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小時55分鐘。這是摩根·德賴斯（Morgan Dreiss）手機統(tǒng)計的日均屏幕時間，精確到分鐘。

這位奧蘭多的文字編輯患有重度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自稱必須"同時做至少三件事"。從睜眼到閉眼，不是在讀書就是在打游戲——書來自圖書館應用Libby，所以也算屏幕時間。為了連續(xù)掛機一款手游（每110小時返現35美元，目前已賺約16美元），德賴斯干脆關掉了自動鎖屏。

過去十年，關于屏幕時間危害的研究堆積如山：神經發(fā)育、心理健康、立法訴訟、陪審團裁定Meta和YouTube故意設計成癮功能。數字排毒（digital detox）甚至成了一門生意，有人專門教你怎么扔掉智能手機。

但德賴斯這類人完全不買賬。他們沒有統(tǒng)一綱領，也不覺得自己有問題——除了記者泰勒·洛倫茲（Taylor Lorenz）這類少數派公開宣稱想把屏幕直接植入大腦。他們被稱為"屏幕最大化主義者"（screenmaxxers），核心信條很簡單：手機開著就開著，怎么了？

工作、育兒、地理隔離：三重鎖死

45歲的科琳娜·迪亞茲（Corina Diaz）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片偏遠林區(qū)，從事游戲營銷和網紅管理。"所以，屏幕時間很長。"她語氣平淡，像在陳述天氣。

2005年，迪亞茲在網上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三年前孩子出生，哺乳期的凌晨三點成為新的屏幕高峰。"我從90年代就開始在網上交朋友，那時候用的是IRC（互聯(lián)網中繼聊天）和BBS（電子公告板系統(tǒng)）。"她說，"屏幕——不管是手機還是別的——一直把我連接到在乎的東西上，尤其是那些主流視野里看不到的亞文化圈子。"

現在她住在距多倫多兩個半小時車程的森林里，屏幕成了"連接生命線"。

丹尼爾·里奧斯（Daniel Rios）的情況類似。這位程序員在南美出生，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國。遠程工作讓他時區(qū)混亂，也讓他和德賴斯、迪亞茲一樣，把"長時間亮屏"活成了默認狀態(tài)。

三人的共同點不是叛逆，而是結構性困境：工作性質抹掉了上下班邊界，地理位置切斷了線下替代方案，育兒或健康因素進一步壓縮了選擇空間。

"有問題"的定義權之爭

德賴斯對"屏幕成癮"的敘事很警惕。"人們假設我在逃避現實，但我的現實就是需要同時處理多線程信息。"他們指出，Libby上的書籍閱讀被計入屏幕時間，讓數據本身變得可疑——"難道讀紙質書就更高尚？"

迪亞茲的反駁更直接：她的線下社交嘗試往往失敗。"森林里的鄰居？我們聊天氣和油價。網上我能找到討論90年代日本視覺系搖滾的人。"對她而言，屏幕不是現實的替代品，而是現實的過濾器——篩掉無聊，保留意義。

里奧斯則提到一個被忽視的技術細節(jié)：現代手機的"屏幕時間"統(tǒng)計把待機顯示、后臺音樂、甚至導航都算進去。"我開車兩小時，屏幕亮著導航，這算'使用'嗎？"

這種質疑指向一個核心矛盾：當健康研究用"屏幕時間"作為統(tǒng)一指標時，它混淆了被動消費和主動創(chuàng)造、社交連接和信息節(jié)食、工作必需和娛樂放縱。德賴斯18小時55分鐘里，有多少是掛機游戲的后臺計時？迪亞茲的"長屏幕時間"里，有多少是凌晨三點在媽媽群里交換育兒經驗？

陪審團裁定之后：平臺責任與個人選擇

2024年，美國陪審團裁定Meta和YouTube對平臺成癮性設計負有責任。這一判決讓"屏幕最大化主義"的處境更微妙——德賴斯們既是被設計的受害者，又是拒絕被拯救的異類。

德賴斯的態(tài)度是實用主義：既然掛機游戲給錢，那就掛著；既然Libby免費，那就讀著。"我不否認平臺在操縱我，但我的應對不是退出，而是套利。"

迪亞茲更激進。她認為"健康屏幕使用"的話語本身帶有階級偏見："能去數字排毒營的人，本來就有錢有閑。我住在森林里，屏幕是我唯一能負擔的連接方式。"

里奧斯則注意到技術政策的悖論：歐盟強制要求手機提供屏幕時間統(tǒng)計，本意是警示，結果成了德賴斯們的競賽工具。"我在Reddit上看到有人曬23小時記錄，底下全是'怎么做到的''求教程'。"

當監(jiān)管試圖用透明度解決問題時，它可能同時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身份政治——屏幕時間從羞恥指標變成了勛章。

未來：腦機接口與最后的抵抗

泰勒·洛倫茲的"屏幕植入大腦"宣言，在德賴斯們看來是個過于遙遠的隱喻。更現實的逼近是生成式AI對屏幕內容的進一步淹沒——當內容生產本身自動化，"主動選擇"和"被動喂養(yǎng)"的邊界將更加模糊。

德賴斯已經開始用AI輔助編輯工作，"但這沒減少我的屏幕時間，只是改變了內容比例"。迪亞茲擔心游戲營銷工作會被AI替代，"到時候我的屏幕時間可能反而更長——得學新工具"。

里奧斯在嘗試一種折中：用物理設備分割功能——電子墨水屏讀長文，平板看視頻，手機只留通訊。但統(tǒng)計數字告訴他，總時長沒變，只是分散到了三塊屏幕上。

三人的實驗揭示了一個尷尬事實：在遠程工作、地理分散、注意力經濟的三重擠壓下，"減少屏幕時間"可能不是個人意志問題，而是基礎設施問題。當線下公共空間萎縮、當工作侵入所有時間縫隙、當算法比你自己更懂怎么留住你，"放下手機"成了一種需要系統(tǒng)性支持才能實現的特權。

德賴斯最后提到一個細節(jié)：那款掛機游戲最近更新了條款，110小時的返現門檻提高到了150小時。他們算了算，決定繼續(xù)掛著。"反正手機本來就要亮著。"

你的屏幕時間統(tǒng)計里，有多少是你真正選擇的，有多少只是因為沒有別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