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冬宮廣場。

一群手無寸鐵的工人，帶著妻兒，舉著沙皇的畫像，來請愿。迎接他們的，是軍隊的子彈。

這一天叫“血腥星期日”。它讓俄國人民對沙皇死了心，也讓革命的火種開始燃燒。今天咱們就聊聊這一天。

要真正理解那天發生了什么，我覺得得先搞明白當時的俄國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別的不說，就說沙皇尼古拉二世這個人吧。他1894年上臺，接手的是一個龐大但問題重重的帝國。這人倒不壞，對老婆孩子那叫一個好，可他腦子里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他是上帝選中的，權力是神授的，誰也別想從他手里分走一丁半點。

有次他跟親戚聊天時直接說了：“我絕不會同意建立代議制政府，因為我認為那對上帝托付給我的人民有害?！彼X得自己不放手，反而是對人民好。

可問題是，俄國社會已經在變了。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廢了農奴制，雖說改革不徹底，農民還是窮得要命，但畢竟把人從地主的完全控制下松了綁。工業化的浪潮也涌進來了，工廠一個接一個地建，工人隊伍噌噌地漲。

到了十九世紀末，圣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大城市里，已經聚集了大批產業工人。這些人跟農民不一樣，農民分散在各村各莊，互相之間聯系少，可工人扎堆在工廠里，天天一起干活、一起受苦，自然而然就有了抱團的意識。

工人的日子過成啥樣呢？我簡單說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么他們心里憋著火。那時候一天干12個小時是家常便飯，有的廠子甚至更長，工資低得可憐，勉強糊口都費勁。工傷事故頻發，可工人受了傷，別說賠償了，搞不好還被一腳踢出廠門。工人想聯合起來爭取點權益？門兒都沒有。罷工是非法的，工會是不讓建的，誰要是敢帶頭鬧事，警察立馬就來抓人。你看請愿書里工人自己寫的話：

農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雖然1861年就“自由”了，可他們還得向政府交贖地費，土地少得可憐，根本養不活一家人。到1903年的時候，農民欠政府的稅款和贖地費累計已經高達1.18億盧布。吃不飽飯怎么辦？只能到處找活干，有的農民為了找口吃的，能走上幾百公里。這種情況下，農村里也是暗流涌動，動不動就有人放火燒地主的莊園、搶糧食。

除了工人和農民，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也不消停。波蘭人、芬蘭人、格魯吉亞人，還有波羅的海那片的，都對俄羅斯化政策憋了一肚子氣。拿猶太人來說，他們被限制住在特定區域，不能隨便買地，上學的名額被卡得死死的，連當兵都不能進海軍或近衛軍。這么多種矛盾攪在一起，俄國就像個火藥桶，就差一根引信了。

1904年，這根引信還真就點著了——日俄戰爭打起來了。說起來也是諷刺，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來想靠一場小勝仗來提振民心、鞏固統治，結果俄國軍隊被日本打得找不著北。旅順口丟了，對馬海峽一戰，波羅的海艦隊幾乎全軍覆沒。消息傳回國內，老百姓都傻了：“咱們不是大國嗎？怎么連小小的日本都打不過？”沙皇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意思就是，不管加邦本人是啥動機，工人群眾走上街頭反抗壓迫，那是必然要發生的事，加邦只是恰好站在了那個位置上。

到了1905年1月初，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罷工了，很快蔓延到其他工廠，罷工人數蹭蹭漲到了十幾萬。加邦跟工人們商量，決定搞一次大的——組織一場和平示威，去冬宮向沙皇遞交請愿書。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們穿著最好的衣服——盡管那些衣服又舊又破，但在他們心里，這是去見“小父親”沙皇，得體面點兒。他們手里舉著圣像、沙皇的畫像，唱著圣詩和愛國歌曲，浩浩蕩蕩地向冬宮走去。

這份請愿書的內容，我仔細讀了一遍，說實話，一點都不激進，甚至可以說相當克制。工人和農民提的要求，說白了就是想活得像個人樣。他們要求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工傷保險，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要求建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面哪一條過分了？擱在今天，這都是基本人權。可在當時的沙皇俄國，這就是大逆不道。

請愿書最后那段話讀著真讓人心酸：

工人們是抱著必死的決心來的，但他們仍然相信沙皇會聽他們的。在他們的想象中，沙皇是被壞大臣蒙蔽了，只要知道了人民的苦難，他一定會出來主持公道。這種對“好沙皇”的幻想，在當時的俄國農民和工人中非常普遍。他們分不清沙皇和沙皇制度，覺得壞的是那些貴族官僚，沙皇本人是好的。

可惜現實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1905年1月22日——俄歷1月9日——那天早上，圣彼得堡還是零下十幾度的嚴寒。人群從四面八方涌向冬宮，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變成了十幾萬，據說最多的時候有二十萬人。他們不知道的是，尼古拉二世前一天就跑到皇村去了，根本不在冬宮。也就是說，工人想見的“小父親”，早就躲起來了。

