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PENG

人物：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文科資深教授

有十來年的時間，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華大學教書，雖然說起來算是同事，但因為他很早退休，所以，見面常常是在同去辦公室取郵件的時候，或者是在清華園里散步購物的時候。不時收到何先生贈送的新著和新譯，不由得感嘆他的學術生命力。何先生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父親還長一歲，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輩，輕易不敢去打擾。

后來，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學經(jīng)歷的《上學記》，不知為什么，想起兩年（“必記本"注：此處應為2004年）前的夏天，那時我父親還沒有過世，在病榻上，很少談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諱談起往事的父親，望著天花板，突然給我講起了他往年的經(jīng)歷，斷斷續(xù)續(xù)講了一整天，從福州的家辦私塾到官立學堂，從抗戰(zhàn)時期流轉(zhuǎn)山區(qū)的暨南大學，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軍政大學，讓我覺得，他們那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執(zhí)著地追求國家富強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經(jīng)歷和心路歷程，真的是和我們不同，有點兒像精衛(wèi)填海，也有點兒像飛蛾投燈。

看到何先生講述他從北京的師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聯(lián)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親的談話仍在繼續(xù)。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28日）

親歷歷史：

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這份珍貴的口述資料，好像隨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個時代的歷史之路上。

這個歷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為它千百次地出現(xiàn)在我們各種的歷史書里。何先生求學的時代，正是中國最痛苦的時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國是一連串的戰(zhàn)爭，軍閥互相打，國共也在打，日本人打進來，把中國變成一個殺戮場，八年抗戰(zhàn)剛剛結(jié)束，中國又成了另一個大戰(zhàn)場，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是，那個時候的烽火豈止是連三月，簡直是連了幾十年。

不過，這個烽火歲月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敘述篩選后的簡明大綱，可歷史并不僅僅是“大綱”，正像何先生評論西南聯(lián)大歷史書的編纂一樣，有時候歷史被寫得就像“注冊組的報告”，讓我們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實在生活世界里，畢竟不僅僅有烽火和殺戮，因此，當我們隨著這些親歷歷史的長者進入細節(jié)，歷史便好像變得陌生起來，仿佛另有一個我們沒有見過的時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記憶中，那個時代，不僅有北京從軍閥的“五色旗變成青天白日滿地紅”，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學里的尊孔讀經(jīng)和白話教育之爭，有那個時代中學生“無事亂翻書”的愉快，還有短暫平安時期看西洋電影的震撼。盡管他事后想起來，最好的讀書日子，只有“從初二到高一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聯(lián)大的七年”，但是，就在這一樣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的三年和流離顛沛的七年中，畢竟他還有讀《莎氏樂府本事》、《格列佛游記》的時候，還有“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的時候，還有自由選修諸如鄭天挺、陳福田、沈從文、錢鐘書那些風格各異課程的時候。也許，那只是歷史的細節(jié)，可是正像現(xiàn)在流行的一句話“細節(jié)決定一切”一樣，看到歷史的細節(jié)，常常會反過來，讓你更加理解歷史的脈絡和輪廓。

這份口述歷史之所以對我們很重要，還因為有很多已經(jīng)進入歷史的人物，隨著何先生的回憶，又從歷史里面走了出來。

記得前年（“必記本”注：即2004年）夏天，父親談起他在閩北山區(qū)流亡時的暨南大學生活，對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為畢竟他是學國際貿(mào)易的，他身邊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聽他談起何炳松先生，讓我對這個《新史學》的翻譯者有一些新印象。

何兆武先生是歷史學家，又遠比我父親的閱歷豐富，他的記憶中有一團熱情的聞一多、有民主人士張奚若、有戰(zhàn)國策派雷海宗、歷史學家吳晗、有哲學史家馮友蘭、邏輯學家金岳霖，有“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學家兼教育家曾昭掄，當然，還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數(shù)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必記本”注：即殷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為榮的朋友王浩。

這些我們文史領域中人耳熟能詳?shù)膶W者，就活生生地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為我們重構(gòu)了那一代學術和文化的歷史，也為我們重建了何先生求學時代的文化環(huán)境，讓我們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樣的歷史中成為知識分子的。

讓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他回憶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與王浩關于“幸福”的討論，也許，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鑰匙：

