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改造世界的認識，是空洞的；離開正確認識的改造，是盲動的。唯有將二者統一于實踐，才能真正推動歷史前進。

1920年1至4月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同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第三次在上海期間，熱切搜尋并閱讀了當時為數不多的共產主義文獻中文本。毛澤東回憶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讀了三本書，只取“四個字”，這表明他從一開始就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拒絕教條主義，也表明“這四個字”如一道閃電劈開了迷霧。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推動的“驅張”運動取得階段性成果——1920年6月，湖南軍閥張敬堯被譚延闿驅逐。舉省歡騰之際，毛澤東卻冷眼觀察：新上臺的譚延闿、趙恒惕迅速暴露軍閥本性，橫征暴斂如故，所謂“自治”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現實政治令毛澤東痛感：“虎口里討碎肉，是不能夠的。”

就在這理論與實踐的猛烈碰撞中，思想的熔爐終于達到了臨界點。毛澤東后來清晰地定位了這個轉折：“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他感到一種“透底的變化”——不是多了一種學說，而是整個看世界的方式被徹底重塑。

這個新確立的世界觀，堅定而清晰。1920年10月下旬，英國哲學家羅素應邀在長沙演講，主張通過教育、合作實現漸進改良。毛澤東擔任部分記錄整理工作，內心卻不以為然。他在隨后的通信中明確表示：羅素的方案“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面對中國百年沉疴，需要的不是修補，而是對社會結構的根本改造。

1920年11月，毛澤東在給羅章龍的信中指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要求新民學會告別早期“感情的結合”，轉向“主義的結合”——必須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方法、共同的信仰。

幾乎同時，蔡和森從法國寄來長信，疾呼：“非組織俄式共產黨不可！”“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回信：“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思想的共鳴化為行動。1920年11月，毛澤東與何叔衡等六人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秘密集會，簽署建黨文件，創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因如此，1956年中共八大填寫入黨時間時，毛澤東親筆寫下：1920年。

世界觀的轉變，立即轉化為方法論的革新。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給蔡和森及留法會員的信中闡明：“我覺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后，指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上各層理由，所以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這是毛澤東在信中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路徑時提出的。

在信中，毛澤東還指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這標志著青年毛澤東完成了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轉變，為其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更關鍵的是，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需要做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這，正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思想源頭；

這，也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哲學基石。

在此后的歲月里，這一世界觀——方法論體系不斷經受血與火的檢驗：

1927年，當黨內多數人聚焦城市工人時，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斷言“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

1930年，針對“本本主義”，毛澤東疾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革命處于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照搬馬克思主義書本和蘇聯經驗）和經驗主義（固守自身局部經驗）兩種錯誤思想，曾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的重大挫折。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哲學時，寫下《實踐論》《矛盾論》，旨在從哲學高度清算這兩種錯誤思想，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中國革命提供科學的認識論指導。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系統闡明：“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

1957年2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重申：“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毛澤東主席始終強調哲學改造世界的功能。什么是哲學？1963年5月，毛澤東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指出，哲學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唯物論、唯心論、世界觀、辯證法，都是認識論。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方法論。

甲靈心鑒：從1917年《心之力》“我輩決不可遺忘正義使命”，到1920年在北京在上海捧讀《共產黨宣言》，毛澤東的世界觀之變，從來不是天賦神啟，而是在時代洪流中，通過閱讀、思考、辯論、實踐，一步步淬煉而成。

認識是為了改造。改造世界，不靠解釋，而靠行動；而行動的力量，源于對世界真實的認識。1963年以“認識論”定義哲學的終極凝練，是毛澤東留給歷史最深邃的答案。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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