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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美伊博弈｜伊朗的經驗與美國的教條（上）》中，說了伊朗的經驗，今天說美國的教條。

美伊博弈｜伊朗的經驗與美國的教條（上）

所謂美國的教條，是指美國的一種有教條卻又總是在臨界點不斷被打破，以至于無法形成主義的狀態。這樣一種“教條與主義”之間的教條不斷被打破的狀態或許就會成為美國未來贏得這場戰爭的最主要原因。

必須強調，這里的美國指的是美國現任特朗普政府。“教條”則是指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內，以及在第二任期競選期間，特別是在“二進宮”后，不斷挑戰打破美國政治體制以及歷任政府的教條所形成的對包括處理伊朗關系在內的一系列內外政策之后的一種新的狀態。

必須說明，特朗普政府打破的教條甚至可以包括我們對理解認識美國的教條。而這也正是我們總是稱特朗普為“特不靠譜”的主要原因。

美國歷任政府在與伊朗的長期博弈中，積累形成了一些教條的東西。這也是伊朗形成對美關系經驗的原因之一。但在特朗普上臺后，這些教條便開始被逐一打破，2026年，棋盤被掀翻，伊朗的經驗主義就此也就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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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之一是決策邏輯從“漸進威懾”變為“極限施壓”。

以往美國對伊朗施壓遵循的是階梯邏輯：經濟制裁留有余地、軍事威脅保持模糊、外交保留回旋空間。

而特朗普政府卻是將施壓直接拉滿，不留緩沖。具體表現為，把軍事打擊做為常態施壓工具，B-2轟炸機空襲核設施后公開威脅“一夜之間拿下整個國家”；設定具體到小時的“最后通牒”，頻繁重設期限且不一定如期執行；提出包括不得再搞鈾濃縮、切斷與抵抗之弧代理武裝之間的聯系等在內的“15點計劃”，不留妥協余地。

這使得伊朗以往的美國施壓有上限，硬抗就能等來外交轉機的經驗主義徹底失效，無法基于“美國是理性行為體”的邏輯對特朗普政府的下一步動作作出相應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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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之二是軍事目標從“不碰紅線”變為“斬首行動”。

斬首行動是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和奧巴馬時代反復斟酌卻最終放棄的“紅線”。

而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的2020年，就打破禁忌，下令無人機“定點清除”了伊朗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而且這一決策未經國會授權、繞過了國防部常規流程，令五角大樓官員“目瞪口呆”。

伊朗此前的安全經驗是建立在“自身高級將領對美安全”的假設之上的。蘇萊曼尼之死宣告“極限威懾時代”來臨，伊朗此前的報復經驗如襲擊美軍基地但提前預警，對以色列煙花秀式的導彈襲擊，也變得很“宋襄公”了，直至這次最高領袖的被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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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之三是外交規則從“多邊框架”變為“單邊交易”。

奧巴馬時代簽署的《伊核協議》是多邊外交的重大成果，代表了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典范。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顛覆了這一規則，不顧歐洲盟友反對，于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將對伊外交從多邊談判拖入一對一極限施壓，目的是徹底推翻奧巴馬的政治遺產。

伊朗的經驗是在多邊框架內“合縱連橫”，利用中俄歐來制衡美國。但當特朗普“掀桌子”不玩時，伊朗這套多邊平衡術也就瞬間失效，不得不與一個超級大國單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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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之四是話語體系從“航行自由”變為“美國收費”。

“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國在海灣地區軍事存在的核心合法性來源。

而就在現在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中，特朗普卻在要求海峽“自由通行”的同時，公開表示“與其讓他們收，不如讓我們來收通行費”，將國際公共產品與“勝者所得”掛鉤。最新消息是特朗普聲稱要與伊朗一起收費。

伊朗的話語策略本是要揭露美國的“航行自由”實質是“霸權控制”的，但當特朗普直接扯下“維護國際規則”的遮羞布，將目標簡化為“收保護費”時，伊朗立刻陷入了“話語失效”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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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條之五是戰爭敘事從“戰略清晰”變為“戰略模糊”。

傳統戰爭決策強調明確、可預期的戰略目標和退出路徑。

而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戰爭目標卻成了“薛定諤的貓”。魯比奧聲稱伊朗政權必須“改變或離開”，特朗普在戰時全國講話中又明確表示“政權更迭不是我們的目標”。這種模糊性加劇了誤判風險，卻成為了美國對伊政策的“新常態”。

伊朗基于以往經驗判斷美國“不愿陷入中東泥潭”，因此通過展示強硬逼美國退讓。但特朗普的“戰略模糊”又讓伊朗無法準確評估美國升級沖突的決心，導致誤判可能性急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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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就是通過上述并未完整描述出來的行為，系統性打破了美國對伊朗博弈中延續數十年的“政治正確”與決策教條，暴露了美國建制派體系在外交、軍事決策上的僵化與低效，為打破戰略慣性提供了巨大動能。因此，將其看作具有某種“自我創新”意味似乎也不為過。而這也正是在上篇提到的伊朗經驗主義失靈的原因：“伊朗以往針對的是以前的美國，而2026年面對的則是一個新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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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這一點，一位網友在上篇評論欄評論道：伊朗面對的，與其說是新的美國，不如說是＂錯的美國＂。往下看吧，您這里的論述顛倒個位置拿來評論美國更恰當些。

不知這位朋友對特朗普的這種打破教條、自我創新又該如何評論？

至此，《美伊博弈｜伊朗的經驗與美國的教條》上下兩篇就說完了。但相關話題仍值得繼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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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稱，此次美伊戰爭的爆發，其決策者就是個“草臺班子”：特朗普是房地產商、電視真人秀明星；萬斯是靠寫暢銷書起家的“鐵銹男孩”；魯比奧是古巴裔職業政客；赫格塞斯則是新聞主持人。此外，還有白宮幕僚長大媽蘇西·懷爾斯；以地產商，億萬富翁的身份成為美國中東問題特使的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白宮女新聞秘書，不到三十歲的萊維特甚至也能插上一嘴。而只有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才算得上專業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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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又怎樣？這草臺班子就是美國政治體制的產物，表明這種體制既具有極大的“試錯”寬容度，又可以使教條在臨界點被打破，難以形成僵化的教條主義。而這一點，是否正是美國國家政治生命鮮活力的體現呢？

真如此，那美伊之間的博弈結果就愈發顯而易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