人是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話題我們討論過多次，我也樂得與他（王浩）交流，乃至成為彼此交流中的一種癖好。他幾次談到，幸福不應該是pleasure，而應該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質(zhì)的享受，而幸福歸根到底還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識上的一種狀態(tài)。我說，幸福應該是blessedness（賜福），《圣經(jīng)》上有云：“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可見“福”的內(nèi)涵是一種道義的，而非物質(zhì)性的東西。他說，那么宗教的虔誠應該是一種幸福了。我說，簡單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為它沒有經(jīng)歷批判的洗練，不免流入一種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淪為愚夫愚婦的說法。一切必須從懷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話：“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種更高層次的懷疑，它每天都在不斷地［與自我］戰(zhàn)斗。如果我們能活到有結(jié)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歸宿就是圣潔，唯一的逃脫辦法就是愚蠢。）”他聽了非常欣賞。幸福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dunch leiden，freude（通過苦惱的歡欣）”，而不是簡單的信仰。

據(jù)說，何先生與王浩之間有過多次討論，“每次談論總是他說服我，這一次我說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陣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記得那一次談論，說明這一觀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幸福：

什么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

除了這一次和王浩的談話中，說到“幸福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傳中，還特別反復鄭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詞，他說那時他曾想要寫一本《幸福論》，他覺得，人是個復雜的動物，不能單純從物質(zhì)角度衡量，或者單純用金錢衡量，是不是錢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樣，畢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僅僅是物質(zhì)或金錢的滿足。

在一處他又說，“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處他再次強調(diào)，“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對未來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也就是說，個人的幸福和整個社會的幸福是密切相關的。我想，對于理性始終的追求和對于社會始終的責任，也許是我們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關鍵。生在中國已經(jīng)不再是天朝大國，而是積衰積弱的時代，何先生他們那一代人在戰(zhàn)亂中一邊上學，一邊觀察社會，上學也許既是一個學知識，成為有技術的專業(yè)人員的過程，可也是一個成為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的過程。

何先生回憶中有一段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日本的仇恨非常強烈，我想現(xiàn)在的年輕人已經(jīng)不會有這種感受了，也可以說，對日本人的仇恨是我們這一代人難以了卻的情結(jié)。比我年輕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時候的中小學生，他們大概也有一個情結(jié)，就是對個人崇拜的情結(jié)，一聽到偉大領袖，馬上淚流滿面，我想現(xiàn)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沒有那種情結(jié)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情結(jié)，我們那時代情結(jié)就是仇恨日本。”這當然不是一種狹隘的仇日情緒，其實應當理解為對民族命運的普遍焦慮，現(xiàn)實的危機，加上自從一八九五年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簽訂以來，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東北淪陷，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積成了這種心情。

在這種心情中，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自然把追求國家富強當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設科學理性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把民族的整體崛起看作個人幸福的基礎，這是一代人的感情傾向。

記得那一年我曾經(jīng)問我父親，為什么要放棄上海好端端的金飯碗，跑到南京軍政大學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糧？父親沉吟半晌，只簡單地說這是潮流。不過，追趕潮流并不意味著是見風使舵的政治傾向。何先生對于政治，對于那種被政黨意識形態(tài)壟斷了的所謂“政治”并不熱心，這也許是他父親的遺傳，在這份口述歷史中，他說，“我的父親不是國民黨黨員，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親一生討厭政治，認為政治是黑暗的、骯臟的，小時候我經(jīng)常聽他這么說，所以我想他不是黨員”;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他上學的時候也參加過學潮，大都是不滿當時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為“潮”，包括“一二·九”運動。他說，凡游行他都參加，但是有一個界限，那就是只參加愛國學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說：“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材料，既不會唱，不會講演，也不會寫文章做宣傳;第二，從小我就有一個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復雜、骯臟的東西，一定要遠離政治，父親也是這樣告誡我。所以實際上我就給自己劃了底線：愛國是大家的義務，反對侵略者是國民的天職，YX我參加，回來也是挺興奮的，宣言里也簽名表態(tài)，但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不參加。”

有人說，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整個地向西轉(zhuǎn)了，是西風壓倒東風，所以知識分子的主要傾向就是“西化”。不過，這個理解可能太簡單，應該看到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知識分子以向西方“現(xiàn)代性”看齊的方式，反過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的訴求，追尋民族和國家自立和富強的愿景，在“世界主義”的外衣下，凸現(xiàn)著一種曾經(jīng)被稱作是“民族主義”的感情。這就是我常常說的，以世界主義的面目成就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目標接受世界主義。雖然這種糾纏的心情，有時候會被看成是“救亡壓倒啟蒙”，但是，因為救亡是追求富強，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學，所以，啟蒙和救亡始終是一體兩面。因此在中國，知識分子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追隨那些可以拯救國家、導致富強的大潮流，特別是在外敵壓境的危機中，更是常常希望“東方紅，太陽升”。這種心情，是很多沒有經(jīng)歷過那一代歷史的人所不太能夠理解的。

