里拎出了這個切口，打動了無數同感孤獨迷茫的觀眾。

憑借爆款作品，四娘收到了多個平臺的合作意向，而創作AI短片背后的出發點，是她和團隊想要延續未竟的長片。

在成為AI超創之前，四娘的身份是一名電影制片人。過去十年，她開發制作過多部獲獎獨立電影，也曾在FIRST影展擔任電影市場主管。這個身份在傳統工業流程里，意味著無止境的協調、統籌與解決問題，是把一個創意從紙上推到銀幕上最務實且操心的角色。而影視行業的項目周期長，資金不穩定，好不容易推到創投階段可能又不了了之。她見過太多好項目死在半路上。

去年四娘開發的一個科幻項目就數度受阻。輾轉二三十家公司仍難落地，在平臺過會三次后又面臨對接的工作室被裁，項目在院線與網絡之間反復搖擺。這是傳統影視行業里大量中青年從業者和他們項目的現狀，「我們是一群失權的人」。

AI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她在傳統影視行業項目推進滯緩的困頓。

轉機發生在去年年底，四娘在負責一次策展活動時，第一次捕捉到市場對AI長片的積極信號。「平臺和大公司都在行動，這一定預示著什么。」幾乎同一時間，Nano Banana和Gemini 3等模型完成重大升級，周圍的朋友也開始進行AI短片嘗試。

制片人的嗅覺告訴她——現在必須卡位。她算了一筆賬：這部開發中電影里的怪物特效，實體制作預算約220萬，用AI可以大幅壓縮。而之前AI真人還有很重的偽人感，但很快這個問題就在技術迭代中被解決了。于是四娘將去年推進一年的電影項目調整為全AI制作方案。

一周內，四娘就做出了團隊的PPT，主動找平臺中臺推介自己的AI創作計劃。一個月后，對方主動來談AI產品合作。同時為了確保能合理規劃新方案，她開始上手學AI工具，一個一個環節地摸索。

「AI時代每個人都必須上手做，不然大家沒有辦法在一個水平線上對話。」而當制片人可以跟特效指導一起摳細節，她感嘆，「這是聞所未聞的，大家一下子被革命了，被平權了。」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四娘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練習。曾擔任時政記者、紀錄片導演的經歷，讓她能敏銳捕捉公共議題和大眾情緒，改編自真實新聞的《守夜人與搖籃曲》就這樣誕生。她也清楚自己在技術層面沒有優勢，所以將主要花時間在人物質感的設計上。「離場感要到位，情緒價值要給足。」

想好了要做什么樣的效果，再倒推實現路徑。她自己寫劇本，自己定角色圖和環境圖，再依次生成視頻和剪輯。跑完全流程成片，四娘一個人花了大約一個月。如果用傳統實拍，同樣的內容至少需要15到20個人的團隊、拍10天、制作一個月以上，預算翻好幾倍。

從被動等待到主動出擊，中間只隔了一個信號的距離，而利用好生產力變革，就抓住了AI時代下的新機會。

人人皆超創的組織形態

在決定將電影項目轉為AI制作后，四娘同時和審美相近、理念相合的伙伴開啟了「靈機造畫」的創業計劃，目標是「用AI穩定產出電影級敘事」。

靈機的核心團隊極其精簡：四娘之外還有制片人雷雷和導演趙霄。外圍有靈活項目合作的攝影指導、導演和策展人等，目前總共七個人。當然，這是舊時代的說法和身份，AI時代下，他們每個人都要轉型為精通全流程的超級個體。

去年年底，雷雷所在的互聯網平臺舉辦了一次AI短片大賽。雷雷當時被分配去對接入圍的創作者。那次經歷給了她一個清晰的觀察。

入圍30強里，約三分之一來自傳統影視行業。他們有敘事能力，但對AI工具的掌握遠不如AI原生創作者。后者技術玩得溜，對各種模型了如指掌。但當被要求提交一個完整的劇本時，問題暴露了：很多AI原生創作者對劇本沒有概念。 創作是感覺驅動的、片段式的，不能形成一個系統。

