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慶國：關于全球風險政治學的幾點思考

本文為《焦慮與憤怒時代的全球風險政治》一書序言，于2026年4月1日在《中華讀書報》發表。

《焦慮與憤怒時代的全球風險政治》是一本探討重要問題、內容極為豐富且諸多觀點令人回味的著作。讀這本書也加深了我對風險這個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2011年10月，我應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的邀請，參加第四屆國際風險評估與前景分析論壇（The 4th Inter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 Symposium）。大會邀請的一位專門研究風險的國際知名專家在主旨發言中就風險（risk）問題強調：風險是未知的，已知的就不再是風險。這一說法不僅引發了我對風險問題的思考，也成為我這些年時不時關注風險問題的起點。

如果說風險是未知和不確定的，那么理論上講，它也是無處不在的、很難辨識的，甚至是防不勝防的。然而，出于生存和發展需要，人類自出現起就開始嘗試辨識和確定風險，這是人類謀求生存本能的需要，也是安全和發展的要求，辨識和確定風險遂成為人類追求的一個目標。

在科技與生產力極度落后的古代社會，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知非常有限，無法解釋的地震、洪水、瘟疫，都被歸因于“上蒼的意志”或“神靈的懲罰”。那些被認為能與神靈溝通的人，便成了人類與未知風險之間的“橋梁”。在古埃及，祭司通過觀察星象來預測尼羅河的泛濫時間，被視為“神的使者”；在美洲的瑪雅文明中，祭司階層掌握著天文歷法，他們對日月星辰運行規律的解讀，直接影響整個部落的遷徙與生產；在我國商周時期，巫師通過龜甲占卜來判斷吉兇，決定戰爭、祭祀等重大事務。

這些“溝通者”之所以能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掌控政治權力，本質上是因為他們壟斷了“風險辨識權”——當所有人都對未知感到恐懼時，他們提供了一套看似合理的“風險敘事”，提供了統治者執政的合法性，同時也緩解了群體的焦慮。

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驗的積累使人們逐漸質疑這種“神權主導”的風險辨識方式。當人們發現，祭司預測的洪水并未如期而至，巫師占卜的戰爭結果與現實相悖時，“口說無憑”的神權敘事便逐漸喪失了權威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善于總結歷史經驗、理性分析歷史和現實的“智者”與“謀士”——他們不再依賴“神靈的啟示”，而是從歷史事件中尋找規律，從錯綜復雜的現實中探索未來。

春秋戰國時期的孫武在《孫子兵法》中提出，“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明確反對依靠鬼神占卜來判斷戰爭風險，主張通過分析敵我實力、地形、天氣等現實因素來制定策略；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在《隆中對》中通過分析天下大勢，預判了“三分天下”的格局，為劉備集團規避了多次戰略風險。這些智者與謀士的價值，在于他們將風險辨識從“神學”拉回了“人學”，用理性與經驗搭建了對抗未知的新橋梁。

這種“經驗主義”的風險辨識方式，在人類社會中延續了數千年，直到科學革命的到來，才徹底改變了人類認知風險的路徑。16世紀以來，哥白尼的“日心說”打破了“地心說”的桎梏，牛頓的經典力學體系為人類解釋自然現象提供了科學工具，達爾文的進化論讓人們重新認識生命的起源與演化。科學的出現，讓人類第一次擁有了“量化風險”“驗證因果”的能力。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人類在處理復雜問題時逐漸掌握了更加精確的工具和方法。科技不僅使得人類能夠通過客觀歸納、分析和解釋現象，揭示事物發展的規律，還第一次為我們提供了系統性辨識風險和預測未來的機會。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家通過觀察、實驗、數據收集，揭示和檢驗客觀規律，進而預測風險：1846年，法國天文學家勒維耶通過計算天王星的軌道偏差，預測了海王星的存在，這是科學對“未知天體風險”的精準預判；20世紀初，物理學家通過研究放射性物質，發現了核輻射的危害，為核能的安全利用提供了風險預警。隨著科學方法向社會科學領域延伸，經濟學家通過構建數學模型預測經濟周期，社會學家通過調查數據分析社會矛盾，政治學家通過地緣政治風險建模預判國際沖突。科學似乎成了人類辨識風險的“萬能鑰匙”。

