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美國會重蹈伊拉克的“海灣泥潭”嗎？｜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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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4月12日，美伊在伊斯蘭堡的和平談判無果而終，下輪談判的時間與地點均不明確。

談判破裂之際，有分析警告當前戰事的演進正重蹈“海灣泥潭”的覆轍。此前，特朗普政府不僅在談判前揚言要摧毀伊朗文明、炸毀其關鍵基礎設施，談判桌上也急于求成、屢劃“紅線”，場外更是不間斷施壓。在這種情況下，伊朗政權若認為無法與美國共存，必將導致戰事陷入往復。而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以及伊朗代理人的活動，最終可能使美國在中東再次深陷“低烈度沖突”和“長期執法”的泥潭。

此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研究員丹尼爾·查德爾與美國海軍研究生院副教授塞繆爾·赫爾方特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倘若美國像20世紀90年代對待伊拉克那樣試圖遏制伊朗，幾乎必然會導致一輪又一輪反復對抗。若不想重蹈覆轍，美國就必須在戰場與談判桌上同時放棄“全勝”幻想，轉而向伊朗提供一條以核控、限武和約束代理人為條件的關系正常化路徑，并最終與這個“對手政權”達成基于共存的和平道路。

丹尼爾·查德爾（Daniel Chardell）

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克萊門茨國家安全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員

塞繆爾·赫爾方特（Samuel Helfont）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海軍戰爭學院項目副教授、胡佛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在美國與以色列剛對伊朗發動聯合襲擊，外界便立即援引了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類比：這場中東干預行動，令人想起2003年那場影響深遠的美國入侵伊拉克戰爭。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轉發了一篇題為《如果伊朗不妥協，總統手中握著王牌：海上封鎖》的文章。

與2003年一樣，華盛頓此次同樣是主動對波斯灣地區一個長期敵手發動了一場“選擇之戰”，其公開目標都是推翻對方政權。

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兩者的相似之處也僅止于此。在4月7日停火宣布之前，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總體上仍主要局限于空中和海上。特朗普顯然明白，大規模地面入侵——更不用說全面軍事占領——只會讓美國再次陷入一場遙遙無期的海外糾葛，并在國內引發政治風暴。

如果說華盛頓在中東的種種失策確有教訓可資借鑒，那么決策者與其盯著2003年，不如把視線再往前移，回到另一場伊拉克戰爭：1991年初由美國主導、旨在將科威特從伊拉克占領下解放出來的“沙漠風暴”行動。

當時，美國贏得了現代史上最具決定性意義的軍事勝利之一，卻隨即跌入一個由自身一手制造、持續十年的戰略陷阱。華盛頓摧毀了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的軍隊，卻讓其政權繼續存續。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鼓動伊拉克國內起義，卻在關鍵時刻沒有施以援手。布什及其繼任者比爾·克林頓要求伊拉克拆除其核項目，卻始終拒絕考慮與巴格達實現和解——哪怕伊拉克真的照辦了華盛頓提出的要求。

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政策與戰略的不一致。1991年至2003年間，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愿意與薩達姆政權長期共存，但他們同樣拿不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推翻方案。其結果是長達12年的持續性沖突。

在此期間，美軍事實上承擔起了“地區警察”的角色。整個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以強硬手段遏制伊拉克的做法，同時疏遠了盟友與對手，也不斷削弱國際社會對遏制政策本身的支持。與此同時，在美國國內，這種長期僵局又不斷催生兩黨要求推動伊拉克政權更迭的壓力，最終導致小布什在2003年作出了入侵并占領伊拉克這一后果嚴重的決定。

如今，美國在伊朗問題上也面臨陷入類似局面的風險。

美國官員已經完全淡化了推翻伊斯蘭共和國的說法，而這一措辭上的轉變，也通過新停火安排的條款被正式固定下來。要真正結束這場戰爭，后續仍需展開進一步談判，而其結果很可能將是一項保留現政權的政治解決方案。正如1991年時的伊拉克一樣，這一政權屆時雖會遭到削弱，但仍有能力再次威脅鄰國，以暴力方式鎮壓其統治面臨的內部挑戰，并動員全球輿論反對美國咄咄逼人的遏制政策。

4月12日，美國副總統萬斯稱美方“帶著誠意”到伊斯蘭堡談判，德黑蘭指責萬斯團隊提出“無理要求”。圖源：路透社

倘若美國像20世紀90年代對待伊拉克那樣試圖遏制伊朗，幾乎必然會導致一輪又一輪反復對抗，不僅牽制美國軍事力量，也會進一步侵蝕國際社會對美國中東政策所剩無幾的支持。

相較之下，華盛頓應當向德黑蘭提供一條通往外交與經濟關系正常化的路徑，以換取伊方遵守一套明確要求，包括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限制其導彈計劃，并停止支持恐怖主義代理人。

老布什和克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犯下的關鍵錯誤，是即便薩達姆政權已經按照美方要求作出配合，他們仍拒絕與之達成和解。倘若美國希望避免重蹈覆轍，其最大挑戰將不在于如何動用軍事力量，而在于學會接受一種保留伊朗現政權的政治安排。