「兩隊人馬各自的短板都很清楚」，雷雷說。「如果你能把兩個短板都解決掉，其實它是一個你能入局的機會。」

趙霄則是四娘去年推進的長片項目的視效指導，有極強的視覺把控力。從維塔工作室回國后，趙霄其實一直想做導演，但在傳統影視的分工體系里，視效永遠是后端環節，離創作的起點很遠，好在新技術最近。趙霄在23年就開始接觸AI，先是用Midjourney做概念圖設定，再到直接AI生成缺失的鏡頭剪入正片，「這是我之前沒想過可以這么實現的」。

直到去年AI已經可以解決一致性問題后，趙霄判斷，可以正式開始AI影像創作了。所以當靈機的創業想法出現之后，「幾個人都對AI感興趣，也都是創作者，每個人有擅長的方面，就組成一個小團隊，創作上互相支持，交流技術、交流創意。」

他們沒有辦公地點，自稱數字游民。沒有統一工資，各自承擔生活開銷，大商單來了才有共同收入。一月份組隊初期，他們一周至少見兩次面，每次從早聊到晚，拉齊認知，碰業務方向。

項目中的「團隊合影」

靈機最特別的一條規則是：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創作。同時它的運轉邏輯也極其特別：前端自由，后端聚合。

平時，每個人獨立做自己的短片，運營自己的視頻賬號，完全自由。美學偏好是個人的，技術方法是共享的。有鏡頭做不出來了，問問怎么辦，大家互相想辦法。但當大項目觸發——比如AI長片正式啟動——團隊集體出現，進入協作模式。一個人不可能完成一部長片，這時候需要大家一起配合。

比如四娘在做《守夜人與搖籃曲》時，合作長片的導演毛渭清就給了她一個關鍵建議：「你就是一個初學者，別追求花哨，就嘗試在一個場景里用三個鏡頭把事情說清楚。鏡頭輕動輕搖，或者干脆定住，像小津安二郎那樣，說明白就好了。」

毛渭清是典型的創投系導演，劇本每次都能被電影節精準地看中買走，但總是因為各種原因最終停滯。他是這個創作者聯盟中最先做出AI短片的人，一部叫《情緒價值在哪里》的動畫短片，靈感來自雷雷講的一個大廠經歷，聽完兩周就做出了成片。也是那個作品，讓團隊看到了真正有人物質感和情緒共鳴的內容才是稀缺品。

趙霄現在在創作的科幻短片《深空礦區》，劇本三四年前就寫完了。故事設定在危險的小行星帶上，一位維修工為了安全回家，智斗AI公司。「正常做一個新導演完全不可能拍，傳統方法預算直接爆炸。」現在用AI來做就有機會實現了。

在傳統影視行業，分工涇渭分明。但在靈機，包括兩個制片人出身的四娘和雷雷，也都要上手做自己的AI作品。具體經營上，四娘主推AI長片開發和平臺合作，雷雷負責商業化拓展，如接廣告商單、對接漫劇項目，分攤生存壓力。

團隊內部有一個不成文的原則：個人賬號優先，公司賬號其次。

作品先發個人號，再同步到靈機的公司號。這和傳統影視公司「一切歸公司」的邏輯完全相反，個人品牌才是這個組織最核心的資產，或者說是他們撬動大項目的流量入口。

雷雷之前在互聯網平臺的電影部門待了四年，她太清楚平臺的運作方式了。為了降低風險，平臺建立了大量中臺部門，如劇本審核、預算審批、內容審查、藝人合作……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KPI，都在自己的維度上做到了「正確」，但合在一起方方面面都在降風險，也在加枷鎖。「且這個結果到底誰來負責？其實從頭到尾，制片人的話語權是很少的。」

