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不但沒有抹黑崇禎，反而把這個人形畜生拼命洗白｜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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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非常受后世輿論同情乃至贊揚的一個。不僅明朝遺民，就連清朝官方編寫的《明史》也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商紂王、隋煬帝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看到這有些人就有點糊涂了，明亡清興，明清雙方進行了幾十年你死我活的戰爭，清朝官方為什么要如此頌揚死對頭明朝的皇帝呢?其實答案很簡單，清朝要讓李自成來背明朝滅亡的黑鍋，而把自己打扮成為明朝復仇的正義形象。

清王朝雖早有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之企圖，但捷足先登的卻是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而且還迫使崇禎皇帝上吊自殺。于是，清朝便打著替明朝復仇，替崇禎帝復仇的旗號，從李自成手中奪得北京，進而一統天下。由于崇禎帝不是死于清朝之手，清朝又一再宣揚是李自成滅亡了明朝，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朝亡國之君。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安撫前明官僚士紳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為崇禎帝復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得出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結論。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崇禎皇帝真如清朝官修《明史》所說那么高大嗎？他真的是生不逢時的“悲情明君”嗎？也就說，清朝塑造的崇禎帝形象真的符合歷史事實嗎？

崇禎帝本人如果地下有知，顯然會非常認同清朝對他的這番評價。自從登基為帝后輕松消滅權傾朝野的大太監魏忠賢，崇禎帝就對自己的“天縱英明”非常得意的。皇帝如此英明，卻內憂外患、國事日非、遍地餓殍、兵荒馬亂，那就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崇禎帝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難以計數。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文臣個個可殺”。但對于平民百姓，據說崇禎帝給李自成留有遺言，“勿傷百姓一人”。

但是，當時的明朝百姓對這個臨死前還掛念他們的皇帝卻并不怎樣恭維。李自成發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官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張獻忠更曾布告兩湖，把崇被帝斥為“朱賊”。平民百姓更有把崇禎年號罵為“重征”，也就是征收賦稅極重。

那么，崇禎帝到底是清朝官方所說的“盛德度越千古”的英主，還是明朝百姓斥罵的“重征昏主”呢？

清朝稱頌崇禎帝英明，很重要的一點是他不像祖父萬歷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問題是，崇禎帝虛榮心極重，一方面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擔決策的責任。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風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后輿論嘩然，崇禎帝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

由于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任，飾非有術，諉過于人，結果把滿朝大臣都訓練成了只唱高調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吳三桂部調來對付農民軍，但又死要面子，于是故技重施，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并為他承擔責任。沒想到大臣們都學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著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終于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后，自己做了調吳三桂入關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術，怎能得到可用之才？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皇太極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歷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了！

雖然對大臣刻薄猜忌，但崇禎愛民，倒真不只是嘴上說說，這首先表現在節儉。他不僅生活上節衣縮食，而且對國家經費的開支也很“節省”。只是這種“節省”，并沒有讓老百姓享受到什么好處。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結果是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吁請朝廷予以賑濟，“節儉”的崇禎帝扭捏著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果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于克扣，拖欠軍餉造成嘩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然，崇禎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里“節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后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當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于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錢幫助守城，結果城破后人作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民軍所得。為什么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

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著臉說是“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當庭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是崇被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結果李自成進京后，繳獲的宮中“內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于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雖然守財而死，但崇禎帝最終選擇與國都共存亡，是他最得明朝遺民和清朝官方頌揚的一點，也因此得到了“天子死社稷”的美譽。但實際上，崇禎帝并沒有那么強硬。早在大順農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玄宗溜之大吉，并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南京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崇禎帝難得敞開心扉直言，“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在，怎么辦呢?”這時離農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天子守社稷”的高調，把急于逃命的崇禎帝放在火上烤。

而主張讓太子到南方“監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國后登基自立、架空父親唐玄宗的舊史，自然被崇禎所否定。到了二月間，農民軍已經逼近北京，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盡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并開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決心，結果農民軍規定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被帝的真實形象實在并不像清朝官方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系。

至于清朝愿意為崇禎帝歌功頌德，主要是因為崇禎帝是被李自成逼死的。而死于清朝之手的南明諸帝，清朝則肆意貶低，甚至干脆否定他們的皇帝身份。如果崇禎帝是被清朝軍隊所俘虜殺害，《明史》中崇禎帝的形象肯定不會如現在那般光彩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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