“現(xiàn)在的年輕人也許不太能理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幸福觀和自由觀好像都有些太單純甚至太簡單”，何先生很感慨。

的確是很單純很簡單，但單純和簡單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說他們愛國，國家富強是他們觀念世界中最優(yōu)先的選項，在這個選項下，他們會接受能夠達成目標的觀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達成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說的，“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diào)自己的特色來抹殺普遍的價值。中國有沒有特色？有特色，但是這特色你不必強調(diào)”。現(xiàn)在，流行時尚是批判普遍性，質(zhì)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學和自由，強調(diào)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獨行，鄙視遵守規(guī)則，覺得知識分子永遠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攪亂者，這也許有它的洞見。但是，在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中，我們卻需要理解和尊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于西方所謂普遍真理和永恒價值的選擇。在那個時代，他們卻寧愿相信“歷史的普遍規(guī)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學。因此，他們會對國民黨搞黨國一體的專制非常反感，覺得它是看錯潮流走錯了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初期，專制獨裁乃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張學良下野到歐洲游歷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義，認為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在這種世界歷史的背景之下，國民黨沒有跟隨英美民主，而效仿蘇聯(lián)的專政體制，便不足為奇了”。

憑了這一點，他們對解放區(qū)、新中國有好感;但他們同樣也批評解放后的胡攪蠻干，他引用了張奚若先生的話，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他說，“這十六個字還是有道理的。我們是有些鄙視過去、迷信將來，其實有些傳統(tǒng)的東西，和階級斗爭沒有關系，那是人類經(jīng)驗的積累、人類智慧的結(jié)晶，不能隨隨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紅燈的波長最長，看得最遠，所以紅燈停、綠燈走，這是有科學依據(jù)的，全世界都是這樣，資產(chǎn)階級、無產(chǎn)階級都得按信號燈走”。

對國家（不是政府）的忠誠，對政治（不是政黨）的疏離，看起來沖突，實際上統(tǒng)一，我相信這就是那一代中國有立場的知識分子。并不是有專業(yè)的人就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知識分子的立場？關于這一話題，現(xiàn)在討論的著作已經(jīng)很多了，不過書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論，并不好拿它來截長續(xù)短、按圖索驥。特別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國讀書人，身處萬方多難的社會中，成為一個有立場的知識分子，好像并不如書本上說的那么簡單。我以前讀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看到里面說，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應當是“局外人”（outsider），認為他需要的是“反對的精神（“必記本”注：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調(diào)適（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國現(xiàn)實中，這話也許只對一半，因為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那種精神緊張和生存危機中，人們無法不向往一個光明的未來和富強的國家，他們無法成為“局外人”，也不可能僅僅是“反對”。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隨著“五四”時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學當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國家整體的富強當作永恒的理想，這是超越專業(yè)技術人員，成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基礎。

風度與修養(yǎng)：

現(xiàn)在還需要紳士嗎？

二零零一年，清華大學曾經(jīng)試圖為何先生舉辦一個八十壽辰慶祝會，邀請了一些人來座談，我記得有當時還在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劉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開頌壽會，也不配出紀念集。

也許，有的人以為這只是做做謙讓的姿態(tài)，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學生彭剛?cè)ソ铀麉s把家門鎖上，一人飄然離開。我參加過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壽會，而這次主角缺席的祝壽會，卻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現(xiàn)在學術界文化界的風氣，不說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見到的何先生，始終謙和而從容，在大家談興很高的時候，他會笑瞇瞇地在旁邊聽著，如果話音稍停，他也會很高興地說上兩句，絕不讓大家掃興。說起來，他的著作和譯作等身，我們這一代人對于西方歷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譯和介紹，但他卻始終處世很低調(diào)。

我常常在想，人怎樣才能像何先生那樣有修養(yǎng)，“修養(yǎng)”這個詞，其實翻過來說就是“文明”。按照一種說法，文明就是人們越來越懂得遵照一種規(guī)則生活，因為這種規(guī)則，人對自我和欲望有所節(jié)制，對他人和社會有所尊重。但是，僅僅懂規(guī)矩是不夠的，他又必須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樂趣，使他表現(xiàn)出一種不落俗套的氣質(zhì)。

