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小莉幫忙”最近寫的一起案例——

【#】#妻子被騙43萬丈夫幫還后兩人鬧離婚#4月4日（發布），河南洛陽，新婚妻子孕期被詐騙43萬，丈夫幫還十余萬外債后兩人卻起訴離婚。丈夫介紹：與妻子結婚不久，妻子做網絡刷單遭遇海外電信詐騙，刷走信用卡中43萬元，雖然自己拿出部分資金（14萬）幫助還款，但心中難以跨過這個坎，總挑妻子毛病，于是兩人分居，起訴離婚。丈夫：如果沒有被詐騙背上的外債，我們會是另外的樣子。同甘容易，共苦難，能抵擋風雨，才能守住余生。 小莉幫忙

就是這樣一起案例，本身并不復雜。河南洛陽，一妻子在孕晚期參與網絡刷單，被海外詐騙團伙誘導透支信用卡43萬元。丈夫動用9萬元禮金和5萬元購車款，幫忙償還了14萬元債務。

然而，巨大的經濟損失像一根刺扎在夫妻二人心中，丈夫長期以“你的命未必值40多萬”“爛人”等言論貶低妻子，坦言“因損失太大，看她處處不順眼”。妻子則控訴遭受語言暴力，表示“他不愿共同還債就算了，我還有工作”，并帶走孩子拒絕丈夫探視。最終，兩人分居并起訴離婚。

細讀相關媒體報道，敘事重心往往落在丈夫的“言語打壓”和“冷漠”上，強調妻子孕期的脆弱與無辜。這種描述方式無形中構建了一種情感邏輯，那就是妻子是詐騙的受害者，理應得到包容與安慰；而丈夫的怨氣與指責，則成了壓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輿論場中現在不乏對這位丈夫的批評，認為他“不夠擔當”、“缺乏共情”。

然而，這種敘事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43萬元的巨額債務，對一個普通家庭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般的打擊。這筆錢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且丈夫事先并不知情。

而韓先生認為，發生詐騙時，自己并不知情，不希望被認定為是共同債務。并且，年僅兩歲的孩子竟然說出了“爸爸是壞蛋”之類的話語，這讓自己非常氣憤！ 小莉幫忙，公眾號：小莉幫忙

根據《民法典》第1064條，此類債務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基于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則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換言之，從法律層面，丈夫本無義務共同承擔這筆債務，但他依然拿出了14萬元幫忙償還——這本身已經是一種強有力的承擔。

在我們的社會輿論中，尤其是在男女兩性關系和婚姻家庭領域，對是非對錯進行優先判斷的準則，似乎早已失效。

在其他領域，無論是商業合作、朋友交往還是公共事件，我們首先會厘清責任歸屬。先搞清楚誰犯了錯？誰該為此負責？在此基礎上，才會討論是否要給予諒解、提供支持。

然而，一旦進入兩性關系語境，這套邏輯常常被“共情”“情緒價值”“性別處境”等話語覆蓋。錯誤的一方，可能因為其性別身份（說白了就是女性）、孕期等特殊狀態，而獲得某種輿論上的“豁免權”或“同情分”。指責錯誤的一方，反而容易被貼上“不夠寬容”“冷漠”的標簽。比如以前我說過多次的，《》。

這種傾向不僅存在于輿論場，有時也滲透到某些司法實踐中。盡管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共債共簽”和“共債共用”原則，但在具體案件中，情感因素、社會觀念卻依舊可能影響判斷。而我們的輿論宣傳，到底是在尊崇和引導“能頂半邊天”的、有獨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還是在暗示某些群體中的個體，可以成為無需為自己的重大決策錯誤承擔完全責任的“巨嬰”？

婚姻是共同體，意味著風雨同舟。但“同舟”的前提是，雙方都是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舵手，共同為航向負責。如果一方因重大過失，比如本案中的輕信詐騙導致巨額債務讓船只面臨傾覆風險，另一方產生怨憤、指責，這是人性使然，也是責任邏輯的必然。

真正的平等，是權利與責任的平等。如果一定要求丈夫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共同承擔巨額債務（無論是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那么相應地，妻子也應該承受因其決策失誤而帶來的合理批評與后果。不能一方面要求對方承擔經濟損失（尤其是丈夫已經幫還14萬），另一方面又要求對方完全克制情緒、不得有任何怨言。這既不符合人性，也扭曲了基本的責任倫理。

假設性別反轉一下，如果是一位丈夫因投資騙局或網絡賭博欠下43萬巨債，輿論又會如何評價？恐怕“敗家”“不負責任”的指責會頓時鋪天蓋地，而妻子若因此表達憤怒甚至提出離婚，也會被視為合理反應，說不定《消失的她2》都立馬拍出來了。這種雙重標準，恰恰是對性別平等的傷害。

本案中的這起悲劇，根源自然是詐騙犯罪。但在被詐騙之后，如何面對后果，考驗的是夫妻雙方的心智與關系韌性。丈夫的言語過激固然不當，但將其塑造為婚姻破裂的主要責任方，則無疑是一種敘事上的偏頗。

健康的輿論環境，應當倡導一種基于理性與責任的婚姻觀。夫妻是平等的合伙人，既要共享收益，也要共擔風險——尤其是因一方過失造成的原本不必承擔的風險。

在根本的是非對錯面前，性別不該成為模糊焦點的濾鏡。遇到這種事情，先厘清責任，再談包容與扶持，這樣的關系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地基上，而非情緒的泡沫之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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