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在宿舍待命猝死，算不算工傷？法院這樣判！|?勞動法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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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紹】

鄭某系北京某公司職工。

2024年3月23日凌晨4點多，鄭某與同事張某完成一趟運輸任務，4點半左右回到公司宿舍。

第二個班次約定6點半出發，4點半到6點半期間在宿舍休息，等待調度安排。

2024年3月23日7時左右，在宿舍內，張某去叫鄭某出車，結果叫不醒鄭某。

張某去找同事說明后，二人再次來到鄭某的宿舍，發現鄭某身體僵硬了，遂撥打電話報警。

經北京市順義區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鑒定意見為：鄭某符合猝死。

家屬向人社局提交《工傷認定申請表》。

人社局作出《工傷認定決定書》，認定鄭某裝貨返回公司后，在宿舍等待下一次出車期間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死亡，鄭某受到的事故傷害，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屬于工傷認定范圍，予以視同為工傷。

公司對此不服，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工傷認定決定書》。

【爭議焦點】

職工在公司宿舍等待調度期間突發疾病猝死，是否屬于“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視同工傷的情形？

一審判決：在宿舍等待調度安排工作任務期間身故，符合視同工傷條件

一審法院認為，《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

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

本案中，生效的民事判決已經認定鄭某自2024年3月17日至2024年3月23日期間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證據、證人證言無法證明鄭某自2024年3月17日至2024年3月23日期間與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

鄭某于工作時間在公司宿舍內等待調度安排工作任務期間身故，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視同工傷的條件。

綜上，一審判決如下：駁回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提起上訴：在宿舍休息不屬于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不應視同工傷

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理由為：

人社局認定“鄭某在宿舍等待下一次出車期間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死亡”與事實不符，將該死亡事件視同工傷系適用法律錯誤。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指的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視同工傷。

人社局和一審法院根本就沒有解釋說明鄭某為什么是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突發什么疾病死亡，屬于事實認定不清。

二審判決：在宿舍等待調度安排屬于工作時間，視同工傷認定合法

二審法院認為，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

根據在案證據材料以及人社局調查詢問情況，可以認定鄭某系于工作時間在公司宿舍內等待調度安排工作任務期間身故。

人社局根據調查核實情況，結合鄭某的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在公司宿舍內被人發現發病等因素綜合考慮，認為鄭某的情形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作出被訴《工傷認定決定書》，予以視同為工傷，具有事實根據及法律依據。

公司不認可鄭某的情形應當予以視同為工傷，但并未就其主張提交充分、有效的證據予以證明，且其主張與在案查明事實并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納。

綜上，二審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判決日期：2026年3月26日

案號：（2026）京03行終514號

【實務要點】

1.“工作時間”與“工作崗位”的合理延伸

對于工作時間不固定、隨時聽候調度安排的崗位（如貨運司機），在兩趟任務間隙、于單位提供的宿舍內待命休息，屬于為了繼續完成后續工作而進行的必要準備和合理等待，應當視為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的合理延伸。

2.工傷認定中的舉證責任倒置

在工傷認定程序中，職工或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若用人單位主張待命休息期間不屬于工作時間，但無法提供充分證據推翻待命狀態或工作安排，將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3.待命狀態下的突發疾病視同工傷

在宿舍待命期間突發疾病死亡，只要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規定，即可視同工傷，用人單位不能以“未在實際操作崗位上”為由予以抗辯。

首先，從風險規避的角度來看，本案不符合“顯失公平”的要件。

審查一份協議是否顯失公平，不能僅靜態、孤立地對比最終金額與理論計算值的差額，更應動態、全面地考察協議達成的背景、條件以及雙方通過協議所規避的風險和獲取的利益。

本案《協議書》簽訂于2024年3月，當時某公司已明確處于經營困難狀態。在此背景下，雙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冀某面臨兩個選擇，一是堅持按法定標準計算，這可能意味著漫長的爭議解決程序，在此期間公司若持續經營困難，導致其補償金債權無法全額兌現乃至完全落空的重大風險；二是接受協商方案，雖金額可能低于理論值，但可以立即、一次性獲得一筆可觀的、確定的現金補償，徹底規避公司經營惡化帶來的償付風險。

冀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自愿選擇了第二種方案，這意味著冀某在協商中，并非僅處于被動地位，而是進行了一次理性的商業判斷，其用對未來不確定的、有風險的較大債權，交換了當下確定的、無風險的較小現金，其放棄部分金額，換取的是即時的償付保障和資金的流動性，這是其自主權衡風險與收益后作出的決策，是其處分自身權利的體現。冀某不能以事后公司依然支付了年終獎的結果，去反推事前協議的不公平，其已獲得了協議項下的重大利益，現又試圖在風險未發生后享受無風險狀態下的全額收益，主張有違公平。

其次，冀某的本次訴訟請求構成對生效協議的反悔，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協議書》簽訂后，公司如約履行了支付義務，更為重要的是，任何可能存在的利益失衡，都被雙方后續的行為所補正，雙方于2024年12月專門就年終獎問題達成《調解書》，由某公司向冀某支付年終獎，這一行為表明，即使前協議可能存在不公平或遺漏，但通過新的對價對原有的權利義務安排進行了重新調整和平衡。冀某在本案中的訴訟請求，實質上是要求將已在《調解書》中解決的年終獎問題，重新作為計算《協議書》中已約定的經濟補償數額的基數，這并非提出一項新的獨立請求，而是試圖推翻此前已達成的、已經履行完畢的整體和解方案，是對其自身作出的兩次“再無爭議”承諾的反悔。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秴f議書》與《調解書》共同構成了雙方解決勞動關系全部事宜的最終和一攬子方案，奠定了雙方權利義務關系的最終基礎。法律鼓勵并保護當事人通過協商自主解決糾紛，維護生效協議的穩定性和權威性。若允許當事人隨意推翻已經履行完畢的和解協議，不僅違背禁止反言的基本法理，更將嚴重破壞交易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穩定，有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綜上，案涉《協議書》是雙方在特定風險背景下達成的風險分配協議，冀某所獲的補償金并非單純的不合理低價，而是其為規避未來償付風險所對價的對價，冀某在享有提前兌付、規避風險之利后，再行主張顯失公平，一審法院難以采信其意見，且后續通過達成《調解書》的方式對年終獎等事項進行了再次補充，現冀某要求將年終獎計算在內，重新計算經濟補償，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審法院對其請求不予支持。

一審判決后，冀某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于2025年11月24日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

案號：（2025）京03民終173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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