冬宮外的廣場上，軍隊已經列好了陣。有步兵，有哥薩克騎兵。士兵們端著槍，緊張地看著越聚越多的人群。起初他們還對空鳴槍示警，想讓人群散去。但人太多了，后面的推著前面的，加上天冷，大家都不想走。然后，不知道是誰下的命令，或者是哪個士兵先繃不住了，槍口對準了人群。

槍響了。

第一排的人像割麥子一樣倒下去。人群炸了鍋，尖叫著四散奔逃。哥薩克騎兵揮舞著馬刀沖進人群，馬蹄踏過倒在雪地里的人。鮮血濺在白雪上，觸目驚心。事后官方公布的數字是96人死亡、333人受傷。但誰都知道這數字是假的。反對派說死了4000多人，比較保守的估計是死傷超過1000人。不管哪個數字準確，那一天，沙皇的“金身”被打碎了。

加邦神父在混亂中逃走了，后來有人指責他是警察的密探，是故意引誘工人去送死的。1920年代蘇聯出版的資料直接給他定性為“沙皇保安機關密探”。但也有材料顯示，加邦事先確實通知了當局他要組織游行。我覺得吧，加邦這人到底是不是臥底，可能永遠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天去冬宮的工人，沒有一個是想去鬧革命的。他們只是想跟沙皇說說話，訴訴苦。他們至死都相信沙皇是好的。這種信任，被一排排子彈打得粉碎。

參加游行的工人后來有人寫下了這樣的話：

從那天起，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沙皇的“仁慈”上了。他們明白了，要想過好日子，只能靠自己。

“血腥星期日”的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遍了整個俄國。各地都炸了鍋。圣彼得堡的工人率先發起總罷工，學生罷課，知識分子跑到街上抗議。2月份，沙皇的叔叔謝爾蓋大公在莫斯科被社會革命黨人炸死。農民們在農村也開始行動了，燒地主的莊園，搶糧食和牲畜。整個俄國像開了鍋的粥，到處都在沸騰。

到了6月，連軍隊都出事了。黑海艦隊的“波將金”號戰列艦上的水兵因為受不了長官的虐待和發霉的伙食，干脆起義了，把軍官扔下海，自己開走了戰艦。這艘戰艦在敖德薩港外晃悠了好幾天，岸上的人看著它，心里都在想：連軍隊都不聽沙皇的了，這世道真的要變了。

整個1905年，俄國就在這種動蕩中度過。10月的時候，全國鐵路工人罷工，交通癱瘓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幾乎陷入停滯，煤氣和電燈都滅了，商店關門，連自來水都只能定時供應。就是在這次大罷工中，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成立了——這個“蘇維埃”說白了就是一個罷工委員會，后來在1917年革命中成了核心組織。

沙皇尼古拉二世這時候終于慌了。他本來想硬到底，用軍隊把所有反抗都鎮壓下去。但他的顧問維特告訴他：陛下，光靠硬的不行了，得給點甜頭。于是1905年10月30日，沙皇發表了《十月宣言》，承諾給人民“公民自由”，建立國家杜馬（議會），沒有杜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

這個宣言一出，自由派的人高興了，覺得終于盼到了憲政。但工人和農民不買賬——他們已經不相信沙皇了，而且他們想要的不是空頭支票，是實實在在的土地、面包和八小時工作制。列寧后來評價1905年革命時說，這是一次“總演習”。意思是說，革命還沒真來呢，這只是一場彩排。

但不管怎么說，沙皇靠這招暫時穩住了局面。軍隊從遠東調回來了，對各地起義進行血腥鎮壓。到1906年初，革命基本平息了。第一屆國家杜馬倒是開了，但沙皇看它不順眼，沒過多久就解散了。第二屆也是這樣。沙皇骨子里還是那個死抱著專制不放的人，什么憲政、什么杜馬，都是被逼無奈才給的，一有機會就想收回來。

回過頭來看“血腥星期日”這場悲劇，我覺得最可悲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這場屠殺本來可以避免。工人去找沙皇，不是為了造反，是為了求他救命。如果他們真想去打仗，不會帶著老婆孩子，不會穿著過節的衣服，更不會舉著沙皇的畫像。他們錯就錯在還相信沙皇。而沙皇呢？他連見都沒見這些人，直接派兵開了槍。他以為自己是在維護統治，實際上是在挖自己的墳。

歷史后來給了答案。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布爾什維克處決。那些在“血腥星期日”倒在廣場上的人，如果知道十幾年后沙皇的下場，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但我常常在想，1905年1月22日那天，如果尼古拉二世不是躲在皇村，而是走出來，走到那些工人中間，哪怕只是說一句“我知道了，我會想辦法”，俄國的歷史會不會不一樣？

也許吧。

但槍聲一響，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那一天，工人失去了對沙皇最后的幻想，而沙皇失去的，是整個帝國。