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玄宗李隆基，估計很多喜歡歷史的朋友都得嘆口氣，這人的一生簡直就是兩個極端，以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前半生是勵精圖治的千古明君，后半生卻是荒淫無道的昏君，一手把大唐的開元盛世推向巔峰，又親手把它拖進戰(zhàn)亂的深淵，反差大到讓人不敢相信是同一個人。今天咱們就用大白話，好好聊聊，這位帝王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從神壇跌落，活成了自己曾經(jīng)最討厭的樣子。

先說說唐玄宗前期有多英明，那可不是吹的，年輕時候的李隆基，那絕對是妥妥的“創(chuàng)業(yè)型帝王”。他即位的時候才27歲，親眼見過中宗、睿宗時期的朝政混亂，外戚專權(quán)、宦官亂政，朝堂烏煙瘴氣，老百姓過得苦不堪言。所以他一上臺，就憋著一股勁要整頓朝綱，把大唐拉回正軌。

他首先做的就是選賢任能，不管出身，只看本事。咱們熟知的姚崇、宋璟、張九齡這些賢相，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姚崇善于變通，幫他解決了很多前朝遺留的難題；宋璟執(zhí)法嚴(yán)格，整頓吏治，杜絕了很多歪風(fēng)邪氣；張九齡為人正直，經(jīng)常犯顏直諫，哪怕唐玄宗不高興，他也敢說真話。那時候的唐玄宗，也確實聽得進勸，甚至姚崇奏請郎吏升遷的小事，他還特意跟高力士說，宰相該管大事，這種小事不用一一匯報，放手讓姚崇去做，君臣同心，把朝堂打理得井井有條。

除了用人，他還大刀闊斧搞改革。精簡機構(gòu)，裁減多余的官員，減輕國家負擔(dān)；親自考察縣官，確保基層官員能為民辦事；在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檢田括戶，把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收回來，分給無地的農(nóng)民，還把逃亡的人口登記入籍，這樣一來，國家的財政收入多了，老百姓也能吃飽飯了。他還帶頭節(jié)儉，把宮里奢侈的金銀器物、錦繡綢緞都燒了，禁止天下采珠織錦，一時間，大唐上下都形成了節(jié)儉的風(fēng)氣。

可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位英明的帝王，越到晚年，變化越大，尤其是天寶年間以后，簡直像變了一個人。而這一切的轉(zhuǎn)折點，慢慢就為后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隱患。

首先是心態(tài)變了。天寶元年，李隆基已經(jīng)做了三十年皇帝，年紀(jì)快六十了，看著自己一手打造的盛世，他開始驕傲自滿，覺得天下太平，萬事大吉，再也沒有了年輕時的危機感。他常說自己功高蓋世，比唐太宗還要厲害，漸漸變得好大喜功，聽不進逆耳忠言，反而喜歡聽阿諛奉承的話。以前張九齡經(jīng)常勸他，要居安思危，不要重用奸佞，可他后來覺得張九齡太啰嗦，干脆把他罷了官，換上了只會討好他的李林甫。

心態(tài)變了，用人自然也跟著變。李林甫這個人，就是典型的“口有蜜，腹有劍”，表面上對誰都和善，背地里卻陰狠狡詐，把持相位十九年，凡是比他有才華、威脅到他地位的人，他都會想方設(shè)法除掉。他還故意堵住大臣的嘴，告訴諫官，現(xiàn)在明君在上，不用多說話，否則就會被罷免，從此朝堂上再也沒有了直言進諫的聲音，只剩下一片阿諛奉承。

而真正讓唐玄宗徹底沉淪的，還是楊貴妃的出現(xiàn)。天寶三載，他納楊玉環(huán)為貴妃，從此就像變了個人似的，沉迷于聲色犬馬，把朝政拋到了九霄云外。白居易《長恨歌》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說的就是那時候的他。為了討好楊貴妃，他不惜勞民傷財，修建華麗的宮殿，從南方運送新鮮的荔枝，一路快馬加鞭，只為讓楊貴妃能吃到最新鮮的。楊貴妃的一家也跟著雞犬升天，她的哥哥楊國忠更是憑借她的關(guān)系，一路做到了宰相，身兼四十多個官職，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驕橫跋扈，把朝堂攪得一團糟。

除了用人和心態(tài)，制度上的漏洞也越來越大。唐朝初年的府兵制，本來是“內(nèi)重外輕”，精兵都集中在關(guān)中，防止地方叛亂。可后來均田制崩壞，府兵制維持不下去，唐玄宗就推行募兵制，結(jié)果邊防的兵力越來越多，還設(shè)立了節(jié)度使，這些節(jié)度使手里握著兵權(quán)、行政權(quán)、財權(quán)，簡直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到天寶初年，邊鎮(zhèn)兵力達到四十九萬，占全國總兵力的88%，而中央禁軍卻戰(zhàn)斗力空虛，形成了“內(nèi)輕外重”的局面。

這時候，安祿山出現(xiàn)了。他靠著討好唐玄宗和楊貴妃，一步步爬到了范陽、河?xùn)|、平盧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位置，手里握著十幾萬大軍，還暗中囤積糧草、打造兵器，野心越來越大。而唐玄宗對他深信不疑，哪怕有人多次提醒他安祿山會謀反，他也根本不信，反而覺得是有人嫉妒安祿山。

終于，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以“討伐楊國忠”為名，在范陽起兵叛亂，安史之亂正式爆發(fā)。叛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洛陽，直逼長安。唐玄宗這才慌了神，倉促之下帶著楊貴妃、楊國忠等人逃亡蜀中，途中發(fā)生馬嵬兵變，楊國忠被殺死，楊貴妃也被迫自縊，唐玄宗眼睜睜看著自己最寵愛的女人死去，卻無能為力。

這場安史之亂，持續(xù)了七年多，把大唐的繁華徹底毀了。老百姓流離失所，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曾經(jīng)的開元盛世一去不復(fù)返。唐玄宗逃到蜀中后，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他成了太上皇，晚年的他，看著自己親手毀掉的江山，滿心悔恨，卻再也無力回天。

其實唐玄宗的轉(zhuǎn)變，從來都不是突然的，而是一步步被驕傲、享樂和權(quán)力腐蝕的。年輕時的他，有危機感，能虛心納諫、任用賢能；晚年的他，沒了敬畏心，沉迷于聲色犬馬，重用奸佞，最終晚節(jié)不保。安史之亂就像一道分界線，把他的一生分成了兩半，一半是千古明君的輝煌，一半是昏庸帝王的悔恨。

說到底，唐玄宗的一生，就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最好寫照。一個帝王，能創(chuàng)造盛世不容易，能守住盛世更難。他用自己的前半生證明了，一個明君能創(chuàng)造怎樣的輝煌；又用后半生警示我們，無論身處何種位置，都不能忘了初心，不能被名利和享樂沖昏頭腦。而這場安史之亂，也成了大唐由盛轉(zhuǎn)衰的轉(zhuǎn)折點，留給后人無盡的唏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