而靈機的決策鏈極短。沒有中臺，沒有層層審批，風格把控由團隊自己說了算。每個人都上手做，認知在同一水平線上。

焦慮與信念并存

雷雷把現在的AI影視行業比作2015-2016年，當時各個公司瘋狂簽新銳導演，一簽就是三年五年，像押寶一樣。現在各平臺對AI創作者做的事情如出一轍。四娘和毛渭清在自媒體上發布作品后，都有平臺的人主動聯系，問能不能簽下來，在后續交流中也都對他們的長片項目表現出投資意向。

在這一切的喧囂之下，靈機的日常其實很安靜。團隊各自在家寫劇本、測模型、搓視頻。需要碰面時找個地方坐下來，從早聊到晚。沒有打卡，沒有KPI，也沒有誰在催誰。

團隊不斷進行創作實踐的過程，也伴隨著技術以日為單位的發展。雷雷坦言自己有很重的AI焦慮，來自對速度的恐懼。「別人上手很快，別人接項目很快。模型也每隔幾個月就迭代一次，你不知道明天這個行業又會變成什么樣。」

她還有一種更私人的焦慮。這是她第一次作為創作者去全流程負責一個作品。以前做制片人，「永遠站在一個標尺線上評價別人」。現在輪到自己寫劇本不斷推翻重來，生成圖片資產和視頻素材時充滿不確定性、焦慮自己的廢片比。這是制片人轉型AI創作者最真實的感受：一邊要保留制片人的嗅覺來抓商單、判斷風險，一邊要掌握工具去做創作。

趙霄也會感慨，「磕了一個月發現進度完全跟不上，可能還沒做出來，下一個版本的模型就出來了，效果還更好。」而且真實拍攝中演員與演員之間的互動反應是珍貴的，AI缺乏這種偶發性。

但焦慮的反面是一種信念，趙霄認為未來真的是誰都可以做導演，只要有想法，有自己的故事。四娘今年把微信個性簽名改成了：創作，是最后的武器。

工具變了，但審美判斷力、鏡頭感、敘事直覺這些底層能力不僅沒有貶值，反而變得更稀缺。四娘強調，「我們做的還是電影語言。」

因此在靈機的體系里，傳統制作中的一些關鍵角色也被保留了。團隊仍然需要攝影指導定分鏡頭，需要視效指導討論大視效，但基層執行人員不需要了。AI把大量中間環節直接壓縮掉了。

在他們看來，AI不可替代的東西有兩個：創意洞察和審美。 你對一個題材的判斷、對人物情感的理解、對畫面構成的直覺，這些不會因為生產工具的變化而貶值。當所有人都能用AI生成畫面的時候，這些東西反而變得更珍貴。

四娘還提到一個新的核心能力，語言的精確性。在AI創作中，需要用極其精準的文字去描述你想要的畫面、情緒、氛圍。「言出法隨」，你說什么，AI就生成什么，但前提是你要能說清楚。

四娘就坦言自己之前并不會寫傳統劇本格式，但通過AI協作找到了出路：「我要一個結果，你幫我組織文字到達那個結果。」她發現這種人機協作的創作模式完全成立。

在這個摸索過程中，趙霄也在尋找自己曾經作為視效藝術家的優勢。比如他發現對畫面質量、光照、合成有天然敏感度，能更精準地調教AI。

「以前的日子沒有白過，沒有一個動作是白走的。」在傳統影視公司學會的全流程管理、在平臺學會的數據思維、在創投里磨出來的劇本直覺、在視效工作中積累的視覺審美……這些經驗在AI時代非但沒有作廢，反而成了最底層的競爭力。

傳統影視是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這些處于非常前沿的創作序列和技術的擁抱者，像是從大船上跳下來、自己造了一艘輕舟的人。

四娘用一部爆款證明了傳統敘事在AI時代的價值。趙霄正在從幕后走到臺前。雷雷在焦慮中完成了從制片人到創作者的轉身。毛渭清依然保持著那種令人羨慕的創作直覺。

她們不知道風會把她們吹到哪里。但至少，她們選擇了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