《上學記》里面有一段話我很同意，他說,“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僅是邏輯的、理智的，不僅僅是科學的，還有另外一個天地，同樣給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滿足”。可是，我近來越來越感到，這種精神生活需要從小開始，讓它成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經(jīng)由一陣風似的惡補，貼在臉面上掛作招牌。盡管他自己很謙虛地說，他這一代人國學的基礎都非常差，沒有背過四書五經(jīng)，但是，他從中學起就讀《開明青年叢書》、讀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詩、讀顧頡剛和朱光潛、讀《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詮》，也看西洋電影和武俠小說，高中時還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必記本”注：《莎氏樂府本事》）。肚子里面積攢了東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識，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學唱英文歌曲，他回憶那個時候聽的古諾的《小夜曲》、舒曼的《夢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頌》，覺得“回腸蕩氣，簡直令人銷魂……覺得美極了，靈魂都像上了天一樣”。

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Albert Shils）在《傳統(tǒng)》里面曾經(jīng)說道，“何謂傳統(tǒng)？凡是代代相傳的事物、信念、形象、行為和制度都是傳統(tǒng)，自覺性的高低是次要問題，但必須通過三代（時間的長短不拘），也就是通過兩傳才能成為傳統(tǒng)”。我不知道那種從容、自省和樂觀的氣質(zhì)，是不是也需要兩三代家庭的熏陶和從小浸染才能夠獲得，但是這種近乎貴族氣質(zhì)的傳統(tǒng)，在現(xiàn)在這個變動不居、關系萬千重的社會中，似乎是越來越難以見到了。古代中國經(jīng)常的改朝換代，近代中國太多的底層革命，使得氣度好像成了虛偽，風度可能是無能的別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為勝者，不顧孤兒寡母才能黃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誰”才無往不利，“千萬別把我當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對何先生這樣的人未必公平，社會對有修養(yǎng)的傳統(tǒng)也不見得接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在人心中是絕對政治正確的口號，這是很可悲的。席爾斯說，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語根是traditio，在羅馬法中意指一種繼承私有財產(chǎn)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則指一切在傳承中能維持不變或重新呈現(xiàn)的東西，但是，不僅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古代沒法延續(xù)，在“你方唱罷我登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現(xiàn)代，我總擔心，那份從容和寬厚，還能夠不受世事的沖擊而繼承下來嗎？

何先生在回憶西南聯(lián)大的生活時，說到日本轟炸時的梅貽琦和吳晗，“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yǎng)。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wěn)重，甚至于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而這種氣度或者風度，需要長期的修煉和熏染，也需要一個人對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梅貽琦

（1889.12.29 ~ 1962.5.19）

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

1909年，考取清華的首批庚款留美生

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

結(jié)語

《上學記》談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這讓我覺得很遺憾。

前半生上學的過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記憶里，而進入絕大多數(shù)讀者記憶中的，卻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參加過侯外廬先生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的寫作，他自己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思想史》，不僅有中文本還有英文本；對于西方歷史學理論和方法，他有精確的評述，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歷史與歷史學》中就記錄了他在這方面的思考；他翻譯的許多西方古典，更是影響了一代甚至好幾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錄》、《歷史的觀念》、《二十世紀的歷史學》等等；對于明清兩代西洋傳教士來華的歷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論》就廣泛討論了自徐光啟到李善蘭，明清兩代中國與西洋的文化接觸。可惜的是，這些在《上學記》里面都沒有提到，我曾經(jīng)向何先生建議把口述歷史繼續(xù)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華，常常看到何先生騎著自行車來往照瀾院和普吉院，覺得他真是很健康，從心里為他高興，有時候和何先生遇見，也只是寒暄幾句。可是，當我寫這篇小文的時候，何先生因為偶然病恙，卻兩次住進醫(yī)院，讓人察覺到他已經(jīng)八十五歲了。八十五歲的老人，那一生經(jīng)歷該是多么豐富而復雜，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學生彭剛一起去醫(yī)院看望他，被醫(yī)生命令不準下床的他，手里正拿著《資治通鑒》，看到這一幕，不知為什么我卻有一種奇怪的聯(lián)想，如果說，《資治通鑒》記載的是古代中國的整體歷史，而在拿著《資治通鑒》的何先生身上，卻是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具體歷史，在這個古代中國和現(xiàn)代中國、整體歷史和具體歷史之間，該有多少故事？

走出醫(yī)院，我想起了《上學記》里面的一段話：“‘二戰(zhàn)’的時候，我們真誠地相信未來會是一個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個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個繁榮富足的世界，好像對這些完全沒有疑問。”這是一個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識分子一生的信念嗎？這種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樂觀對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礎呢？

本文選自“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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