未言明之處

在為“沙漠風暴”行動做準備時，老布什及其顧問心中所念的，是他們自以為從越南戰爭中汲取的教訓。為了避免重陷越戰式泥潭，這屆政府從未認真考慮過一路打進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推翻薩達姆。相反，其目標是重建伊拉克、伊朗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之間的力量平衡。海合會成員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將薩達姆的軍事實力削弱到無法再威脅鄰國的程度，但又不能削弱到造成地區權力真空，或引發伊拉克領土碎片化。

然而，這一植根于現實主義的戰略，與布什在海灣地區所追求的理想主義目標從根本上相沖突。他無法接受伊拉克獨裁者繼續掌權的局面。作為一名二戰老兵，布什慣于將薩達姆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并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類比為20世紀30年代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領土擴張。1990年8月，布什宣稱：“半個世紀前，世界原本有機會阻止一名殘暴的侵略者，卻錯失了時機。我向你們保證：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在這位總統看來，伊拉克問題的性質極為分明，是善與惡之間的對決。他始終沒有真正厘清，“沙漠風暴”究竟是一場旨在恢復地區力量平衡的務實戰爭，還是一場旨在鏟除邪惡暴君的正義戰爭。

原本旨在避免美國更深卷入伊拉克的行動，反而使美國在那里陷得更深。

布什似乎是在自己的認知中——即便不是在現實中——通過假定薩達姆無法在美國施加的羞辱性失敗中幸存下來，來調和這種戰略上的失調。華盛頓希望，摧毀伊拉克軍隊及其關鍵基礎設施，能夠激發伊拉克人民起來反抗薩達姆，或者促使政權內部出現一個更易于打交道的人物取而代之。布什甚至公開呼吁伊拉克人民“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迫使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下臺”。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老布什曾自豪地宣稱組建了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多國聯盟。圖源：美聯社

結果證明，伊拉克人民的確起義了，因為他們相信美國會支持他們。自1991年3月起，民眾起義席卷了什葉派人口占多數的南部和庫爾德人聚居的北部。但美軍卻袖手旁觀，任由薩達姆安全系統的殘余力量屠殺了3萬至6萬名什葉派民眾，以及約2萬名庫爾德人。

在國內外要求援助庫爾德人的壓力不斷上升之下，布什主導采取了一系列臨時拼湊的措施，其中包括于1991年4月在伊拉克北部空域設立禁飛區。盡管這一禁飛區最初只是作為一項臨時措施，旨在為向庫爾德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美方人員提供掩護，但它最終被永久保留下來，并于1992年8月進一步擴大至伊拉克南部。

通過無限期巡控伊拉克空域，美國實際上承擔起了在不推翻薩達姆的前提下遏制其政權的責任——而這種做法需要持續執法、周期性升級，以及在該地區維持長期軍事存在。原本旨在避免美國更深卷入伊拉克的行動，最終卻使其在當地越陷越深。

固守一種幻想

“沙漠風暴”行動結束后，布什政府擬定了一項停火協議，將解除制裁與伊拉克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掛鉤。起初，伊拉克政府試圖隱瞞其非法武器計劃。但薩達姆很快便意識到，自己無法瞞過聯合國核查人員。到1991年底，他已秘密銷毀了自己藏匿的大部分非法武器。

然而，在圍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形成的僵局中，責任并不只在薩達姆一方。從一開始，布什政府就沒有給伊拉克任何配合聯合國核查的激勵。美國官員明確表示，伊拉克的配合絕不會換來制裁解除或外交關系正常化。正如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1991年春天對歐洲同行所說：“任何人——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不應與一個由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政府開展任何正常業務。”如果真如布什所言，薩達姆就是希特勒的化身，那么美國自然也就幾乎不可能與其談判。

克林頓則進一步加碼，延續了布什政府這一有缺陷的做法。公開而言，他選擇的是遏制伊拉克；但實際上，他所能接受的只有政權更迭。這一政策最終證明是自我挫敗的。和布什一樣，克林頓堅持認為，只要薩達姆仍在臺上，制裁就不應結束。而這尤其令人惋惜，因為伊拉克檔案顯示，薩達姆起初曾對這位新總統抱有希望，認為其當選或許會為伊美和解帶來機會。1993年1月，薩達姆曾對其顧問表示：“我相信，（克林頓）執政期間，情況會發生變化。”

但克林頓拒絕了伊拉克方面釋放的善意信號。

1998年4月21日，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薩達姆城向民眾揮手致意。圖源：AP

海灣國家在軍事上無法與體量更大的鄰國抗衡，因此，保障地區安全的責任便落到了美國肩上。美國此前在波斯灣原本規模有限、主要依賴“超視距”部署的海軍存在，逐漸演變為分布在阿拉伯國家的一整套永久性軍事基地網絡。美國重新在巴林設立海軍第五艦隊司令部，在卡塔爾興建烏代德空軍基地，擴建在沙特和科威特的陸空設施，并在海灣維持近乎不間斷的航母部署。

