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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增值稅發票不僅是企業經營核算的重要憑證，更是國家稅收征管的核心載體。然而，隨著融資需求的不斷增加，部分市場主體以“貿易”為名、行“融資”之實，通過虛構交易背景虛開增值稅發票，試圖掩蓋融資實質、規避監管要求，卻不知此類行為早已觸碰法律紅線，可能牽扯出多項刑事罪名。

融資性貿易是虛開增值稅發票的高發溫區

要理解虛開增值稅發票在融資性貿易中的罪名關聯，首先需明確融資性貿易的核心特征與虛開行為的內在聯系。所謂融資性貿易，并非法定的交易模式，而是指參與貿易的各方主體，以商品交換為幌子，依托貨權、應收賬款等財產性權益進行短期融資并獲取收益的貿易形式，其核心本質是“以貿易之名，行借貸之實”。在這種交易模式中，虛開增值稅發票并非偶然行為，而是支撐整個融資鏈條運轉的“必備工具”，二者形成了“融資需求驅動虛開行為，虛開行為支撐融資模式”的惡性循環。

融資性貿易中，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邏輯往往圍繞“虛構交易、完善鏈條、掩蓋實質”展開，其典型操作模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閉環交易虛開，即構建“A→B→C→A”的循環貿易鏈條，貨物“走單不走貨”，資金空轉循環，各方為匹配“貿易”形式，開具與虛構交易對應的增值稅發票，無任何真實貨物流轉作為支撐。

二是多層嵌套虛開，通過3-5家關聯企業層層轉手，增加交易復雜性，各環節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以此放大開票金額，掩蓋融資的真實目的。

三是貨權憑證造假虛開，通過偽造倉單、提單、質檢報告等貨權憑證，虛構貨物流轉痕跡，再以虛假憑證作為開票依據，開具與實際交易不符的增值稅發票。

從行為動機來看，融資性貿易中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背后，往往隱藏著三重核心需求：

一是滿足融資資質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通常要求貿易背景真實、“四流合一”才會提供融資，虛開發票成為企業滿足融資條件、獲取資金的“必要手段”；

二是平衡稅負需求，融資性貿易中上游企業開票產生銷項稅額，下游企業若不開票則會導致稅負失衡，因此需通過虛開進項發票抵扣銷項，形成“虛開—抵扣—再虛開”的循環；

三是虛增業績需求，部分國企為做大營收規模、滿足考核要求，通過融資性貿易虛增交易額，虛開發票則成為“美化報表”的工具。

正是這種“虛構交易+虛開發票”的操作模式，使得融資性貿易成為虛開增值稅發票的高發溫床，而虛開行為本身，又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會與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交織，進而牽扯出多項罪名。

虛開增值稅發票關聯的主要刑事罪名

結合融資性貿易的實踐場景，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可能涉及的罪名，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為核心，同時還可能牽連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騙取出口退稅罪等，甚至在特定情況下觸及逃稅罪、合同詐騙罪等罪名。這些罪名并非孤立存在，往往根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客觀行為及危害后果，形成不同的罪名適用情形，以下結合融資性貿易案例逐一解析。

（一）核心罪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融資性貿易中最常見、最核心的罪名，也是我國刑法打擊危害稅收征管犯罪的重點。根據《刑法》第205條及“兩高”相關司法解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之一的犯罪，其核心打擊的是“騙取國家稅款”的行為。

在融資性貿易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認定需滿足“主觀目的+客觀后果”的雙重標準。根據2024年施行的“兩高”司法解釋，若行為人以融資、虛增業績等為目的，不以騙抵稅款為目的，且未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不構成此罪；但如果主觀上具有騙取國家稅款的故意，客觀上造成國家稅款損失，則構成此罪。司法實踐中，融資性貿易中構成此罪的典型情形主要有兩種：一是無貨虛開，即虛構買賣合同，無任何貨物流轉卻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虛開稅額1萬元以上即入罪，50萬元以上屬“數額巨大”；二是有貨虛開，雖有少量貨物交易，但開具的發票數量、金額與實際交易嚴重不符，稅額差異部分被認定為虛開金額，若用于抵扣稅款并造成損失，即構成犯罪。

需要注意的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量刑較重，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單位犯罪實行“雙罰制”，即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這也是融資性貿易中相關主體面臨的最嚴重的刑事風險。

（二）關聯罪名一：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在融資性貿易的虛開鏈條中，除了直接虛開行為，“買賣發票”的行為也極為常見，由此引發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根據《刑法》第208條、第206條及相關司法解釋，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指違反國家發票管理法規，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指違反國家發票管理法規，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二者均以發票的“非法買賣”為核心構成要件。

在融資性貿易中，這兩個罪名的適用場景主要分為兩種：一是融資主體為平衡稅負，在虛開銷項發票后，通過支付“開票費”“稅點”等方式，從第三方非法購買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此時融資主體構成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二是部分企業或個人充當“發票中介”，明知融資性貿易中的交易是虛構的，仍向相關主體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賺取非法收益，此時出售方構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根據司法解釋，非法購買、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票面稅額20萬元以上，或20份以上且票面稅額10萬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其量刑力度僅次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可見我國對發票非法買賣行為的嚴厲打擊態度。

（三）關聯罪名二：騙取出口退稅罪

若融資性貿易涉及出口業務，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還可能牽連騙取出口退稅罪。根據《刑法》第204條及相關司法解釋，騙取出口退稅罪，是指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行為，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騙取出口退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涉出口的融資性貿易中，部分企業為獲取出口退稅，虛構出口貿易背景，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出口報關單、提單等憑證，向稅務機關申報出口退稅，騙取國家稅款。這種行為既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又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根據法律規定，應從一重罪處罰，即按照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

（四）其他牽連罪名：逃稅罪、合同詐騙罪

除上述核心及關聯罪名外，融資性貿易中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還可能根據具體情形，牽連逃稅罪、合同詐騙罪等罪名。

逃稅罪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區別在于，逃稅罪的核心是“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核心是“虛開發票”。在融資性貿易中，若企業通過虛開增值稅發票，虛假申報、隱匿收入，達到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目的，且逃稅數額較大、占應納稅額10%以上，即構成逃稅罪。例如，某融資性貿易企業通過虛開進項發票抵扣銷項，同時隱匿虛構交易產生的收入，逃避繳納企業所得稅，逃稅數額達500余萬元，占應納稅額的25%，最終被認定構成逃稅罪，面臨補繳稅款、滯納金、罰金及刑事責任的雙重處罰。

合同詐騙罪則主要適用于融資性貿易中，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貿易合同（即虛構融資性貿易的交易背景），虛開增值稅發票作為“履約憑證”，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資金，數額較大的情形。例如，某企業以融資性貿易為名，與多家企業簽訂虛假的買賣合同，虛開增值稅發票騙取對方貨款，將資金用于自身揮霍，無法歸

還，最終被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數罪并罰。

結語

隨著我國稅收征管力度的不斷加大，“以票控稅”的監管體系日益完善，任何試圖通過虛開發票掩蓋違規融資、騙取國家稅款的行為，終將被依法查處。市場主體唯有堅守真實貿易原則，強化合規管理，才能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避免陷入“融資不成反獲罪”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