然而，辨識風險本身并非“純粹的客觀過程”，它還受到人類認知局限、情緒效應與政治博弈的多重影響，這也是龐珣教授在書中反復強調的觀點。

風險辨識的復雜性首先來源于人類的認知局限。認知局限不僅存在于個體的思維框架中，也廣泛存在于各類群體中，特別是精英群體與民眾群體。盡管當下人工智能可以處理海量數據，但其仍然無法完全模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人工智能的“認知局限”本質上是人類知識的局限。對于精英群體而言，盡管他們在特定領域有著系統深入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經驗，但是他們對于自然界和社會的理解仍然是有限的。民眾群體的認知局限主要體現在對相關問題的知識儲備與關注投入相對不足。多數人缺乏系統的科學訓練和專業知識，日常精力多集中于應對工作與生活事務；面對龐雜信息與日益復雜的風險情形，往往難以作出理性客觀的判斷。

如果說認知局限是人類辨識風險的“客觀障礙”，那么情緒效應就是干擾風險辨識的“主觀迷霧”。由于風險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因此它往往會引發人類的焦慮和恐懼，這種情緒化反應無形中放大了風險的威脅。在面對未知和無法控制的風險時，人們更容易陷入過度擔憂，甚至作出過激反應。例如，當氣候變化的威脅逐漸加劇時，部分群體可能會因過度焦慮而推崇極端的應對措施，忽略長期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在這種情緒效應的作用下，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論和觀點可能會被廣泛接受，甚至成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例如，“地心說”曾占據主流，盡管這種觀點已被科學證實為錯誤。同樣，今天一些社會理論，如種族優越論或“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往往也因其將復雜問題簡單化而受到一些人的青睞。那些質疑這些觀點的人可能會被視為異端，甚至受到排斥或迫害。由此可見，情緒效應會導致風險的極度放大，錯失理性分析的機會。

比認知局限與情緒效應更復雜的，是政治博弈對風險辨識的影響。風險的未知性和不確定性，為政治力量提供了“建構風險”的空間：誰能辨識風險，誰就能主導政策方向；誰能掌控風險的解釋權，誰就能獲得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在現實社會中，風險辨識不僅關乎對事物本質的理解，更直接關系到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這就導致風險辨識往往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圍繞氣候變化的政治博弈。早在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就已經發現了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氣溫上升之間的關聯，但直到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氣候變化才正式成為全球共識。在這期間，傳統能源企業（如石油、煤炭公司）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通過資助智庫、游說政客、操縱媒體等方式，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延緩氣候政策的出臺。它們聲稱“全球氣溫上升是自然周期的結果，與人類活動無關”，甚至偽造數據、攻擊氣候科學家。這些做法本質上是利益集團對“氣候風險話語權”的爭奪。

認識人類風險辨識的歷史和上述因素對風險辨識的影響，是人類成功辨識和化解風險的開始。只有充分認識到辨識風險過程中面臨的認知局限、情緒化效應和政治博弈問題，人們才能夠有意識地采取相應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限制這些因素的影響，從而能夠充分利用現有的科技手段全面收集和分析信息，總結人類的歷史經驗，以最大限度辨識風險并在其變成威脅之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龐珣教授的這本書圍繞風險研究展開，既有對國內外學界相關成果的全面梳理，也有對關鍵問題的深入分析：從風險概念的界定、性質的認知，到風險認知演變的脈絡，再到情緒因素如何干擾風險判斷、政治博弈怎樣影響風險辨識，最后還延伸探討了這些問題對全球治理的現實意義，研究維度完整且邏輯清晰。全書內容極為豐富，理論根基扎實，分析中立客觀，既彌補了國內相關領域研究的短板，也為后續探索提供了重要參考，兼具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是一部難得的學術專著。我前述對風險問題的粗淺思考，若能喚起更多人對風險研究的興趣，引導大家深入研讀這本大作并從中獲得啟發，于我而言便是莫大的榮幸。

賈慶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焦慮與憤怒時代的全球風險政治

龐珣 著

ISBN 978-7-301-36873-2

2026年1月出版

編輯：梁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