美國在該地區不斷擴張的軍事存在，也帶來了其自身的一系列問題。最廣為人知的，或許是伊斯蘭主義者的反彈：這最終導致基地組織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基地”組織的創始人，）于1996年向美國宣布發動“圣戰”。

實際上，對華盛頓在海灣部署姿態感到不滿的不止本·拉登。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制裁正在重創伊拉克社會，卻并未真正傷及政權本身。食品和藥品日益匱乏，而薩達姆及其核心圈層卻依舊居住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之中。美國在中東和歐洲的盟友，也開始與克林頓日益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政策拉開距離。1996年，沙特和土耳其拒絕允許華盛頓利用其境內基地發動對伊拉克的新一輪轟炸。同年晚些時候，法國退出了執行禁飛區任務的聯盟。

到1998年，當華盛頓與倫敦對伊拉克發動持續四天的密集空襲——即“沙漠之狐”行動——時，歐洲、中東和西半球多地都爆發了抗議。莫斯科還召回了駐華盛頓和倫敦大使，這也是二戰以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

盡管如此，克林頓政府仍不計代價地執迷于“從遠處推動政權更迭”的幻想。誠然，薩達姆絕非值得信任之人，但對美國而言，單純的“配合”從來都不可能足夠。1997年，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曾表示：“對于那些認為如果伊拉克履行其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的義務，就應解除制裁的國家，我們并不認同。”她還說，伊拉克必須“證明其和平意圖”。

除非徹底交出權力，否則巴格達政權根本無從達到這一近乎不可能的高門檻。1998年，克林頓簽署《伊拉克解放法案》，使政權更迭正式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和此前的布什一樣，克林頓既不愿接受薩達姆繼續掌權，又拿不出一套可行的將其移除的戰略。與此同時，對伊拉克的長期“警察式管控”，卻使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

過去未必注定成為序章

1991年之后，歷屆美國政府都陷入了一種幻覺：他們以為自己既可以遏制伊拉克、避免全面軍事占領，又仍能推動政權更迭。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種脆弱且極不得人心的現狀，而這種現狀需要美國長期充當“警察”加以維持，并不斷削弱美國在國際輿論中的正當性。一個更可持續的做法，本應是從一開始就明確表明：只要伊拉克按照美國要求行事，就可以獲得解除制裁、關系正常化以及更持久和平的路徑。

如今，美國在伊朗問題上正面臨類似抉擇。無論未來幾周談判將如何推進，這場戰爭最有可能的結局，仍是伊斯蘭共和國雖遭削弱但并未垮臺。如果特朗普政府放棄談判，寄望于持續空襲和經濟施壓最終促成政權更迭，那么很可能會重演1991年布什在伊拉克所面對的那些失穩后果，包括民眾動蕩、領土碎裂的可能、暴力鎮壓，以及難民潮。

要避免這種結果，特朗普政府就必須做到20世紀90年代歷任總統都未做到的事：找到一種方式，與對手現存的政府共處，無論這個政府多么令人厭惡。

特朗普必須準備好在德黑蘭點頭時，真正把“同意”當作答案接受下來。

最終結束這場戰爭的協議，其邏輯很可能會類似于1991年的那份安排：作為交換制裁解除的條件，伊朗將同意拆除其核計劃、限制其武器發展、停止對代理人的支持，并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需要向美國民眾及其盟友明確表明：如果伊朗遵守美方要求，華盛頓將努力建立互信，并為德黑蘭提供一條通往關系正常化的道路。

當然，從政治上看，這將極難推銷。20世紀90年代，布什和克林頓都已把自己逼進了政治死角。1998年，克林頓曾坦率地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說：“要不是受媒體掣肘，我早就拿起電話給那個狗娘養的打過去了。但在美國，這樣做的政治包袱實在太重了。我做不到。”

特朗普將不得不投入政治與外交資本，說服那些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只滿足于政權更迭的人。如果說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還有什么“積極一面”，那就是當他認定有必要時，往往更敢于采取不受歡迎的立場。這使他在應對當年阻礙布什和克林頓與薩達姆談出外交退路的那些政治約束時，反而擁有某種優勢。

無論選擇哪條路徑，美國都將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即便是在冷戰后權勢最盛之時，華盛頓也未能把一場對伊拉克具有壓倒性軍事優勢的戰爭，轉化為地區長期和平與穩定。或許，1991年與今天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在于，美國已不再擁有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若在這場戰爭之后長期推進對伊朗的遏制行動，將會進一步暴露美國實力的邊界——尤其是在一個越來越由其朋友和對手都具備挑戰其能力所定義的時代。

若要避免重演伊拉克政策失誤之后接踵而來的災難，特朗普就必須準備做到20世紀90年代那些領導人沒能做到的事：即便面對一個最不討喜的敵人，也要在對方答應時，真正接受這個答案。

*文章原標題為“How a Cease-Fire Can Lead to Disaster”，于4月9日發布于《外交事務》雜志官網。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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